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62岁时因何事差点患抑郁症？
道光二十年（1840年）十月的一天，48岁的四川道监察御史、顺天府丞兼学政骆秉章接到皇帝下达的一项旨意，去户部银库查库一年。清廷的中央财政，除皇帝个人花销由内务府负责外，其余部分均归户部管辖。为了管理从全国各地征收上来的银钱、实物等税收，户部特设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个大库，分别存储各省解往京师的税银、绸缎布匹以及铜、铁、铅、锡、颜料、药材等物品，合称“户部三库”。简而言之，户部就是清政府的财政部，户部银库则是国库，类似于现在的中央银行。为了稳妥起见，银库的库官库兵一般都由满人担任，但由于经常出现贪污等问题，朝廷除派王大臣进行临时巡视外，还定期派满、汉御史前往户部稽查。
骆秉章：晚清八大名臣之一。广东花县华岭村（现广州市花都区炭步镇华岭村）人。40岁中进士，先后任翰林院编修迁江南道、四川道监察御史、工科给事中、鸿胪寺少卿、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56岁放外官，先后任湖北按察使、贵州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1850年擢任湖南巡抚。1860年升调四川总督。1867年12月12日（农历11月17日）因病死于成都，终年74岁。
打铁还需自身硬，骆大人查库超前绝后
骆秉章走马上任的当天，管库的四位库官荣庆、公占、荣禄、苏隆额便凑在一起约骆御史到库内介绍银库的“惯例”：银库在收取各地捐项银两时，规定每100两要多收4两，其中2两归库丁，2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俗称“四两平”。骆秉章不动声色地问：那一年有多少呢？答曰：一年下来大约有二万多两“辛苦钱”。骆秉章又问：这种搞法上面知道不？如知道则能收，如不知道我则分文不取。库官们一时语塞，就大着胆子说道：多年来都是这样做的，算是咱银库的行规，骆大人如果不收，我们也是要收的。骆秉章说：收这笔钱如果违规，你们要想好了；如果不违规，我也不管你们。我做事的准则向来是不授人以把柄。如果我收了此钱，以后还如何去查库呢？
骆御史一本正经，摆出一副“打铁还要自身硬”的样子，让库官们很着急。为了试探一下骆的真实想法，过了几天，他们又来和骆交涉，说四两平既不收，那就作为银号捐官的款项上交，银号稍作表示，一年下来，骆大人也有万余两的外快。骆再次谢绝：这笔钱摆明了不合法，明辞而暗受，我不会做的。骆三番两次拒不接受银库的“潜规则”，让库官们觉得来了个不识时务的“另类”。没过多久，他们又托骆秉章的同乡李某来进言，说各银号给他准备了到任礼，共7000两。以后一年三节，每节也送7000两。也就是说只要骆同意，光此项他查库一年可有28000两银子进腰包。
各银号为什么如此慷慨？其实送此重礼的目的就是一个：“不过求都老爷勿挑斥”。原来，清朝可以用钱去捐官，说穿了就是花钱买官做。多年以来，各地捐官的钱，通常都是由银号汇齐了再送到银库。各银号都很狡猾，他们送来的银两经常“以少作多，银色低潮”，以四五百两充六七百两甚至更多。还有就是以成色不好的银子充成色好的。比如用含银百分之九十的，充含银百分之九十九的。这样就相当于少送了百分之九。银库官员收了重礼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国有资产被围猎，国库亏空严重。
面对诱惑，骆秉章态度鲜明地说：公事公办，足色足秤上缴，我当然不挑剔；若以少充多，银色低潮就要挑。骆说到做到，有一次到库内抽查，发现有名库丁以拿错砝码为名将收的银子多算了十余两，当场将该库丁重责了四十大板。
骆秉章在严厉查库的同时，也洁身自好，每月在库只收饭食银38两，甚至在年中，也将所得的饭食银分100两给车夫和跟班，严格管束下属在库内捞取好处。
军机大臣潘世恩是骆秉章的恩师，潘的儿子为亲戚捐个小官，其家丁和银号的伙计携银800两上缴，被骆发现短缺25两。骆告知家丁：银子还差25两，必须补足，不然只好由我代补。次日，潘家只好补足欠银。这种情况让大家看傻了眼，这骆老爷如此认真查库，我等难于舞弊呀。潘相是他的老师，他都不徇私情，更何况他人？
