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才一称的特殊地位：清朝为何满朝文武称奴才？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在小说《阿Q正传》中，就对当时国民性中的奴性作了某些揭示。图为《阿Q正传》的日文版书影。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