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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伟哥”纪事:两颗“红丸”要了皇帝性命

明末三大疑案,“梃击案”在前,“移宫案”在后,“红丸案”正当高潮。人们之所以特别注意“红丸案”,因为它是牵涉皇帝性命的要案、大案。 “红丸”遗风 “红丸”又称红铅丸,是宫中特制的一种春药。 春药在我国宫廷有悠久的历史。汉代有“慎恤胶”,汉成帝刘骜赵合德一起,把“一丸一幸”的慎恤胶一次吃了七丸,结果浑身发烧,精液流注不止而死。魏晋有“五石散”,晋惠帝和他的臣属裸体同妃子、宫女一起饮酒作乐,用的就是这个“五石散”。唐宋在“五石散”的基础上,加上桑螵蛸之类的壮阳补肾药,称为“阳起石”。明代又加入雄蚕蛾,被称为“颤声娇”。在《金瓶梅》里,大淫棍西门庆大战潘金莲、李瓶儿,靠的就是从秃和尚处讨得的“颤声娇”。 到了明代,春药已经发展得登峰造极,成了色鬼们淫乐的帮手,也成了他们勾魂的无常。 明代皇宫长期以重赏吸引献这类秘方的人,从宪宗成化年间起,献秘方者络绎不绝。陶仲文本是个不见经传的守仓库的小吏,因献房中秘方而受宠于嘉靖,一跃而成为朝廷显贵。传说,他所献的春药秘方,就是“红铅丸”。 这红铅丸制法特别:须取童女首次月经盛在金银器内,加上夜半第一滴露水、乌梅等药,连煮七次浓缩,再加上乳香、没药、辰砂、南蛮松脂、尿粉等搅拌均匀,用火提炼,最后才形成固体,制成丸药。 据《明实录》:嘉靖二十六年(1547)二月,从畿内挑选十一至十四岁少女三百人入宫;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又选三百人;三十四年(1555)九月,选民间女子十岁以下一百六十人;同年十一月,又选湖广民间女子二十余人;四十三年(1564)正月,选宫女三百人,前后共计一千零八十人。这些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后来竟成了嘉靖皇帝制药用的“药渣”。 与陶仲文同时代的文人王世贞的《西城宫词》写道: 两角鸦青两箸红,灵犀一点未曾通。 自缘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 写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小姑娘。 由于嘉靖帝凶狠的淫欲和无情的摧残,引发了一场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宫女暴动,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几名宫女一起上阵,用绳子套住嘉靖帝的脖子,要把嘉靖帝勒死 hellip; hellip; 据朱东润先生考证:嘉靖帝的儿子穆宗于三十六岁时,也是躁死在这红铅丸上。 宫廷内外,肉欲横流。嗣皇帝朱常洛继承了其父贪财好色的遗风,再一次地栽倒在这红铅丸上,也就不足为怪了。 梃击案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的一个夜晚,一个名叫张差的汉子手持枣木棒,闯进皇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见人就打,把内侍李鉴打伤,究其目的,当然是想打死皇太子。这就是有名的“梃击案”。 原来,皇长子朱常洛是恭妃所生,按照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理应被立为太子;但万历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由于朝臣的极力反对,立储之争长达十多年。直到朱常洛二十岁大婚之际,才不得不勉强把他立为太子。 梃击案一发生,人们就立即想到了郑贵妃。深入一查,果然是郑贵妃的执事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大臣们群情激愤,一定要再追元凶。 