在骆秉章的严厉监督之下，库丁无法以少充多，也不能用成色次的银子充好，当然也就无法收取贿赂。被挡了财路的库官们决定到上面活动，将骆弄走。他们想出的方法竟然是花钱让骆秉章升官走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好有不负责查库的京畿道监察御史的职位空缺，于是库官联络银号四五人竟凑了7000两银子到骆的上司副宪大夫、左副都御史帅承瀚家打点，想让骆能上位补缺，好在被其家人察明来意，轰出门去。
此事一经传出，骆秉章查库的廉洁事迹比现在的专场报告会还来得快，一下子就在京城传开了。后来荣禄外放山西大同府伊，此人是大学士穆彰阿的一个晚辈亲戚，他向穆中堂辞行时，穆很担心地说：你出库以后，银库的事情我一无所闻，实在不放心。荣禄说：中堂且可放心，现在骆御史查库事事认真，又不收陋规，库丁都怕他，他在银库不会有事的。穆彰阿说：四两平都不收吗？荣禄说，不收。穆彰阿感慨万千，说：此人是我门生，真是个体面之人。从那以后，穆对骆更加器重。有一次他召见骆说：你查库真超前绝后，我必让你再留三年，于大库有益。骆笑曰：此地一年已难办，再留三年，恐无活人矣！从两人交谈中可以看出，穆彰阿其实也深知国库的积弊，那就是库官、御史徇情受贿，中饱私囊的事实。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国库被盗终于案发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库丁张诚保之兄张亨智想为其子张利鸿报捐知州。农历十一月初二，张家人将银子共11474两分装11袋送至户部。由于捐官的人太多，直到傍晚才轮到张家交银。张诚保在银子上秤、验色等过程中，先是将第2袋误报成了第3袋，见没其他人注意，便继续蒙混。在收第7袋时，他便报为第10袋。等全部手续完成后，便少收了4袋银子。当张家人想将银子悄悄带出库门时被库丁们发现，大家先是上前索分，继而哄抢。赃银分完后，当天没上班的库丁以及银号相关人等便到张亨智处，以举报相要挟，意图敲诈，但被张喝骂而出。于是这帮人联名到衙门控告，最终引发了道光年间国库被盗大案（或称户部亏空大案）的导火线。
由于案情重大，此案直接上报了道光皇帝。道光帝不笨，立马想到“此等积惯舞弊之人恐盗用已不止此一次”，于是“钦派大臣将库项全数盘查”，多年捂着的盖子终于被揭开，史载“道光二十三年，库吏分银不均，内自攻讦，其事不能复蔽，达于天庭”。
次年三月二十六日，刑部尚书惟勤向道光帝详细汇报盘查银库的统计结果：经查对户部送来的账簿，以及到实地盘点清查，发现银库亏空严重。账面结余应为1218万余两，但实存白银却不足293万两，即是说短少或被盗之银达925万两以上。
这个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几乎把道光皇帝击倒。血淋淋的事实就差没把他整出个抑郁症来。此时的道光帝已经62岁高龄。他执政面临的最大内忧就是财政问题。鸦片战争用尽了国库3000万两白银，战后赔款对大清的财政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在和洋鬼子开战的同时，黄河也不争气，连年决口。堵决口，赈灾民，道光帝又把2300万两白银扔到了水里。
面对银子花得像流水似的，道光帝心痛不已。这个以节俭著称，号称“史上第一抠门皇帝”的道光早餐连鸡蛋都舍不得吃，中餐也只限于四菜，还没达到现在领导干部“四菜一汤”工作餐的标准。皇后生日庆宴，他只准宰猪两头，竟然用打卤面招待群臣。而且他带头反对奢靡之风，龙袍都打了补丁，以至于下面的大臣为了忽悠他，也争相将自己的新朝服打上补丁来上朝。道光帝深知大清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才4000万两，国库也就积存1200万两。
可是当他听到可怜的那点国库积蓄也不过是个账面数据，实际只有不到300万两银子时，其心情可想而知。
