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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有多少次瘟疫?明朝末年各类瘟疫爆发的原因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鼠疫席卷陕、晋、冀等三省,三年间造成千万人死亡,北京“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崇祯末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明朝帝都已是一座“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的死城。纵观明史,发生瘟疫的年份至少有168年,各类瘟疫的次数至少有330次。为什么明朝处于历史上的瘟疫高发期呢?

闯王进京

自然因素:疫灾并发

如果说明朝的瘟疫是一架马车,那么自然灾害、社会因素和抗疫不力就是拖拽马车的三匹烈马。在明史中,“霜旱疾疫”、“水旱疾疫”、“旱涝蝗疫”、 “饥荒疾疫”等词频频出现,可见,疫灾并发是明朝暴发瘟疫的主要特征。当时,整个中国气温持续低迷,夏季屡现旱涝,冬季奇寒无比,就连福建、广东等地也遭暴雪侵袭。

究其原因,和“明朝小冰河时期”有着密切关系。气象学家竺可桢研究中国气象史后,发现历史上曾有四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末周初、汉末三国、唐末五代和明朝中后期。这一研究结果和南北方方志以及《明史·五行志》、《清史稿·灾异志》等文献记载的气象现象相符。

明末鼠疫来源《大明劫》

历史学家邓拓先生认为整个明朝各种灾害多达1011次之多,其中“灾害之最多的是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共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共见一百六十五次;再次为雹灾,共一百十二次;更次为风灾,共九十七次;复次为蝗灾,共九十四次。此外歉饥有九十三次,疫灾有六十四次,霜雪之灾有十六次。”明史学者鞠明库统计:“明朝平均每年水灾6.77次,地震5.38次,旱灾3.42次,雹灾1.61次,蝗灾1.17次,风沙灾害0.99次,霜雪灾害0.32次。”

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为病菌的滋生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导致“天灾流行,民多病疫”的景象。水灾造成人牲死亡,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加上各种垃圾堆积无序,使有害病菌污染饮用水源,卫生条件陡然逆转,民众饮水时,无异于病从口入。

中国蝗灾分布图 (蝗虫)

农业因旱灾欠收或绝收,民众食不果腹,抵抗力下降,加剧了感染瘟疫的风险。而干旱往往伴随着蝗灾的发生,蝗虫数量庞大,食量惊人,干旱给蝗虫的繁殖、生长和存活创造了有利条件。蝗虫啃食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进而灾区出现“大饥,继以疫,人相食”的现象。

旱、涝、蝗等灾害从根本上破坏了农业生产,紧随其后的瘟疫动摇了灾民的生存根本,而灾民逃离灾区无形中扩大了疫区的范围。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6月,“淮安府海州等十一州县连岁水涝蝗旱相仍,加以大疫,死亡者众,人民饥窘特甚。”此外,地震和气候异常等灾害不仅直接夺去民众性命,还埋下了次生隐患,对瘟疫的快速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事实上,明朝自然灾害以单独或并发的形式频繁出现,同时和瘟疫交织,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增加了防控瘟疫的难度,削弱了民众的生活质量,加重了社会赈灾的负担,使整个国家陷入“灾害-饥荒—瘟疫-死亡”的魔咒,这也是朝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瘟疫多发的原因之一。

明朝的社会底层百姓

社会因素:三大源头

具体来看,社会因素有三大源头。

首先是长期的粮食供应不足。

人体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器官活动强度明显降低,如心跳和呼吸减缓、肌肉活力下降、代谢水平弱化等,整个机能保持在低水平。正因如此,人更容易感染病菌,而人群的接触加速了传染。“饥疫”一词在明朝史料中屡见不鲜。

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宁夏卫)“夏麦无收,人多疫死,军士饥疲疏甚。”成化十八年(公元1482年),“山西连遭荒歉,疫疠流行,死亡无数。”可见,粮食短缺促使饥疫四起,既剥夺普通百姓的生命,还对影响了戍边军队的健康,对国家安全形成不可低估的影响。

明末农民起义

其次是战争。

军事冲突的双方在关注胜负的同时,忽视了采取瘟疫防控的措施,而战争带来的大量伤亡,不利于瘟疫的防控。军队流动性大,卫生条件差强人意,如果遇到天气潮热,瘟疫流行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强了。

“崇祯十五年,开封城初围时百万户,后饥疫死者十二三。”从中可以看出战争对国计民生的伤害难以估量。(驻朝鲜明军)“湿热交浸,瘟疫大作,亡殒多人,军中泣声震野。”无论是民间,还是军队,瘟疫一旦暴发,意味着生灵涂炭,难以驾驭。

明朝军队

最后是密集人群。

瘟疫的传染离不开致病菌和感染介质。其实,密集人群时常是防控瘟疫的薄弱环节,如监狱、施工工地和流动人群等。这些地方糟糕的卫生,疲劳的身心,较差的伙食,使瘟疫萌芽有了良好的温床。

监狱空气流通不畅,环境阴暗潮湿,在暑热季节“疫厉之气充斥囹圄”,“瘐死者甚众”。从事工地劳役的民众卫生意识差,劳动强度高,持续时间长,人群密度大,“妨废农务,况因饥饿疾疫,死亡者众”,着实可怜。流动人口包括强行遣返的逃赋者、流放充军的人员以及赴异地谋生的流动人口,他们的状况和前两种类似,“群聚日久,蒸为疫疠”的现象屡见不鲜。

明朝官员

赈灾措施:难以为继

面对瘟疫,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虑,通常反应迟缓,措施乏力。

在疫情初期,当地长官想方设法瞒报或少报,企图瞒天过海,错过了遏制瘟疫的最佳时期。随着事态严重,因交通不便和官僚作风,耽误了防控力量进入疫区的时限。

此时,疫区的医疗资源成为阻遏疫情的宝贵财富。各地官办的惠民药局“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民间医生要么走遍城乡救治病患,要么接受政府雇佣参与疫疾救护。由于对瘟疫成因和传播方式不了解,明朝医生经常采取隔离加药物治疗的手段,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源头上堵截和减少的瘟疫发生。很多医生“即出诊视,人疫侵染”,因抗疫病逝,给原本严峻的防疫形势蒙上一层阴影。

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景

天灾、人祸和瘟疫交替登场,给明朝带来了利空的局面。疫情的发展,必然引起户口减少,人口流亡,社会生活也受到波及,如田地荒芜、商人闭市、牲畜死亡、治安恶化、生活困苦等,感染瘟疫的军队折损了战斗力,对战争结果形成负面影响。三匹烈马动能充足,放量做空,不断打压,探底下行。即使明朝控制了瘟疫,国家也会积重难返,奔向日趋西垂的夕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