郑贵妃做贼心虚,便向万历帝哭诉。 万历说:“事情闹成这样,怕难解了。如果皇太子肯出面,也许倒好办。可是,你得亲自去求求他。” 郑贵妃无奈,只得去求那个一向被她欺凌、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皇太子。《明史》记载:“贵妃向太子号诉。贵妃拜,太子亦拜。”皇太子地位脆弱,也愿意就此息事宁人。于是万历破例在慈宁宫召见大臣。注意:此时的万历不临朝视事已达二十五年之久,绝大部分的大臣都从未见过皇帝。 万历皇帝说:“我父子亲密无间,你们为什么总要离间我父子关系?”说着,他拉起朱常洛的手,“此子孝顺,我非常喜欢,怎么会更换太子呢?要是想换,不早就换了;现在孙儿辈都已经长大成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闲话了。” 接着,太子朱常洛也说:“我们父子如此亲爱,你们却是议论纷纷,这不只是你们目无君长,也使我陷入不孝之地,此后万万不可如此。” 万历问群臣还有什么意见,众大臣都叩首谢恩,噤若寒蝉。 有一个不知趣的监察御史,名叫刘光复,刚刚开口启奏,还不知是说了什么,就被万历大喝一声“拿下”,立刻被几个宦官扑倒,打得皮开肉绽,摔下台阶。阁臣吴道南当场吓倒,屎尿失禁,耳聋目盲,竟如木偶一般。 最后太子发话:张差的事就是张差的事,不许株连。 众大臣谁敢再议?立即唯唯退朝。第二天,把张差杀头了事。 十多天后,又悄悄把郑贵妃派出策动张差闹事的两个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处决。杀人灭口,死无对证,“梃击案”才算告一段落。 明代“伟哥”悲剧 这时的郑贵妃总算明白:皇太子废立之事已成泡影,朱常洛就是未来的皇帝。于是改弦易辙,借口感激他的解救之恩,对他曲意逢迎起来。 除了不断供给珍宝、钱财外,还从自己身边挑选了八名美女,供给朱常洛享用。 这朱常洛体质原本不好,此时忽然从逆境转入顺境,正如贫儿乍富,不免失之放纵。有了这八名美女,更是雪上加霜,到他父亲死时,他的身体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他是1620年八月初一登基的。只是勉强支撑着,才完成了即位大典。开始十多天他还能理事,后来就卧床不起了。 这一夜,八美人之一的吴赞侍寝。朱常洛服了一粒红铅丸,狂躁不已。尽管乖觉的吴赞一再提醒“皇上,请节制”,朱常洛却神情异常兴奋,狂笑不止,使得吴赞不得不在第二天一早去求助于御医。 当日太医院由崔文升值班,听说皇帝亢奋狂躁,不知是阴虚肾竭,还以为是邪热内蕴,于法大mpa兼职教授何侨是拿起笔来,下了一副泻火通便的猛药。哪知一剂到位,嗣皇帝就“一泻千里”,一昼夜竟拉了三四十次之多。 朝廷重臣杨涟立即上疏,指责崔文升,说皇帝弱柔之躯,宜补而误用泻药。崔文升也立即疏辩自卫,说新皇帝的病因乃多用红铅丸、“居处无节”所致,所以宜泄而不宜补。 新进的东林党人立即群起而攻,说崔“既益圣躬之疾,又损圣躬之名” mdash; mdash;意思是,你的用药加重圣上的病,还居然敢抖出红铅丸的秘事,败坏了嗣皇帝的名声。 然而,新皇帝的病竟不断加重,以致不得不召来辅政大臣和皇太子来安排后事了。这时候,皇帝突然睁开眼睛问:“听说,鸿胪寺有人前来进药,他在哪里?” 首辅方以哲答道:“鸿胪寺丞李右灼说他有仙方可治圣上的病,臣等未敢轻信。” 可是这位已经自知不行了的皇帝想试试这个“仙方”,即刻派人宣李可灼进宫,并叫他快快进药。 李可灼进的是一颗红色的丸药。是红铅丸,还是另一种红色的新药?大臣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不敢吭声。只见内侍捧着红丸,服侍皇帝咽下。不一会儿,皇上的喘象平复下来,呼吸也渐渐均匀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皇上也连说李可灼是“忠臣”,传令给予赏赐。 晚上,大臣们都守候在东暧阁外室,突然,御前太监慌慌忙忙跑来,宣李可灼再进一丸。 