震怒之余，道光帝痛责诸臣：……实属从来未有之事，览奏曷胜忿恨。以国家正项钱粮，胆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丧心昧良，行同国盗贼……历次管库及历次派出查库王大臣，皆系亲信大员，亦复相率因循，毫无觉察，并无一人能发其奸，甚负委任，不知诸王大臣有愧于心否！朕自咎无知人之明！
为了把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盗库案查清，道光帝派宗室载铨、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敬征、兵部尚书裕诚、军机大臣兼工部尚书赛尚阿组成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决定将案子一查到底。
难防的是家贼，库兵作案手段花样百出
在道光皇帝的高压下，调查组的工作效率空前。很快查清基本案情，结论是925万多两白银非一人所偷，也非短期作案；至于案犯基本上可以断定是银库的库兵；巨大亏空则属库兵盗银经年累月，积少成多所致。
库兵如何盗银？要知道银库每逢搬库，无论寒暑，库兵都要脱得一丝不挂，裸体从堂官前鱼贯而入，入库后穿上预先准备好的工作服。搬运完毕，脱下工作服再光溜溜而出，至大堂前再次接受检查。检查时，库兵要平伸两臂，露出两肋，两腿微蹲，并跳起来张嘴学鹅叫，以防止他们有所夹带。
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库兵偷银子的办法花样百出，但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谷道藏银”。就是将银子包上猪油通过肛门塞入体内，如果用点儿松骨药，一次最多能塞80两，能忍受30分钟。这招是要吃苦头的，而且要常练习。只不过为了偷得银子，这些库丁也顾不得菊花残，满腚伤了。第二个办法是“茶壶带银”。冬天，壶里装上茶水，把银子放在茶壶里，出库时打开茶壶盖，将茶壶往下一倒就过去了。实际上，银子冻在茶壶里，自然倒不出来。
此外，还有“猕猴盗银”，这个奇招值得一提。银库为了避免偷窃，曾经驯养了几只猕猴看守内库。库兵观察一段时间之后，见猴子喜欢模仿人的动作，就教猕猴吸食鸦片，等到猕猴上瘾之后，再教它去偷银子换鸦片。于是，每当猕猴的烟瘾来了，就会去为库兵偷银子。猕猴动作敏捷，小巧玲珑，钻蹦跳跃，事半功倍，成为库兵盗窃库银的得力帮手和帮凶。
调查报告出来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既然不是一天所为，也不是一人所偷，为什么时至今日才发现呢？清政府上一次大规模清查银库是嘉庆五年（1800年），43年间，年年都有查库，对库兵监守自盗竟没一个人察觉，谁信呢？
其实嘉庆、道光年间银库的查库机制早已经成为一种摆设。就像以前的干部调研、考核和检查一样，开个座谈会，翻翻账本，检查一下档案，大不了再看下现场，煞有介事地指点一下，提出几条工作要求，然后收个红包走人。据欧阳昱的《见闻琐录》记载，嘉道时期，一旦逢皇上命御史清查银库，库官必献上规银3000两，御史之仆从门包亦可得银300两。机制之弊，由此略见一斑。
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报告里不敢提，道光帝心里明白得很，就是银库收银多年来以次充好，以少充多，没有按账面数字收得实银。
想到这些，道光帝的火又上来了。好，你不仁，休怪我不义。他下了一道狠诏：经手出入及验看银两之库丁银匠比律应行处斩，妻妾子孙均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即在库外当差之栅栏库丁及该库皂隶亦应量减处绞，妻妾子孙均流放二千里安置。
对于失职、渎职，职务侵占的大臣，道光帝下令历任管库司员、查库御史人等着逐细查明，严行治罪。为了追缴库银，尽可能地减少国库损失，道光帝又下令：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历任库官、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每月罚赔银1200两，已故者照数减半；管库大臣着每月罚赔银500两，查库王大臣每次罚赔银6000两，已故各员按数减半。
