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天人感应”力量无穷
“天人感应”学说的提出，使得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汉王朝地位的合法，将为自己的威望添加砝码。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有实力进行对外战争，才能 ，才能实现汉帝国几十年来的未来梦想。但可悲的是，儒生从此变得骄横跋扈，甚至目中无人。本来，汉武帝不注重儒生的思想状况，更不希望他们能通过 自身发展其势力。因此，汉武帝在自身思想作风上总是保持多面派，目的就是控制儒生势力的过分膨胀。
尽管如此，现实中的地位已无人 取代，跟以为儒生只是一群无能之辈的汉武帝，却看到儒生渐渐成为利用其自身思想施展政治抱负和政治集团。“天人感应”学说地位的确立，使得儒生彻底掌握了 最高政治裁判权，即当国家出现危机，或天灾人祸时，儒生大肆地利用其自身学说向皇帝和政府提出质询，并深刻影响时事政治。这一点，汉武帝早有察觉，但儒生 的地位已无人撼动，除非废除“天人感应”学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他们能左右天命意识，也能左右天下人的未来命 运。
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政治的特殊解释和批评权，儒生感到自身已绝对安全。因此，他们常常对峙皇帝和政治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正 因为此，汉武帝中晚年时不再单纯地采用“儒家政治”，而是“霸王道杂之”的多面政治思想，其目的就是打压儒生势力，让皇权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绝对权威的地 位上。
汉武帝是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百年之后，却将“儒生特权”的问题交给了他的后人。显然，他的后人不如其手段，在与儒生的较量 中，屡屡败北。这就导致了汉王朝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理论，上天不垂爱某位皇帝时，儒生就又权利站出来指责他，并提出 “顺应天理”的解决方案。
公元前87年，经过长年征战，疆土成倍扩张的汉王朝迎来一个举国阵痛的消息——汉武帝驾崩。是时，汉帝国已 外强中干，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儒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动摇，很可能会提出新的国家合法性问题。但新登记的皇帝汉昭帝却始终未觉察到。而事实却在有条不紊 地向前发展。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之间突然树起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中一颗枯死柳树突然逢春重生，竟长出新芽来。符节令眭弘是董仲舒 的学生，亲自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皇帝和人间，于是就跑到昭帝面前解释，称巨石和柳树都是民间的代表，今它们都能重树新生，是大汉江山的灾难，民 间必有匹夫成为天子。昭帝既为明君，当搜罗天下英才，发布告示，将江山让与有才有德之君，这才是顺天而行，贤明之君。眭弘的上书没多久，即被汉朝廷论为 “大逆不道”，并处以死刑。
眭弘的这一上书，让人看到，“天人感应”学说只是一个统治者的悖论，一旦天下出现不和谐因素，它 一样能攻击统治者。一般人看来，这是情理的变化，但就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思想错误。眭弘的观点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天人感应”理论已被汉武帝培养 起来，根深蒂固，是汉王朝的国基。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时，眭弘这样的理论家当然会利用这一思想，将所谓的天理发扬光大。因此，继眭弘之后， 带有强烈“反汉”色彩的“天人感应”理论层出不穷，最终的结果就是催生儒生顺利改朝换代。
时期，刑名法术大行其道，而儒学 地位渐渐式微。众儒生已按耐不住，蠢蠢欲动。当时，有个名叫盖宽饶的大儒生，上奏皇帝道：“如今圣道凌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与召公，拿 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这 样的上书让皇帝看了，当然要火冒三丈。盖宽饶因为自己大难临头，于是自杀成仁。
汉成帝时期，道士甘忠可创作了道教有史以来首部道教经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中融入了大量儒家谶纬思想，其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很明显，他赤裸裸地提出，汉王朝已穷途末路，需要更有作为君王代替刘氏江山。
当时，甘忠可的弟子遍布乡里，朝廷官员也大有人在，势力庞大。当汉成帝看到此书时，已十分恼火，当即下来将甘忠可拿下，在监狱中死去。甘忠可的理论中掺杂着黄老思想和儒家谶纬政治理念，属杂家。但他的主要观点，还是顺应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
同时，还有一位著名儒学大师，名叫谷永，当面向汉成帝谏言，称汉王朝已穷途末路，如向让天下继续太平下去，就必须更主易朝，否则天下火患不断，民不聊 生，天命逆转。汉成帝自然恼火，并将谷永的谣言消除。就整体看，汉王朝的皇帝们不停地阻止打击这样的妖语，认为这是犯上，是大不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 乎所有儒生都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影响到朝野上下。到汉哀帝时期，随着国势的如意衰敝，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并被动地接受。正因为汉哀帝开明，思想 进步，才让汉朝廷全面接受了“汉王朝已末路”的局面。
公元前7年，汉哀帝继位，时年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皇帝。虽然生活 上怪异，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深刻政治见解，励精图治的皇帝。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汉哀帝渐渐被病魔折磨得无法生活，精神处于焦虑状态。据记载，汉哀帝是个熟读 诗书、才华横溢的明君，但正是因此，才能汉哀帝上演了一出惊天闹剧。
