南齐齐武帝遭遇了什么打击导致其最终病故?
永明十年夏四月十五日辛丑,大司马豫章王萧嶷薨,年四十九。这是齐武帝萧赜自父亲萧道成死后遭受的最大打击。萧赜与萧嶷一母所生,兄友弟恭,关系十分融洽,正如萧赜自己所说,友于之深,情兼家国。无论接见故交好友,还是机密事宜,即便在萧赜所喜爱的景阳楼这样的私密场所,往往也唯豫章王一人在席。对这样贴心手足兄弟的死,齐武帝悲痛万分,半年之间,诏书累下,不能自已,哀痛特至,至冬乃举乐宴朝臣,上欷流涕,以至于再次登上景阳楼时,悲从中来,下令毁去。一直到来年初,太子萧长懋依旧能感觉出父王的悲伤,试图为萧嶷镌勒一通极好的碑文,以慰藉其痛苦。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正辛勤奔波于豫章王萧嶷碑文的文惠太子萧长懋忽然抱病。虽然萧长懋由于肥胖,身体一向不好。但这一次明显不同,齐武帝在探视之后,被近臣察觉面有忧色。很快,太子的病情急转直下,二十五日丙子,文惠太子薨。还没能从萧嶷的死中恢复的齐武帝萧赜,又遭遇当头一棒。
萧嶷的死,在亲情上重创了齐武帝;萧长懋的死,则从感情与政治两方面沉重打击了萧赜的精神。萧齐王朝从草创之初,便确定了系废兴于太子的方针,从父亲萧道成到自己,在太子萧长懋的培养上,花费了无数的心血。而如今皇帝已经五十四岁,垂暮迟迟,朝野上下,从皇帝到百官,都已经认为太子旦暮继体,国家将顺利地延续下去。突然之间晚年丧子,国家无嗣,多年辛苦毁于一旦。萧嶷之死,皇帝还能够诏书累下,痛诉哀思;萧长懋之死,便已经口不能言,上幸东宫,临哭尽哀,只能到灵前痛哭一场。非但是哭丧子之痛,更是哭国本动摇,无以为继。
而上苍似乎也降罪于皇帝本人,从永明十一年三月开始,阴雨绵绵,中间又或夹杂冰雹、大风等等,水旱成灾,风水为祸。五、六、七月,皇帝不仅仅要伤心于家事,还忧心于天下,诏书不断,赈济灾民,免除赋税,忙得不可开交。
这一年,是萧齐永明十一年,北魏太和十七年,齐武帝萧赜五十四岁,魏孝文帝二十六岁。在齐武帝焦头烂额之时,并没有想到,万里之遥的北方,另一场大风波正在等待着自己。
从两年前的太和十五年起,刚刚亲政一年多的魏孝文帝,在北疆的平城开始了自己四海移风,要荒革俗的政治、法律、礼仪等改革。然而旧贵族强大的阻力让孝文帝明白,在旧势力集中的平城进行改革是不可能的。在和元澄等亲贵心腹交流中,孝文帝说:国家从北方兴起,虽然现在富有四海,但毕竟是用武之地,不利于文治,移风易俗,太过困难。唯有中原,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适合的核心。为了减少来自保守的鲜卑贵族的压力,用南征的名义进行迁都,成为魏孝文帝的高明手段。太和十六年四月之后,原本计划将平城建设为万邦来朝中心的计划宣告停止,伴之以秘密的南迁筹划。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从太和十七年春天开始,魏孝文帝大会群臣,亲令龟卜,正式将南伐提上议事日程。并且特别关注了逃亡北方的刘宋王朝遗脉刘昶,将吊民伐罪、为刘氏复仇,作为一个很好的战争借口。
为了对内掩饰迁都的真正战略意图,魏孝文帝并没有对齐武帝萧赜隐瞒南伐的举动。《南齐书·魏虏传》称宏亦欲南侵徐、豫,于淮、泗间大积马刍。十一年,遣露布并上书,称当南寇。在大会群臣之后,正月十四日乙丑,魏孝文帝派遣邢峦、刘承叔二人带领使团,于四月抵达南京,将露布即战书,和孝文帝的亲笔信送到了萧赜的面前。
与此同时,南朝前线的情报人员也向齐武帝发回消息。永明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癸卯,晋安王萧子懋出任雍州刺史,齐武帝敕以边略称:吾比连得诸处启,所说不异,虏必无敢送死理。显然,此时的齐武帝错误地理解了魏孝文帝传递的信息,认为北军只是虚张声势,不会大举南侵。对于北方的部分异动,萧赜让雍州、荆州、郢州各自准备了数千人以作应对,同时吩咐可使人数往南阳舞阴诸要处参觇,将工作重心放在了打探消息和预警上。与此同时,还赐萧子懋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等书,并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也。可见,此时的萧赜最关心的是儿子的成长,并没有将北方的异动放在心上。
在邢峦等人抵达南京,拿到战书之后,齐武帝萧赜依旧判断北方只是虚言恫吓。四月初三日癸未,邢峦、刘承叔等率领使团到达建康。二十三日癸卯,以刘灵哲为兖州刺史;五月二十一日庚午,以萧惠休为徐州刺史。二十七日丙子,以宜都王铿代替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仔细观察这几项变动,刘灵哲乃宿将刘怀珍之子,史传中有其孝义之行而无一丝战功;萧惠休乃萧齐皇室恩主萧思话之子,此前亦无任何战绩。庐陵王子卿,在镇荒唐,嬉戏军事。宜都王的任命显然是因为庐陵王实在不像话。从上述军政调整,我们可以很容易判断出,萧赜对于魏孝文帝的南伐是没有太看重的,边防将领、布置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动,否则不应仅安排幼王与功臣宿将之后驻守徐州、兖州这样的前线重镇,而不安排朝廷的主要武将。显然,齐武帝萧赜此时的形势判断,依然以为北方必无敢送死理。这是萧齐王朝对于魏孝文帝战略意图的一次重大误解。
