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盐铁会议内外有玄机
公元前87年,病逝于长安城以西的五柞宫,时年70岁,自16岁登基,到此已在皇帝宝座上端坐了54年。中国人惯于称他为“雄主”。这种雄主不 多见,中国人无比敬仰,但就是这种雄主,让大汉王朝的国家基础被动摇,进而使他能够在历史上叱咤风云,成就一番惊天伟业。雄主是百姓内心渴望出现的人物, 不过,雄主的负面作用却总是不被人发现。雄主的背后,往往是一片黑暗。当他离开这个由他塑造的世界时,那它将会变得越来越可怕,甚至让天下人受苦、绝望。
后天二年,汉武帝病逝。他走之后,国家处于一种极度空虚的状态,众大臣认为,这是国家长期对外征战,对内长期紧缩政治所致。而在汉武帝之前,国家空前富 强,百姓生活富裕,国库年年充盈。在此情况之下,汉武帝出现了,他将国库挥霍殆尽,将民财取尽用罄。不可否认,汉帝国的权力制衡系统已彻底被汉武帝的独裁 政治所取代。如果汉武帝身后还有一位更强势的君王,那他的独裁政治就能维持下去,但可惜的是,只有汉武帝一人是强权政治家,他的后人无法取代。为了让国家 长期稳定下去,新皇帝汉昭帝的大臣和五位托孤大臣就不得不重新考虑,重建大汉王朝的权力制衡系统。
首先,霍光是汉武帝的首席托孤大 臣。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汉昭帝的皇帝生涯有条不紊地展开,但有一个棘手问题:汉帝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合事宜。国家经济基础空虚,民间经济一片死气沉沉。在 此情况之下,更多的人生活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汉武帝留下的经济难题是:政府政策与经济行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造成官员极度腐败,民不聊生。中央政府权力 极不平衡,造成官员专横独断,甚至是皇帝也被纳入独裁范围之内。
汉武帝的权力中心必须被打破,否则汉昭帝无法治理国家,首当其冲,就 是赴会汉帝国从前的权力制衡体制。这样才能让国家走向富强,重现“文景之治”的辉煌。根据大臣们的建议,首先要调查民间的生活状况。在此背景之下,再来研 究和实施有关国家和经济政策。汉昭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尤其是霍光,他认为国家经济政策亟需改革,但现在中央一级的官员都脱离群众,不知民间疾苦,全然 坚持汉武帝时期战时经济政策。
基于以上原因,汉昭帝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传达诏书,请三辅、太常等部门各举“贤良”两名,各 地郡国举“文学高弟”一名,进京向皇帝谏言,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经济问题。很快,全国便推举出60多名“贤良文学”来到长安。次年,即公元前81年,汉昭 帝下诏,邀请这些饱读诗书的“贤良文学”进宫,召开一次御前会议。
会议上,中央各大官员悉数登场。会议一开始,中央官员便如饥似渴地 向“贤良文学”们询问地方和民间情况。会议召开到高潮时,中央官员将经济政策梳理了一遍。之后,“贤良文学”们纷纷站起来,认为经济政策中的盐铁、均输、 平准等经济政策必须彻底否决,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以上经济政策最明显的弱点就是官营专卖,对民间生活的影响极为恶劣。当时,“贤 良”是地方下层官员,而“文学”也都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整天与普通百姓在一起,提出的建议当然是符合民意的。“贤良文学”们一致认为,盐铁等经济政策只 适用与战时经济。就前朝来说,这种做法可以大量补给军需,是为战争量身定做的经济政策。对于百姓来说,这是个天大的灾难,只有勒紧裤腰带,支持军队打仗, 谈不上什么生活水品的提高,更谈不上享受生活。现在,“百姓寒苦,流于道路”,就是这一政策造成的。“贤良文学”们的争辩,马上收到有关部分的重视,并承 认是政府经济政策失当,正面回答了百姓生活疾苦的原因。
这一问题告一段落之后,“贤良文学”们针对财政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即政府必须结束官营专卖的政策。表面上,它可以让民间资金迅速收拢到中央财政上,成为政府经济的一部分。殊不知,政府官员与经济行为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势必会让官员贪污腐化,最终导致民不聊天,官员脑满肠肥。在强烈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官员无孔不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朋党杂生,腐败严 重。“贤良文学”们指出,官员“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由此可见,官员是何等腐败无能,搜刮民脂民 膏,却不知一点天下大义。
