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历史网 > 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

光绪皇帝载传:一生无法摆脱西太后,抱着满腹遗憾离开人世

光绪帝载,是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西太后的种种挟制,最终治国抱负被扼杀,个人的家庭生活也被无情地践踏,成为西太后掌中的囚徒,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度过了他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抱着满腹的遗憾和怨恨离开了人世。

一、冲龄践祚聪颖好学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边的醇王府一派节日气氛,豪华庄严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机,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了人世,给醇王府带来了新的欢悦和喜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载。

说起来,小载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他的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载年幼的时候,聪明漂亮,很讨人喜欢,加上他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殇,其他几个弟弟尚未出生,所以深得父母的钟爱,被奕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家庭中,载本可无忧无虑地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西太后以子而贵,现在儿子死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同治帝早死,没有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应从晚辈近亲中选出一个人,为同治帝立嗣,并继承皇位。当时同治帝载字辈之下是溥字辈,按惯例,应从溥字辈中选出一人,继嗣给同治帝并称帝。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西太后将因孙辈为帝而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贵,但从血缘关系看却疏远了很多,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西太后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罢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醇亲王的儿子载继位。载年幼,又与同治帝载淳同辈,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再说,就亲属关系而言,载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御前会议,西太后向到场的宗室贵族、军机大臣等群臣说:皇上的身体很虚弱,若有不测,宗室中谁可继大统?话音刚落,内务府大臣文锡就说:请择溥字辈中贤能者立为皇帝。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脸色陡变,她不再想兜圈子,因此厉声说:溥字辈中没有可立为皇帝的。奕的儿子(载)已经4岁,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位。随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惊惑不已,一个个呆若木鸡,失声大哭,闹成一团。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西太后的阴谋得逞。就在当天,刚刚4岁的小孩子载被迎到宫中,正式继为皇帝,改明年为光绪元年。

光绪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培养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驯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4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他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连醇亲王夫妇都不敢给光绪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候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1881年,东宫慈安太后暴卒,西太后完全掌控了朝政,也完全掌控了光绪帝。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兴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翁同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对师傅的讲解听得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关系十分融洽。翁同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16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析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光绪帝已经是17岁,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垂帘听政名义上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

因光绪已18岁,就是一般老百姓家也该婚娶了。因此在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影响,妃子出身的西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五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她也是西太后的侄女;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5位女子说: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想为自己找一个温柔合意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巡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地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后妃的权力都没有,以后,造成了又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金4126.935两,白银482.4183万,制钱2758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他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真正主宰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惟西太后的旨意行事,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二、抵御外辱力不从心

光绪帝在位的30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还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表现出年轻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法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光绪十年七月马尾海战惨败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还是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顽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愿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却为之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筹备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战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谈判,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 来京请训,奕?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惟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