公元前6年，一名名叫夏贺良的儒生见到汉哀帝，并大胆地诤谏道：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是在所难免。要想老刘家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最后，夏贺良自称是当年被处 死、撰写《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的弟子。汉哀帝观察当时情况，并与自身情况结合，认为夏贺良的观点完全正确，于是就同身边大臣商量，自拟一份诏书，昭告天 下，称“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老刘家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 朕自此之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
尽管如此，现实中的地位已无人 取代，跟以为儒生只是一群无能之辈的汉武帝，却看到儒生渐渐成为利用其自身思想施展政治抱负和政治集团。“天人感应”学说地位的确立，使得儒生彻底掌握了 最高政治裁判权，即当国家出现危机，或天灾人祸时，儒生大肆地利用其自身学说向皇帝和政府提出质询，并深刻影响时事政治。这一点，汉武帝早有察觉，但儒生 的地位已无人撼动，除非废除“天人感应”学说。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的权威和国家的命运往往掌握在儒生手中。他们能左右天命意识，也能左右天下人的未来命 运。
正是因为有这种对政治的特殊解释和批评权，儒生感到自身已绝对安全。因此，他们常常对峙皇帝和政治指指点点，要求这，要求那。正 因为此，汉武帝中晚年时不再单纯地采用“儒家政治”，而是“霸王道杂之”的多面政治思想，其目的就是打压儒生势力，让皇权处于一种相对独立、绝对权威的地 位上。
汉武帝是有手段的政治家，但他百年之后，却将“儒生特权”的问题交给了他的后人。显然，他的后人不如其手段，在与儒生的较量 中，屡屡败北。这就导致了汉王朝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地。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天人感应”理论，上天不垂爱某位皇帝时，儒生就又权利站出来指责他，并提出 “顺应天理”的解决方案。
公元前87年，经过长年征战，疆土成倍扩张的汉王朝迎来一个举国阵痛的消息——汉武帝驾崩。是时，汉帝国已 外强中干，内部问题越来越多。儒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动摇，很可能会提出新的国家合法性问题。但新登记的皇帝汉昭帝却始终未觉察到。而事实却在有条不紊 地向前发展。汉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泰山之间突然树起一块巨石；长安上林苑中一颗枯死柳树突然逢春重生，竟长出新芽来。符节令眭弘是董仲舒 的学生，亲自考察之后，认为这是上天在警示皇帝和人间，于是就跑到昭帝面前解释，称巨石和柳树都是民间的代表，今它们都能重树新生，是大汉江山的灾难，民 间必有匹夫成为天子。昭帝既为明君，当搜罗天下英才，发布告示，将江山让与有才有德之君，这才是顺天而行，贤明之君。眭弘的上书没多久，即被汉朝廷论为 “大逆不道”，并处以死刑。
眭弘的这一上书，让人看到，“天人感应”学说只是一个统治者的悖论，一旦天下出现不和谐因素，它 一样能攻击统治者。一般人看来，这是情理的变化，但就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思想错误。眭弘的观点当然是大逆不道。但“天人感应”理论已被汉武帝培养 起来，根深蒂固，是汉王朝的国基。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时，眭弘这样的理论家当然会利用这一思想，将所谓的天理发扬光大。因此，继眭弘之后， 带有强烈“反汉”色彩的“天人感应”理论层出不穷，最终的结果就是催生儒生顺利改朝换代。
时期，刑名法术大行其道，而儒学 地位渐渐式微。众儒生已按耐不住，蠢蠢欲动。当时，有个名叫盖宽饶的大儒生，上奏皇帝道：“如今圣道凌迟，儒学衰败，陛下把刑余之人当成与召公，拿 法、律代替《诗》、《书》。《易传》里面说过，五帝三王拥有天下，就像四季的运转一样，到时候了就必须更换。不符合天命的人，是不能强行占据帝位的。”这 样的上书让皇帝看了，当然要火冒三丈。盖宽饶因为自己大难临头，于是自杀成仁。
汉成帝时期，道士甘忠可创作了道教有史以来首部道教经书《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书中融入了大量儒家谶纬思想，其主旨是：“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很明显，他赤裸裸地提出，汉王朝已穷途末路，需要更有作为君王代替刘氏江山。
当时，甘忠可的弟子遍布乡里，朝廷官员也大有人在，势力庞大。当汉成帝看到此书时，已十分恼火，当即下来将甘忠可拿下，在监狱中死去。甘忠可的理论中掺杂着黄老思想和儒家谶纬政治理念，属杂家。但他的主要观点，还是顺应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
同时，还有一位著名儒学大师，名叫谷永，当面向汉成帝谏言，称汉王朝已穷途末路，如向让天下继续太平下去，就必须更主易朝，否则天下火患不断，民不聊 生，天命逆转。汉成帝自然恼火，并将谷永的谣言消除。就整体看，汉王朝的皇帝们不停地阻止打击这样的妖语，认为这是犯上，是大不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几 乎所有儒生都持这样的观点，而且影响到朝野上下。到汉哀帝时期，随着国势的如意衰敝，皇帝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些观点，并被动地接受。正因为汉哀帝开明，思想 进步，才让汉朝廷全面接受了“汉王朝已末路”的局面。
公元前7年，汉哀帝继位，时年十九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同性恋皇帝。虽然生活 上怪异，但他确实是一位有深刻政治见解，励精图治的皇帝。随着汉王朝的衰落，汉哀帝渐渐被病魔折磨得无法生活，精神处于焦虑状态。据记载，汉哀帝是个熟读 诗书、才华横溢的明君，但正是因此，才能汉哀帝上演了一出惊天闹剧。
公元前6年，一名名叫夏贺良的儒生见到汉哀帝，并大胆地诤谏道： “汉朝气数已尽，改朝换代已是在所难免。要想老刘家继续做皇帝，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必须改纪元、换国号，才能逃过此劫。”最后，夏贺良自称是当年被处 死、撰写《包元太平经》的甘忠可的弟子。汉哀帝观察当时情况，并与自身情况结合，认为夏贺良的观点完全正确，于是就同身边大臣商量，自拟一份诏书，昭告天 下，称“汉朝建国二百余年，气数已尽。但皇天庇佑，又给了我老刘家一次再受天命的机会。朕无德无能，岂敢抗拒！现在宣布改元更号。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 朕自此之后不再是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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