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伟哥”纪事：两颗“红丸”要了皇帝性命

明末三大疑案，“梃击案”在前，“移宫案”在后，“红丸案”正当高潮。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红丸案”，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大案。 “红丸”遗风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慎恤胶”，汉成帝刘骜同赵合德一起，把“一丸一幸”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结果浑身发烧，精液流注不止而死。魏晋有“五石散”，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宫女一起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五石散”。唐宋在“五石散”的基础上，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称为“阳起石”。明代又加入雄蚕蛾，被称为“颤声娇”。在《金瓶梅》里，大淫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李瓶儿，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颤声娇”。 到了明代，春药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 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起，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春药秘方，就是“红铅丸”。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写道： 两角鸦青两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hellip; hellip;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 宫廷内外，肉欲横流。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枣木棒，闯进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把内侍李鉴打伤，究其目的，当然是想打死皇太子。这就是有名的“梃击案”。 原来，皇长子朱常洛是恭妃所生，按照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理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由于朝臣的极力反对，立储之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朱常洛二十岁大婚之际，才不得不勉强把他立为太子。 梃击案一发生，人们就立即想到了郑贵妃。深入一查，果然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再追元凶。 郑贵妃做贼心虚，便向万历帝哭诉。 万历说：“事情闹成这样，怕难解了。如果皇太子肯出面，也许倒好办。可是，你得亲自去求求他。” 郑贵妃无奈，只得去求那个一向被她欺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皇太子。《明史》记载：“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皇太子地位脆弱，也愿意就此息事宁人。于是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大臣。注意：此时的万历不临朝视事已达二十五年之久，绝大部分的大臣都从未见过皇帝。 万历皇帝说：“我父子亲密无间，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父子关系？”说着，他拉起朱常洛的手，“此子孝顺，我非常喜欢，怎么会更换太子呢？要是想换，不早就换了;现在孙儿辈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闲话了。” 接着，太子朱常洛也说：“我们父子如此亲爱，你们却是议论纷纷，这不只是你们目无君长，也使我陷入不孝之地，此后万万不可如此。” 万历问群臣还有什么意见，众大臣都叩首谢恩，噤若寒蝉。 有一个不知趣的监察御史，名叫刘光复，刚刚开口启奏，还不知是说了什么，就被万历大喝一声“拿下”，立刻被几个宦官扑倒，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阁臣吴道南当场吓倒，屎尿失禁，耳聋目盲，竟如木偶一般。 最后太子发话：张差的事就是张差的事，不许株连。 众大臣谁敢再议？立即唯唯退朝。第二天，把张差杀头了事。 十多天后，又悄悄把郑贵妃派出策动张差闹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处决。杀人灭口，死无对证，“梃击案”才算告一段落。 明代“伟哥”悲剧 这时的郑贵妃总算明白：皇太子废立之事已成泡影，朱常洛就是未来的皇帝。于是改弦易辙，借口感激他的解救之恩，对他曲意逢迎起来。 除了不断供给珍宝、钱财外，还从自己身边挑选了八名美女，供给朱常洛享用。 这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此时忽然从逆境转入顺境，正如贫儿乍富，不免失之放纵。有了这八名美女，更是雪上加霜，到他父亲死时，他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是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的。只是勉强支撑着，才完成了即位大典。开始十多天他还能理事，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这一夜，八美人之一的吴赞侍寝。朱常洛服了一粒红铅丸，狂躁不已。尽管乖觉的吴赞一再提醒“皇上，请节制”，朱常洛却神情异常兴奋，狂笑不止，使得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去求助于御医。 当日太医院由崔文升值班，听说皇帝亢奋狂躁，不知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于法大mpa兼职教授何侨是拿起笔来，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哪知一剂到位，嗣皇帝就“一泻千里”，一昼夜竟拉了三四十次之多。 朝廷重臣杨涟立即上疏，指责崔文升，说皇帝弱柔之躯，宜补而误用泻药。崔文升也立即疏辩自卫，说新皇帝的病因乃多用红铅丸、“居处无节”所致，所以宜泄而不宜补。 