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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62岁时因何事差点患抑郁症?

修庆饰演道光皇帝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的一天,48岁的四川道监察御史、顺天府丞兼学政骆秉章接到皇帝下达的一项旨意,去户部银库查库一年。清廷的中央财政,除皇帝个人花销由内务府负责外,其余部分均归户部管辖。为了管理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银钱、实物等税收,户部特设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个大库,分别存储各省解往京师的税银、绸缎布匹以及铜、铁、铅、锡、颜料、药材等物品,合称“户部三库”。简而言之,户部就是清政府的财政部,户部银库则是国库,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为了稳妥起见,银库的库官库兵一般都由满人担任,但由于经常出现贪污等问题,朝廷除派王大臣进行临时巡视外,还定期派满、汉御史前往户部稽查。

骆秉章:晚清八大名臣之一。广东花县华岭村(现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40岁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56岁放外官,先后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1850年擢任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7日)因病死于成都,终年74岁。

打铁还需自身硬,骆大人查库超前绝后

骆秉章走马上任的当天,管库的四位库官荣庆、公占、荣禄、苏隆额便凑在一起约骆御史到库内介绍银库的“惯例”:银库在收取各地捐项银两时,规定每100两要多收4两,其中2两归库丁,2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俗称“四两平”。骆秉章不动声色地问:那一年有多少呢?答曰:一年下来大约有二万多两“辛苦钱”。骆秉章又问:这种搞法上面知道不?如知道则能收,如不知道我则分文不取。库官们一时语塞,就大着胆子说道:多年来都是这样做的,算是咱银库的行规,骆大人如果不收,我们也是要收的。骆秉章说:收这笔钱如果违规,你们要想好了;如果不违规,我也不管你们。我做事的准则向来是不授人以把柄。如果我收了此钱,以后还如何去查库呢?

骆御史一本正经,摆出一副“打铁还要自身硬”的样子,让库官们很着急。为了试探一下骆的真实想法,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和骆交涉,说四两平既不收,那就作为银号捐官的款项上交,银号稍作表示,一年下来,骆大人也有万余两的外快。骆再次谢绝:这笔钱摆明了不合法,明辞而暗受,我不会做的。骆三番两次拒不接受银库的“潜规则”,让库官们觉得来了个不识时务的“另类”。没过多久,他们又托骆秉章的同乡李某来进言,说各银号给他准备了到任礼,共7000两。以后一年三节,每节也送7000两。也就是说只要骆同意,光此项他查库一年可有28000两银子进腰包。

各银号为什么如此慷慨?其实送此重礼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过求都老爷勿挑斥”。原来,清朝可以用钱去捐官,说穿了就是花钱买官做。多年以来,各地捐官的钱,通常都是由银号汇齐了再送到银库。各银号都很狡猾,他们送来的银两经常“以少作多,银色低潮”,以四五百两充六七百两甚至更多。还有就是以成色不好的银子充成色好的。比如用含银百分之九十的,充含银百分之九十九的。这样就相当于少送了百分之九。银库官员收了重礼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国有资产被围猎,国库亏空严重。

面对诱惑,骆秉章态度鲜明地说:公事公办,足色足秤上缴,我当然不挑剔;若以少充多,银色低潮就要挑。骆说到做到,有一次到库内抽查,发现有名库丁以拿错砝码为名将收的银子多算了十余两,当场将该库丁重责了四十大板。

骆秉章在严厉查库的同时,也洁身自好,每月在库只收饭食银38两,甚至在年中,也将所得的饭食银分100两给车夫和跟班,严格管束下属在库内捞取好处。

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潘的儿子为亲戚捐个小官,其家丁和银号的伙计携银800两上缴,被骆发现短缺25两。骆告知家丁:银子还差25两,必须补足,不然只好由我代补。次日,潘家只好补足欠银。这种情况让大家看傻了眼,这骆老爷如此认真查库,我等难于舞弊呀。潘相是他的老师,他都不徇私情,更何况他人?

