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妇女的元宵节是怎么过的？可从《金瓶梅》中了解
《金瓶梅》第十五回中的西门庆一家老小也未能免俗，在正月十六这天，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西门大姐等女性，都“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到大街小巷上去走百病、看花灯。
到了第二十四回，陈敬济又带着家中众人去“走百病儿”。但见那月色之下，穿着白衣的妇女们“恍若仙娥，都是白绫袄儿，遍地金比甲，头上珠翠堆满，粉面朱唇”，看的陈敬济眼花缭乱。
元宵节妇女穿白的习俗，最早见于宋代。白色虽然素雅大方，但在中国古代却是种禁忌的颜色，常常与不好的事联系在一起。明太祖朱元璋，就因为看白色不顺眼，下令国子监的学生全部改穿蓝色或青色的w衫。因此，妇女们虽然知道白绫袄好看，却也只有在元宵节期间走百病时才能放心大胆的穿着出门。
而走百病这一习俗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据《宛署杂记》、《帝京景物略》等书记载，妇女们出门“走百病”，有几件事是一定要干的：其一，过桥，城中各处的桥都要走一遍，以祈祷每过一座桥，就渡一回厄。其二，摸门钉，不举灯火，到城门处摸着黑去摸城门的门钉，摸中者来年就有福气。其三，去城中大小庙宇烧香祈福，不管是哪路神仙，总之都拜一遍。
明代元宵节的另一风俗就是灯会，或称灯市。《金瓶梅》中描写的灯会就热闹非凡：“那灯市中人烟凑集，十分热闹。当街搭数十座灯架，四下围列诸般买卖，玩灯男女，花红柳绿，车马轰雷。”
所谓“灯市”，既有灯，也有市，白天是闹市，做买卖，晚上便开始放灯，自正月初八开始，至正月十七结束，总共长达十天。
明代大规模的灯市始于永乐年间。朱棣曾经专门下旨，元宵节前后取消宵禁，并赐百官十日假期，随意饮酒作乐，并要求从此之后，永为定例。永乐十年，又下旨允许百姓到午门观灯。自此，元宵灯市正式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开展的一项大型活动。
京城的灯市有官方参与，自然最为繁华。白天，东安门一带长达二里的街市人头攒动，人们都挤在这儿买东西，物价便往往虚高。入夜，则张灯结彩，鼓乐大作，富人在自家门前设立灯棚，穷人也至少点灯一盏。灯有通草灯、纱灯、珠灯、明角灯（用羊角制成的灯）等形制，五颜六色，上有鸟兽虫鱼等不同图案。
宫中的灯火被成为“鳌山”，即将成百上千的彩灯堆叠成山形，壮观无比。鳌山灯火太多，一时疏忽，火灾大起，被烧死的大有人在。正德九年，鳌山再度大火，火焰一直蔓延到乾清宫，皇帝朱厚照倒是淡定，在豹房望着乾清宫方向开玩笑说：“好一棚大烟火也。”他说的这句话后来传到百官耳朵里，大臣们纷纷上疏，把这句话当作由头，狠狠的批评了朱厚照一番。
其他各地民间的灯市与北京城相比也毫不逊色，尤其是东南一带，譬如福建莆田的灯市，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有钱人家设灯棚之后，甚至门户大开，任由游人前来观赏，以夸耀自家的富裕。
又如浙江绍兴的灯市，绍兴是人烟稠密之地，人工便宜，制灯的工本低廉，而且家家户户都争着放灯，“以不能灯为耻”。绍兴人还习惯于在各种先贤祠庙前搭台唱戏，最常见的有《琵琶记》、《荆钗记》等。
除文字记载之外，尚有一些画卷更加直观的展现了明代元宵节的盛况。如反映成化年间北京元夕禁中鳌山灯火的《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反映南京三山街灯市的《上元灯彩图》。
在古代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元宵灯市无疑是一项开支巨大的奢靡活动，在成化及万历年间，都曾有大臣上疏请求废除禁中鳌山灯。而对于一般人家来说，参与这十多天的活动也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经济负担，因此，明朝很多人都批评元宵节的大规模灯市是一种陋习。但另一方面，一些开明人士对此也持相反的看法，明人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说：“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特以俗尚甚奢，其民颇易为生尔。”他认为，正是这些活动给了许多人谋生的机会，看似无用的奢靡娱乐活动也能促进经济发展，这在当时可谓是相当新颖的观点。的确，“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元宵灯市之盛，正是富庶之地太平和乐的象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