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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戊戌变法中翁同的态度为何前后矛盾?

在中国近代史上,尤其是在晚清戊戌变法那场震惊朝野内外的政治变局中,翁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以往政治史与法律史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往往注重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宪政思想以及变法主张的研究,而忽略对翁同的研究。毋庸置疑,康梁二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主导者,然而,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朝中最强有力的变法支持者却是翁同。

翁同(1830—1904),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三十余载,深受帝后两宫宠幸,在朝中威望甚高。

关于翁同在戊戌维新运动中的表现,概而言之,是前后矛盾的:既表现出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消极保守的一面。一方面,翁同积极支持变法。翁同日记记载,1889年2月5日,翁同与孙家鼐向光绪拜年并提出“圣贤之治,迹不尽同”的建议。同年2月6日,翁氏更是向光绪进呈冯桂芳的《校庐抗议》一书,冯桂芳是戊戌以前著名的变法思想家,该书对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宗旨作了集中阐述。另据翁氏后人翁万戈先生披露的日记手书原稿显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闰五月初九日(1895年7月1日),翁氏曾与康有为有过会面。当时翁氏对康有为极为欣赏,并积极向光绪引荐,建议打破祖宗法制,康有为可直接向光绪“条陈奏事”。另一方面,在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翁氏却又表现出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的反对情绪。

翁氏后来为什么会对康有为以及变法运动产生反对情绪?学界对此有诸多争论。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观念上的分歧。翁同与康有为两人都主张变法,康有为逐渐成为戊戌变法的主导者得益于翁氏的引荐。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翁虽然支持变法,但他骨子里推崇的仍然是程朱理学一脉,以至于与康有为产生变法的“道”“器”之争。翁氏于1889年曾向光绪推荐《校庐抗议》,事实上,该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的生存图强之路应该“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诸国富强之术”。而康有为的变法立场则显得较为激进,他主张变法不仅要从“器物”层面入手,更重要的是从“道”的层面入手,应该更为广泛和全面地变革政治制度。因此,康有为对汉唐以来既定的传统进行了系统改造(这种改造主要包括义理和制度两个方面),完全背离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主流认识。正因为如此,当康呼吁变法要改造传统义理和制度时,翁氏与康有为在变法立场上出现了分歧。

第二,翁氏个人一己权益之念。著名公法学者萧公权先生在《翁同与戊戌维新》中着重强调了这一观点。萧公权从翁氏的个人性格与心术出发,认为翁同作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在积极支持变法的同时,也致力于继续巩固自身的地位。翁同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一直颇为紧张,这是晚清官场中公开的秘密。所有证据指向只有一种解释,即翁氏排斥李鸿章、张之洞的目的在于获取变法的主导权。既然如此,翁氏与康有为的关系最终走向终结,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初,翁氏为了在变法中抗争李张二人,大量引进张謇、汤震、陈炽以及康有为等变法新锐力量,作为自己变法的得力助手,以弥补自己在变法方面知识的不足。在翁氏向光绪引荐康有为之后,康有为激进的变法主张更为光绪所认同和接受,逐渐取得变法运动的主导权,这是翁氏引荐之初始料未及的。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出现在总理衙门,翁氏当天日记记载:“传康有为到署高谈时局,以变法为主,立制度局、新政局、练民兵、开铁路、广借洋债大端,狂甚。”“狂甚”二字,实为翁氏当时对康有为态度的真实表达。这样,为了与康有为争夺变法的主导权,翁同不惜反对康有为以及康有为主导的变法之路。

第三,帝后两宫之间在变法方面的分歧。在变法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对变法持支持态度。翁氏试图通过变法来缓和两宫的关系,因为慈禧和光绪至少在表面上对变法达成了共识。随着光绪对康有为激进变法思想的日益接受,慈禧开始走向反对和阻挠。翁同与慈禧的主张一致,都认为变法不能触及“祖宗法制”之根本。然而,更为严重的是,引荐康有为,使得后党对翁氏展开制约和攻击,已经损害到他的政治利益。因此,翁氏为了在帝后两宫政治斗争中自保,急于修复与慈禧及后党之间的关系。修复关系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摆脱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脱离变法派的阵营。

翁同后期在变法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以及矛盾冲突的表现,令光绪帝逐渐对其失去信心,视翁氏为变法的绊脚石。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月廿七日(1898年6月15日),翁同被罢黜回常熟家中。同年10月21日,慈禧懿旨传来:“翁同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为大臣居心险诈者戒。”戊戌维新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翁氏个人的政治生命也走向终结,对中国百年现代化变革道路更是产生了潜在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