在骆秉章的严厉监督之下,库丁无法以少充多,也不能用成色次的银子充好,当然也就无法收取贿赂。被挡了财路的库官们决定到上面活动,将骆弄走。他们想出的方法竟然是花钱让骆秉章升官走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好有不负责查库的京畿道监察御史的职位空缺,于是库官联络银号四五人竟凑了7000两银子到骆的上司副宪大夫、左副都御史帅承瀚家打点,想让骆能上位补缺,好在被其家人察明来意,轰出门去。

此事一经传出,骆秉章查库的廉洁事迹比现在的专场报告会还来得快,一下子就在京城传开了。后来荣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伊,此人是大学士穆彰阿的一个晚辈亲戚,他向穆中堂辞行时,穆很担心地说:你出库以后,银库的事情我一无所闻,实在不放心。荣禄说:中堂且可放心,现在骆御史查库事事认真,又不收陋规,库丁都怕他,他在银库不会有事的。穆彰阿说:四两平都不收吗?荣禄说,不收。穆彰阿感慨万千,说:此人是我门生,真是个体面之人。从那以后,穆对骆更加器重。有一次他召见骆说:你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骆笑曰: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从两人交谈中可以看出,穆彰阿其实也深知国库的积弊,那就是库官、御史徇情受贿,中饱私囊的事实。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国库被盗终于案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想为其子张利鸿报捐知州。农历十一月初二,张家人将银子共11474两分装11袋送至户部。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先是将第2袋误报成了第3袋,见没其他人注意,便继续蒙混。在收第7袋时,他便报为第10袋。等全部手续完成后,便少收了4袋银子。当张家人想将银子悄悄带出库门时被库丁们发现,大家先是上前索分,继而哄抢。赃银分完后,当天没上班的库丁以及银号相关人等便到张亨智处,以举报相要挟,意图敲诈,但被张喝骂而出。于是这帮人联名到衙门控告,最终引发了道光年间国库被盗大案(或称户部亏空大案)的导火线。

由于案情重大,此案直接上报了道光皇帝。道光帝不笨,立马想到“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多年捂着的盖子终于被揭开,史载“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惟勤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经查对户部送来的账簿,以及到实地盘点清查,发现银库亏空严重。账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即是说短少或被盗之银达925万两以上。

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道光皇帝击倒。血淋淋的事实就差没把他整出个抑郁症来。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2岁高龄。他执政面临的最大内忧就是财政问题。鸦片战争用尽了国库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在和洋鬼子开战的同时,黄河也不争气,连年决口。堵决口,赈灾民,道光帝又把2300万两白银扔到了水里。

面对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心痛不已。这个以节俭著称,号称“史上第一抠门皇帝”的道光早餐连鸡蛋都舍不得吃,中餐也只限于四菜,还没达到现在领导干部“四菜一汤”工作餐的标准。皇后生日庆宴,他只准宰猪两头,竟然用打卤面招待群臣。而且他带头反对奢靡之风,龙袍都打了补丁,以至于下面的大臣为了忽悠他,也争相将自己的新朝服打上补丁来上朝。道光帝深知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4000万两,国库也就积存1200万两。

可是当他听到可怜的那点国库积蓄也不过是个账面数据,实际只有不到300万两银子时,其心情可想而知。

震怒之余,道光帝痛责诸臣:……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为了把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盗库案查清,道光帝派宗室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组成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决定将案子一查到底。

难防的是家贼,库兵作案手段花样百出

在道光皇帝的高压下,调查组的工作效率空前。很快查清基本案情,结论是925万多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巨大亏空则属库兵盗银经年累月,积少成多所致。

库兵如何盗银?要知道银库每逢搬库,无论寒暑,库兵都要脱得一丝不挂,裸体从堂官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工作服。搬运完毕,脱下工作服再光溜溜而出,至大堂前再次接受检查。检查时,库兵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并跳起来张嘴学鹅叫,以防止他们有所夹带。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库兵偷银子的办法花样百出,但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谷道藏银”。就是将银子包上猪油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如果用点儿松骨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吃苦头的,而且要常练习。只不过为了偷得银子,这些库丁也顾不得菊花残,满腚伤了。第二个办法是“茶壶带银”。冬天,壶里装上茶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此外,还有“猕猴盗银”,这个奇招值得一提。银库为了避免偷窃,曾经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内库。库兵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见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就教猕猴吸食鸦片,等到猕猴上瘾之后,再教它去偷银子换鸦片。于是,每当猕猴的烟瘾来了,就会去为库兵偷银子。猕猴动作敏捷,小巧玲珑,钻蹦跳跃,事半功倍,成为库兵盗窃库银的得力帮手和帮凶。

调查报告出来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清政府上一次大规模清查银库是嘉庆五年(1800年),43年间,年年都有查库,对库兵监守自盗竟没一个人察觉,谁信呢?