专卖政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官方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胡乱制造,任意推销,完成任务便溜之大吉,中饱 私囊,造出的农具要么太重,不方便使用;要么太轻,翻不动土地。“贤良文学”们认为,官方卖家为了方便生产,不根据农时和具体耕作计划,按统一时间进行生 产,造成很多农民不能正常生产,损失严重。而且,销售农具的底层官员极不负责,从不安排固定时间和地点进行销售。农民需要农具时,他们不出现,就算出现, 也是在很远的地方。农民往往要穿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农具非常重,家中没有强壮劳动力的农民,往往去不会农具。更可怕的是,官员为了牟利,将农具的价格定 得极高,农民被剥削得体无完肤。
从工作和利益分配两个角度来看,下层官员总是解其所能,将农具生产出来。这必然会导致偷工减料,生产 出来的农具往往不合格。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他们想尽办法,将农具强行兜售给农民,导致一系列反常现象的出现,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就食盐方面,官员不允 许百姓省吃俭用,要求他们每天购买相当数量的食盐,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谋取暴利。
这一系列的质询,让朝廷的官员们很是不安,尤其是负 责此累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两位大臣——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显得浑身不自在,但田千秋是个少言寡语,小心谨慎之人,从不出口失言,所以,他并不 想争辩什么,但桑弘羊耐不住性子,站起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桑弘羊认为,国家垄断山海、盐铁、酒类的销售专卖以及由国家制定各种物价这一系列经济政策,都 是正确的,不容置疑。而且,桑弘羊列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早年实施这一政策,是为了填充国库,供养大批兵强马壮的军队,实施对外作战。如今,国家虽不再大规模外侵,但就此废除专卖制度,国库势必空虚,漫长的边境线上的士兵们该专卖养活?一旦军队给养不足,国家和谈安全,百姓和谈?
后天二年,汉武帝病逝。他走之后,国家处于一种极度空虚的状态,众大臣认为,这是国家长期对外征战,对内长期紧缩政治所致。而在汉武帝之前,国家空前富 强,百姓生活富裕,国库年年充盈。在此情况之下,汉武帝出现了,他将国库挥霍殆尽,将民财取尽用罄。不可否认,汉帝国的权力制衡系统已彻底被汉武帝的独裁 政治所取代。如果汉武帝身后还有一位更强势的君王,那他的独裁政治就能维持下去,但可惜的是,只有汉武帝一人是强权政治家,他的后人无法取代。为了让国家 长期稳定下去,新皇帝汉昭帝的大臣和五位托孤大臣就不得不重新考虑,重建大汉王朝的权力制衡系统。
首先,霍光是汉武帝的首席托孤大 臣。在他的积极推动之下,汉昭帝的皇帝生涯有条不紊地展开,但有一个棘手问题:汉帝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合事宜。国家经济基础空虚,民间经济一片死气沉沉。在 此情况之下,更多的人生活颠沛流离,食不果腹。汉武帝留下的经济难题是:政府政策与经济行为紧密地捆绑在一起,造成官员极度腐败,民不聊生。中央政府权力 极不平衡,造成官员专横独断,甚至是皇帝也被纳入独裁范围之内。
汉武帝的权力中心必须被打破,否则汉昭帝无法治理国家,首当其冲,就 是赴会汉帝国从前的权力制衡体制。这样才能让国家走向富强,重现“文景之治”的辉煌。根据大臣们的建议,首先要调查民间的生活状况。在此背景之下,再来研 究和实施有关国家和经济政策。汉昭帝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尤其是霍光,他认为国家经济政策亟需改革,但现在中央一级的官员都脱离群众,不知民间疾苦,全然 坚持汉武帝时期战时经济政策。
