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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给了清朝八次维新机会,它却一再错过!

清朝(163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历十二帝,入关后传十帝,享国268年。

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新时代。清朝面对世界国际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大潮,虽有“康乾盛世”,出现一段辉煌,却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错过了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顺治元年(1644年),清迁都北京,入主中原,中国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皇朝时代。几乎同时,1649年(顺治六年),英格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世界历史开始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的新时代。清朝面对世界国际化、工业化、民主化的大潮,虽有“康乾盛世”,出现一段辉煌,却仍恪守祖制,未能革故鼎新,错过了八次图强维新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清朝入关之初,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外国传教士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但随着顺治帝病故,汤若望被讦告,下狱而死,从而使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

在顺治朝,底定中原,稳固政权,是朝廷当务之急。然皇太后和顺治帝礼遇汤若望,为清帝了解西方开启一扇窗户。汤若望是德国人,耶稣会士,明末被征参与天文推算,设馆于今宣内南堂。顺治初,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事,受命修成《时宪历》并颁行。他因此获得太常寺少卿衔,后成为清朝命官。皇太后尊汤若望为义父,顺治尊称其为“玛法”(满语“爷爷”的意思)。顺治帝向汤若望学习天文、历法、宗教等知识,以及治国之策。顺治曾24次亲到汤若望馆舍,或召汤若望入宫,君臣畅谈,竟至深夜;汤若望向顺治先后呈递300多件奏帖,陈述建言。皇太后懿意立皇三子玄烨,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以玄烨出过天花,支持皇太后的旨意。顺治帝便一言而定玄烨继承皇位。史书说汤若望“直陈万世之大计”。陈垣说:“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顺治帝24岁病故,不久汤若望被杨光先讦告而下狱,后死于羁所。这扇中西文化交流的窗户刚打开便被关上。是为第一次。

第二次,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使得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由此组建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的“蒙学馆”,但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没有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和政府行为。

在康熙朝,西方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西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送到皇宫,其时康熙学习西方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药学、解剖学等科学技术是热忱而认真的。康熙对欧洲国家的社会、地理、人文、科技等都有所了解。那个时候测绘的《皇舆全览图》,可以作为一例明证。畅春园的“蒙学馆”被西方誉为清朝皇家科学院。然而,康熙皇帝仅作为个人的兴趣、需要,而没有像俄国彼得大帝一样再往前迈一步,使之成为国家政策、政府行为。可惜,康熙死后,人亡政息。是为第二次。

第三次,雍正时期,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

在雍正朝,全国天主教堂约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天主教与儒家传统发生冲突。雍正初年,驱赶内地耶稣会士到澳门、封禁天主教堂改其为“天后宫”。浙江巡抚李卫在雍正帝支持下,撰写《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碑记》说:我皇上“去荒诞狂悖之教,而移以奉有功德于苍生之明神,不劳力而功成,不烦费而事集,此余今日改天主堂为天后宫之举也。”如果说将天主堂改为学宫,尚有普及教育的正面作用;而将天主堂改为天后宫,两者都在供奉“明神”,没有本质的不同!显然,雍正帝最关心的是“天主”与“人主”的矛盾,是“一国之中宁有二主耶”?他还是为着帝王的专制。雍正帝驱赶天主教徒、废除天主教堂,在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顺手把通往西方科技文化的窗户关上。是为第三次。

第四次,乾隆朝,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但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造成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乾隆帝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

在乾隆朝,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等一行92人来到中国。英国使团的使命是“交使通商”,乾隆帝却以为是来向他进贡祝寿的,旨称英使为“贡使”、礼品为“贡品”,并在其车船上插着“英国特使进贡”的旗子。马戛尔尼等在北京圆明园稍事休息后,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乾隆帝83岁寿辰庆典。途经万里长城,马戛尔尼等颇为震惊和钦佩。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的万寿庆典上,英使会见乾隆帝的礼仪成为争论的焦点。清朝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礼――“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下跪表示英国的“归降”;马戛尔尼只同意行单膝跪礼。马戛尔尼,递交了英王用英、法两种文字书写的表文,要求英国派代表常驻北京。乾隆帝认为:此不合天朝体制,断不可行。马戛尔尼还要求:允许英国商船在珠山(今舟山)、宁波、天津等处经商,允许英国商人在北京设一个买卖货物的洋行,并在珠山、广州附近划一个小岛为英国商人存放货物等。乾隆向英王发出回书,对英王的上述要求,逐条批驳,断然拒绝。这标志着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失败。乾隆帝高傲自大,固步自封,陶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他看不到世界发展的潮流和工业科技的进步,拒绝了英国的要求,堵塞了交流的渠道。是为第四次。

第五次,嘉庆朝,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再遭拒绝,从而使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的机会。

在嘉庆朝,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王第二次派遣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访华使团,再次向中国提出通商的要求。嘉庆帝以“蕞尔小国”,前来“输诚”,而“勉从其请”。这次还是因为英使拒绝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而被降旨:“该贡史等即日返回,该国王表文亦不必呈览,其贡物一一发还。”使英国使臣被驱逐出境。清朝堵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失去了向西方借鉴、学习和吸纳的机会。是为第五次。

第六次,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但不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却继续封闭,狂妄自大。

在道光朝,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吃了败仗,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从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封闭,狂妄自大。本来应当在鸦片战争后,总结教训,卧薪尝胆,奋发图强,进行改革;然而,道光皇帝以穿带补丁的裤子显示节俭,捡芝麻而丢西瓜,拒不汲取教训,拒绝改革图新。是为第六次。

第七次,同治朝,恭亲王奕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但不久却遭节制,致使同治新政夭折,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

在同治朝,恭亲王奕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行同治新政,派出留学生,引进新机器,创办新工厂,开始有了一股维新图强的新鲜空气,同治三年(1864年),清军“江宁克复”,第二年就对奕欣“罢议政王及一切职任”。后命奕讠斤“仍在内廷行走”,只让做事,不给职权。七年,捻军威逼京畿,又命奕讠斤节制各路大军。同治亲政,奕讠斤“降郡王”。奕欣的军机大臣三任三罢,同治新政夭折。后以剪辫子等理由调回留美学生。日本恰在同年实行“明治维新”,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清朝再次梗塞了中西交流的渠道。是为第七次。

第八次,在光绪朝,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但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却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历史给清朝最后一次图强维新的机会。然而,慈禧集团以权力与恩怨为重,以社稷与民意为轻。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戊戌政变,将这场维新变法葬送。是为第八次。

在分析清朝历史上的八次历史机遇的过程中,我们也必须看到:清朝同中国历史上其它皇朝所处时代不同。其时,英、美、法、德等西方列强,已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资产阶级民主化;日本、俄国也经过变革而逐渐强大。清朝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当然,清朝也做过一些改革,但对其基本制度――皇位继承制度、八旗制度等没有做实质性的改革,却是以不变应万变。《清史稿》论曰:大清帝国“因循废堕,可谓极矣!”清朝皇室,自残自戕,堵塞鼎新道路,错过维新机会。宣统初,清政府虽曾想做一点改良,但为时已晚。革命派已经对清朝的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辛亥革命将冥顽不化的清帝赶下历史舞台。

清朝鼎新的八次机遇之历史给人们以启示――历史应当受到敬畏: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千年,只有南宋,明朝毁于元清二狗手中,到宋朝时,人已不再是那时那种重情重义的人,已经满布汉奸,奸诈小人,再也不是周礼约束道德约束的国人,现今崇洋媚外的女的也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