其实嘉庆、道光年间银库的查库机制早已经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以前的干部调研、考核和检查一样,开个座谈会,翻翻账本,检查一下档案,大不了再看下现场,煞有介事地指点一下,提出几条工作要求,然后收个红包走人。据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嘉道时期,一旦逢皇上命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必献上规银3000两,御史之仆从门包亦可得银300两。机制之弊,由此略见一斑。

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报告里不敢提,道光帝心里明白得很,就是银库收银多年来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没有按账面数字收得实银。

想到这些,道光帝的火又上来了。好,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他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之库丁银匠比律应行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在库外当差之栅栏库丁及该库皂隶亦应量减处绞,妻妾子孙均流放二千里安置。

对于失职、渎职,职务侵占的大臣,道光帝下令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人等着逐细查明,严行治罪。为了追缴库银,尽可能地减少国库损失,道光帝又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12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管库大臣着每月罚赔银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已故各员按数减半。

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共有320余位官员出任户部司员或查库御史,任职时间在1年左右为最多。这些官员无论公忠廉能与否,一律进行追罚。

道光帝对银库案的处理态度坚决,就连最受他信任、亲近的高官也不能幸免。比如道光朝身任宰辅多年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也因库案所涉,被减半罚赔银2万余两。其时人已去世,由其子照数赔补。其子赔补1万两后因病身亡,又改由其孙继续补缴。曹振镛如此,其他人不问可知。

骆秉章也无法幸免。他因查库一年有余,工作失察被先行革职,再被罚赔款12800两。一向清廉的骆大人去哪弄这么多钱交罚款呢?好在他的朋友圈给力。亲家伍承禧、门生吴廷溥、同乡梁铁山、宋萼楼等人纷纷出手相助,终于筹得如数款项交到户部。

前面提到的骆秉章的两位恩师,当朝权贵潘世恩和穆彰阿也各因查库两次失察双双被罚银12000两。

皇帝点赞,骆秉章在官场崛起

银库被盗大案给道光帝带来的重创不仅是钱财的损失,更多的是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开始对身边的王公大臣和满朝文武心灰意冷,对谁也不敢再相信。但思前想后,道光帝又有点不甘心,难道我大清官场到了一片漆黑的地步,在银库案中就没有一个清廉官员了吗?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侥幸问左右,有没有哪位官员没有收过规银?结果得到回复,至今只有御史骆秉章非但“己身不染”,而且“仆隶亦不受丝毫”。听说还有一位廉吏,道光帝极为高兴,一直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黑沉沉的脸也难得有了一丝笑容。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不以为然,那骆大人深知银库之弊,既不能改陋规,建章立制;又不敢捅黑幕,向上举报,好像也算不得什么清官、好官。那我们听听心里很受伤很受伤的道光皇帝是如何说的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年底,骆秉章在被撤职后很快恢复工作,被任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此时,骆大人51岁,已过知命之年。

道光皇帝特地召见骆秉章,发表了一番通情达理、体恤入微、语重心长的谈话,文言译成白话,大约是如下几层意思――

你那年查库做得不错,不光是我知道,可以说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你读过书,清廉二字是本分,你的品格还是读书人的品格。我知道你在银库当差想为国家出力,事事整顿。别人都愿意做的事,你不愿做。无奈是积重难返,靠你一个人哪能挽回?况且银库工作量之大,也不是你一人能够清盘核查的。可见当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当臣子有臣子的难处。

大家都知道银库亏空,但也没个准数,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敢向我奏明?即便王大臣、管库大臣知道银库亏损,但在未得准数情况下也不敢奏我的。如果你知道银库短缺900万两之多,你肯定没有不奏之理。可是即便奏了我,我就是将所有库官御史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撤职的撤职,调动的调动也是于公事无济。

今日有此案,你的名声更大了,没有此案,我也不知道你,更不知道你内心到底想些什么,我现在赏你右庶子职务,这是读书人升职的必须途径,你不要看只是五品,你以前的府丞是四品,但也不过是四品,你好好做学问,好好做官,将来好为国家办事……

这是道光皇帝表明态度和立场的真心话,既有对骆在银库有所为的肯定和赞许,又有对骆有所不为的理解和包容,更多透露的信息则是将来要重用骆秉章。

“升封疆,其见知自此始”。国库被盗大案成就了骆秉章。在清廷上下官员大都非贪即占的一片浑浊中,他以廉洁奉公的良好品行进入了大清皇帝视野。此后他被派到山东、河南和江苏三省去做巡视大员,专门整肃官场风气。其后又出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和四川总督……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成就了他作为一名汉籍官员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