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共有320余位官员出任户部司员或查库御史，任职时间在1年左右为最多。这些官员无论公忠廉能与否，一律进行追罚。
道光帝对银库案的处理态度坚决，就连最受他信任、亲近的高官也不能幸免。比如道光朝身任宰辅多年的三朝元老、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也因库案所涉，被减半罚赔银2万余两。其时人已去世，由其子照数赔补。其子赔补1万两后因病身亡，又改由其孙继续补缴。曹振镛如此，其他人不问可知。
骆秉章也无法幸免。他因查库一年有余，工作失察被先行革职，再被罚赔款12800两。一向清廉的骆大人去哪弄这么多钱交罚款呢？好在他的朋友圈给力。亲家伍承禧、门生吴廷溥、同乡梁铁山、宋萼楼等人纷纷出手相助，终于筹得如数款项交到户部。
前面提到的骆秉章的两位恩师，当朝权贵潘世恩和穆彰阿也各因查库两次失察双双被罚银12000两。
皇帝点赞，骆秉章在官场崛起
银库被盗大案给道光帝带来的重创不仅是钱财的损失，更多的是让他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开始对身边的王公大臣和满朝文武心灰意冷，对谁也不敢再相信。但思前想后，道光帝又有点不甘心，难道我大清官场到了一片漆黑的地步，在银库案中就没有一个清廉官员了吗？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和侥幸问左右，有没有哪位官员没有收过规银？结果得到回复，至今只有御史骆秉章非但“己身不染”，而且“仆隶亦不受丝毫”。听说还有一位廉吏，道光帝极为高兴，一直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黑沉沉的脸也难得有了一丝笑容。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不以为然，那骆大人深知银库之弊，既不能改陋规，建章立制；又不敢捅黑幕，向上举报，好像也算不得什么清官、好官。那我们听听心里很受伤很受伤的道光皇帝是如何说的吧。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年底，骆秉章在被撤职后很快恢复工作，被任命为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此时，骆大人51岁，已过知命之年。
道光皇帝特地召见骆秉章，发表了一番通情达理、体恤入微、语重心长的谈话，文言译成白话，大约是如下几层意思――
你那年查库做得不错，不光是我知道，可以说满朝文武没有不知道的。你读过书，清廉二字是本分，你的品格还是读书人的品格。我知道你在银库当差想为国家出力，事事整顿。别人都愿意做的事，你不愿做。无奈是积重难返，靠你一个人哪能挽回？况且银库工作量之大，也不是你一人能够清盘核查的。可见当皇帝有皇帝的难处，当臣子有臣子的难处。
大家都知道银库亏空，但也没个准数，这种情况下，你如何敢向我奏明？即便王大臣、管库大臣知道银库亏损，但在未得准数情况下也不敢奏我的。如果你知道银库短缺900万两之多，你肯定没有不奏之理。可是即便奏了我，我就是将所有库官御史杀头的杀头，充军的充军，撤职的撤职，调动的调动也是于公事无济。
今日有此案，你的名声更大了，没有此案，我也不知道你，更不知道你内心到底想些什么，我现在赏你右庶子职务，这是读书人升职的必须途径，你不要看只是五品，你以前的府丞是四品，但也不过是四品，你好好做学问，好好做官，将来好为国家办事……
这是道光皇帝表明态度和立场的真心话，既有对骆在银库有所为的肯定和赞许，又有对骆有所不为的理解和包容，更多透露的信息则是将来要重用骆秉章。
“升封疆，其见知自此始”。国库被盗大案成就了骆秉章。在清廷上下官员大都非贪即占的一片浑浊中，他以廉洁奉公的良好品行进入了大清皇帝视野。此后他被派到山东、河南和江苏三省去做巡视大员，专门整肃官场风气。其后又出任湖北按察使、湖南巡抚和四川总督……官居一品，位极人臣，成就了他作为一名汉籍官员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