第二丸落肚,皇帝初时也气象平复,首辅方以哲按照皇帝的意图,立即代拟圣旨,奖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突然间一声尖叫,皇上捧胸瞪眼,挣扎了几下,然后就长眠不醒了 mdash; mdash;“红丸”终于酿成了悲剧。 朱常洛还没有来得及制定自己的年号即驾崩,即位仅三十天。死后被谥为光宗。 “红丸”风波 两粒红丸,要了皇帝老子的命,明廷朝野,顿时卷起轩然大波。这红丸到底是什么药?这李可灼不是御医,怎么敢在皇上病情危急之际,进这种药?是受谁的指使?五年前的废立两派,再一次摩拳擦掌,卷起一轮新的党争。 有的人认为:这李可灼进的就是红铅丸,只是一种普通的房中药。房中药大都属于升阳壮火的热药,皇帝大泄大泻,阴寒弥漫,以火制水,也算用药正途。何况,明代诸帝大多是色欲之徒,很多人都是把春药当做补药进上,从而踏上坦荡的仕途的,李可灼何尝不想如此。只不过他的时运不佳罢了。 也有人认为:这红丸就是道家金丹,从那药的颜色便可推知那是用汞炼成的汞化合物。明代诸帝希求长生不老,大都宠信方士,宪宗时期,受封为真人、法师、法王、禅师、国师的僧人道士,竟达一千余人。嘉靖帝退居西苑万寿宫二十余年,长期不理朝政,只以炼丹求仙为事。方士们也常常铤而走险,用救命金丹来对付垂危病人,死了是病重难救,而一旦活了,则名利双收。李可灼的心态大约也是如此。 还有人认为,拿春药给垂危病人吃,是出乎常理的。李可灼不是疯子,明知道这病人乃是皇帝,如何敢这样胡来?何况朱常洛本是滥用春药,纵欲伤身,他需要的是清心寡欲,静养休息,哪能再用这等虎狼之药,火上添薪?李可灼显然是受人利用,故意拿这等药物来加速其死亡,其罪责已经不是误用“红丸”,好心办了坏事,而是一种精心策划的谋杀了。红丸案之所以成为多年纠缠不清的大案,就是因为有这最后一说。 原来,那进泻药而使病情突然加重的崔文升,原是郑贵妃属下的人,李可灼又是首辅方从哲带进宫来的。所以,保太子派的人一致认为:崔和李都是弑逆,应该处以极刑,不仅如此,还要追查幕后指使,这个幕后人,当然又指的是郑贵妃。 和以前稍有不同的是,首席辅政大臣方以哲也成了众矢之的。方以哲挡不住这股抨击狂流,慌忙上疏请求致仕(即退休),想借此得以逃脱。可是致仕之后,声讨他的疏文还是像雪片一般飞来,其中以礼部尚书孙慎行的论述最为严切。他说:“臣以为:以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以哲连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不能为天下后世解也。 hellip; hellip;罪恶逆天,万无可生之路。” 对此,方以哲只有一面尽力上疏自辩,一面自请削去官阶,并愿远流于边方异域。 这时候,有很多宦官在内廷为他打点,在外廷也有许多官僚站出来为他说话,但事情还是盘根错节,很难了断。 最后,韩爌上了疏,详细说明进红丸时他目睹的情景,又建议把李可灼、崔文升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实,并不阿附方以哲,而且是进红丸前几天才入阁的,又是进红丸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才能平复众议。 李可灼被判为流戍,崔文升则发往南京安置。“红丸”一案,到此才算暂时了结。 “红丸”余话 下一个皇帝是年号为天启的明熹宗朱由校。 天启年间,魏忠贤伙同朱由校的奶母客氏当权,以编修《三朝要典》为名,把“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翻过来。在“红丸”案中出尽了风头的孙慎行,受到了“削夺”的处分,被开除了官籍,夺除了所有的官阶封号,最后还定了流戍。论疏最多的东林党人也都受到了追论,党魁之一高攀龙投池而死。 明熹宗死后,崇祯惩办了魏忠贤,又把“三案”再颠倒过来。 崇祯死后,清王朝入主中原。逃窜到南方的明朝遗族组建了南明王朝。不幸的是,他们竟然在立足未稳之际,又一次地用“三案”做题材挑起党争,直到明王朝的彻底灭亡。 党争之祸国殃民,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