新进的东林党人立即群起而攻，说崔“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躬之名” mdash; mdash;意思是，你的用药加重圣上的病，还居然敢抖出红铅丸的秘事，败坏了嗣皇帝的名声。 然而，新皇帝的病竟不断加重，以致不得不召来辅政大臣和皇太子来安排后事了。这时候，皇帝突然睁开眼睛问：“听说，鸿胪寺有人前来进药，他在哪里？” 首辅方以哲答道：“鸿胪寺丞李右灼说他有仙方可治圣上的病，臣等未敢轻信。” 可是这位已经自知不行了的皇帝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派人宣李可灼进宫，并叫他快快进药。 李可灼进的是一颗红色的丸药。是红铅丸，还是另一种红色的新药？大臣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吭声。只见内侍捧着红丸，服侍皇帝咽下。不一会儿，皇上的喘象平复下来，呼吸也渐渐均匀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皇上也连说李可灼是“忠臣”，传令给予赏赐。 晚上，大臣们都守候在东暧阁外室，突然，御前太监慌慌忙忙跑来，宣李可灼再进一丸。 第二丸落肚，皇帝初时也气象平复，首辅方以哲按照皇帝的意图，立即代拟圣旨，奖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突然间一声尖叫，皇上捧胸瞪眼，挣扎了几下，然后就长眠不醒了 mdash; mdash;“红丸”终于酿成了悲剧。 朱常洛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自己的年号即驾崩，即位仅三十天。死后被谥为光宗。 “红丸”风波 两粒红丸，要了皇帝老子的命，明廷朝野，顿时卷起轩然大波。这红丸到底是什么药？这李可灼不是御医，怎么敢在皇上病情危急之际，进这种药？是受谁的指使？五年前的废立两派，再一次摩拳擦掌，卷起一轮新的党争。 有的人认为：这李可灼进的就是红铅丸，只是一种普通的房中药。房中药大都属于升阳壮火的热药，皇帝大泄大泻，阴寒弥漫，以火制水，也算用药正途。何况，明代诸帝大多是色欲之徒，很多人都是把春药当做补药进上，从而踏上坦荡的仕途的，李可灼何尝不想如此。只不过他的时运不佳罢了。 也有人认为：这红丸就是道家金丹，从那药的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汞化合物。明代诸帝希求长生不老，大都宠信方士，宪宗时期，受封为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的僧人道士，竟达一千余人。嘉靖帝退居西苑万寿宫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方士们也常常铤而走险，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死了是病重难救，而一旦活了，则名利双收。李可灼的心态大约也是如此。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垂危病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明知道这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胡来？何况朱常洛本是滥用春药，纵欲伤身，他需要的是清心寡欲，静养休息，哪能再用这等虎狼之药，火上添薪？李可灼显然是受人利用，故意拿这等药物来加速其死亡，其罪责已经不是误用“红丸”，好心办了坏事，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谋杀了。红丸案之所以成为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就是因为有这最后一说。 原来，那进泻药而使病情突然加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所以，保太子派的人一致认为：崔和李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不仅如此，还要追查幕后指使，这个幕后人，当然又指的是郑贵妃。 和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首席辅政大臣方以哲也成了众矢之的。方以哲挡不住这股抨击狂流，慌忙上疏请求致仕（即退休），想借此得以逃脱。可是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像雪片一般飞来，其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的论述最为严切。他说：“臣以为：以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以哲连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不能为天下后世解也。 hellip; hellip;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 对此，方以哲只有一面尽力上疏自辩，一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于边方异域。 这时候，有很多宦官在内廷为他打点，在外廷也有许多官僚站出来为他说话，但事情还是盘根错节，很难了断。 最后，韩爌上了疏，详细说明进红丸时他目睹的情景，又建议把李可灼、崔文升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实，并不阿附方以哲，而且是进红丸前几天才入阁的，又是进红丸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才能平复众议。 李可灼被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到此才算暂时了结。 “红丸”余话 下一个皇帝是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朱由校。 天启年间，魏忠贤伙同朱由校的奶母客氏当权，以编修《三朝要典》为名，把“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过来。在“红丸”案中出尽了风头的孙慎行，受到了“削夺”的处分，被开除了官籍，夺除了所有的官阶封号，最后还定了流戍。论疏最多的东林党人也都受到了追论，党魁之一高攀龙投池而死。 明熹宗死后，崇祯惩办了魏忠贤，又把“三案”再颠倒过来。 崇祯死后，清王朝入主中原。逃窜到南方的明朝遗族组建了南明王朝。不幸的是，他们竟然在立足未稳之际，又一次地用“三案”做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的彻底灭亡。 党争之祸国殃民，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