基于以上原因,汉昭帝于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传达诏书,请三辅、太常等部门各举“贤良”两名,各 地郡国举“文学高弟”一名,进京向皇帝谏言,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经济问题。很快,全国便推举出60多名“贤良文学”来到长安。次年,即公元前81年,汉昭 帝下诏,邀请这些饱读诗书的“贤良文学”进宫,召开一次御前会议。
会议上,中央各大官员悉数登场。会议一开始,中央官员便如饥似渴地 向“贤良文学”们询问地方和民间情况。会议召开到高潮时,中央官员将经济政策梳理了一遍。之后,“贤良文学”们纷纷站起来,认为经济政策中的盐铁、均输、 平准等经济政策必须彻底否决,对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以上经济政策最明显的弱点就是官营专卖,对民间生活的影响极为恶劣。当时,“贤 良”是地方下层官员,而“文学”也都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整天与普通百姓在一起,提出的建议当然是符合民意的。“贤良文学”们一致认为,盐铁等经济政策只 适用与战时经济。就前朝来说,这种做法可以大量补给军需,是为战争量身定做的经济政策。对于百姓来说,这是个天大的灾难,只有勒紧裤腰带,支持军队打仗, 谈不上什么生活水品的提高,更谈不上享受生活。现在,“百姓寒苦,流于道路”,就是这一政策造成的。“贤良文学”们的争辩,马上收到有关部分的重视,并承 认是政府经济政策失当,正面回答了百姓生活疾苦的原因。
这一问题告一段落之后,“贤良文学”们针对财政问题,向政府提出了一个至关重 要的问题,即政府必须结束官营专卖的政策。表面上,它可以让民间资金迅速收拢到中央财政上,成为政府经济的一部分。殊不知,政府官员与经济行为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势必会让官员贪污腐化,最终导致民不聊天,官员脑满肠肥。在强烈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官员无孔不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朋党杂生,腐败严 重。“贤良文学”们指出,官员“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由此可见,官员是何等腐败无能,搜刮民脂民 膏,却不知一点天下大义。
专卖政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官方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胡乱制造,任意推销,完成任务便溜之大吉,中饱 私囊,造出的农具要么太重,不方便使用;要么太轻,翻不动土地。“贤良文学”们认为,官方卖家为了方便生产,不根据农时和具体耕作计划,按统一时间进行生 产,造成很多农民不能正常生产,损失严重。而且,销售农具的底层官员极不负责,从不安排固定时间和地点进行销售。农民需要农具时,他们不出现,就算出现, 也是在很远的地方。农民往往要穿山涉水才能到达。有的农具非常重,家中没有强壮劳动力的农民,往往去不会农具。更可怕的是,官员为了牟利,将农具的价格定 得极高,农民被剥削得体无完肤。
从工作和利益分配两个角度来看,下层官员总是解其所能,将农具生产出来。这必然会导致偷工减料,生产 出来的农具往往不合格。为了完成工作任务,他们想尽办法,将农具强行兜售给农民,导致一系列反常现象的出现,国家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就食盐方面,官员不允 许百姓省吃俭用,要求他们每天购买相当数量的食盐,完成工作任务,从而谋取暴利。
这一系列的质询,让朝廷的官员们很是不安,尤其是负 责此累经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两位大臣——丞相田千秋和御史大夫桑弘羊,显得浑身不自在,但田千秋是个少言寡语,小心谨慎之人,从不出口失言,所以,他并不 想争辩什么,但桑弘羊耐不住性子,站起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桑弘羊认为,国家垄断山海、盐铁、酒类的销售专卖以及由国家制定各种物价这一系列经济政策,都 是正确的,不容置疑。而且,桑弘羊列出了三条理由:
第一,早年实施这一政策,是为了填充国库,供养大批兵强马壮的军队,实施对外作战。如今,国家虽不再大规模外侵,但就此废除专卖制度,国库势必空虚,漫长的边境线上的士兵们该专卖养活?一旦军队给养不足,国家和谈安全,百姓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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