魏孝文帝的步伐,并没有受萧赜主观意志的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与舆论准备,太和十七年六月初七日,六月丙戌,帝将南伐,诏造河桥,魏孝文帝正式启动了南征计划。与此同时,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阅集洛阳,调动各地州镇兵,向洛阳集结。七月初十日戊午,中外戒严。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部队调配等工作。北方的战争机器全面开动起来,各地军队调动越来越频繁。到了八月初九日丁亥,帝辞永固陵。十一日己丑,车驾发京师,南伐,步骑百馀万,兵锋直指南方。
在万里之遥的平城紧锣密鼓筹备南伐时,迭经丧兄失子之痛又焦心于水旱成灾的齐武帝萧赜病倒了。七月,上不豫。二十日戊辰,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显然,在二十日之前,齐武帝萧赜得到了一条重要的边疆警讯。根据前文萧子懋出镇雍州时萧赜的吩咐,很容易推断出是南阳舞阴等地传来了魏孝文帝诏造河桥、各地州镇兵向洛阳云集的确切消息。这一情报,让朝野上下忧惶万分,认为 戎事不小,又将孝文帝的南伐解读为一场严肃而来势汹汹的战争。
确实,魏孝文帝的迁都,外示南讨,为了胁迫旧贵族南下,动员天下百万大军,声势浩荡。当年苻坚、拓跋焘的南征,也不过如此。那两次南北之战,虽然最后都是南方得胜,但无论淝水、瓜步,南朝都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淝水战胜,谢安尚且断屐齿而不知;瓜步之危,宋文帝北望而悔封狼居胥。如今,这样的国家危亡关头,又出现在齐武帝萧赜与满朝文武的面前。这就是齐武帝萧赜为首的萧齐王朝,对于北方的行动产生的第二次误读。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前后的情形。边疆警讯传来,北方大举南侵,来势汹汹,皇帝原来的形势判断失误,错过了应对的大好时机。皇帝为此忧惧疾笃,紧急派遣陈显达这样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身极鼎将的朝廷爪牙柱石前往北方前线,替代雅好文事的晋安王子懋,统筹战事;朝野上下惶恐万分,如竟陵王萧子良之流开始招募私兵,王融等人开始谋划拥立萧子良,并得到了士族舆论的理解(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可以想见,当其时,整个南朝朝廷与皇帝,其内心惊慌失措与忧惧惶恐到了何等地步。
由于年代的久远,并没有材料可以告诉我们萧赜究竟是何时病倒的。但根据情理推断,从萧嶷、萧长懋的相继去世,从永明十一年开始,萧赜的身体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毋庸质疑的。本纪称七月,萧赜开始不豫,并没有明确系日。紧接着称虏侵边,戊辰,遣江州刺史陈显达镇雍州樊城,戊辰放置在虏侵边之后,不禁让人遐想,萧赜恰巧在此时病倒,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然而无论萧赜的病情源于何时,在七月二十日发展到什么程度,北朝南侵的消息无疑给了他最沉重的一击。
豫章王萧嶷曾对齐武帝萧赜说:古来言愿陛下寿偕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齐武帝萧赜回答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齐武帝萧赜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皇帝,在位期间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府藏内充,民鲜劳役,在统治的后期,甚至开始规划北伐,准备收复中原失地,其雄心与国力,彰显出永明之治是自宋文帝元嘉之后,南朝又一个强大昌盛的年代。然而萧嶷、萧长懋的相继去世,让皇帝处于一种极度虚弱的状态,而魏孝文帝来势汹汹的南伐,把虚弱的齐武帝逼上了绝路。
永明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躺在延昌殿的齐武帝,或许正在回望自己的一生,但更多是在纠结眼前的困境。自己病重垂危,命不久矣;皇太孙刚刚册封,立足未稳;朝野上下,忧心忡忡,流言纷纷。严重而无解的时局,深深地了伤害萧赜的身心。他无法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忧心于皇业艰难,万机事重,更害怕于魏军将至,病情急剧一发不可收拾。就在北边警讯传到不到一个月,派遣陈显达出镇之后仅仅十天,七月三十日戊寅,齐武帝萧赜,留下了不能无遗虑耳的遗言,驾崩于延昌殿,终年五十四岁。而在他死后仅仅七年,赫一时的萧齐王朝,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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