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武帝和唐武宗为何灭佛

北周武帝（561～578）统治时期，北方佛教势力急剧膨胀，僧尼人数达到200万，佛寺3万多所。由于僧尼享受免税赋徭役的特权，武帝要富国强兵以统一北方，就必然采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措施。周武帝首先削减僧尼和寺院数量，又多次召集名儒、名僧和名道，共同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

建德三年，周武帝下令禁断佛教和道教。这次灭佛与上次有几点不同。第一，北魏太武帝只取缔佛教，对道教予以保护，北周武帝则是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禁止。北周武帝原来打算保存道教，但是道教和佛教之间的斗争很激烈，对朝政有危害，所以采取两教并废的措施。第二，虽然毁坏了一些寺院，焚烧了一些经像，但是并不屠杀僧尼，而是勒令他们还俗为民。对于有些地区的寺院，并没有拆除，而是分别赏赐给王公，作为他们的住宅。第三，设立“通道观”。从佛教和道教名人中选取120人为学士，让他们讲《老子》、《庄子》和《周易》，目的是会通三教。显然，让佛、道两教人士会通三教，在于强调儒家的重要性。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又下令在原来北齐境内禁断佛教和道教。促使许多僧人逃往南方，境内僧尼奉佛也只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宣政二年周武帝死，宣帝、静帝相继在位期间，朝政由外戚杨坚把持，下令允许佛教流行。到杨坚废周建隋，开始大力发展佛教。唐武宗第三次灭佛

佛教在受到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打击后，并没有在中国消亡。到了唐朝，经太宗时的玄奘天竺取经，宪宗时的迎取佛骨，佛教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到唐代宗、肃宗时期，宫里专门开设有道场，养有数百个和尚拜佛念经。

公元841年，唐武宗李炎登基。此时，佛教势力的影响十分强大，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在朝廷内部，有30多名僧人被封官重用，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有的甚至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侣队伍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国家政治秩序，加之大量青壮年为了逃避赋税徭役，纷纷投奔佛寺，使国家兵源日趋紧张，财税收入日益减少。对此，朝中大臣们十分憎恶，刚刚登基的唐武宗也感到担忧。

偏好道术的唐武宗登基后不久，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第二年6月庆阳节，武宗又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这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不喜欢佛法。在中国传法的天竺国僧人闻此极为不满，未经同意便擅闯内宫，面见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他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天竺僧人收禁5日，不放其归国。天竺僧人的狂放傲慢，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很快，一个接一个对僧人们发难的诏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一桩接一桩的灾难降临到佛教徒的头上：公元842年，唐武宗开始没收寺院财产;公元843年，唐武宗下“杀沙门令”，仅因为谣传有藩镇的奸细假扮僧人藏在京师，被京兆府在长安城中打杀而死的裹头僧就有300余人;公元844年，唐武宗敕令尽拆大型寺院、佛堂，勒令僧尼还俗;公元845年，唐武宗又对灭佛的成果进行了巩固，勒令全国东西二都可以留寺两所，每寺留僧30人，天下各节度使治所留寺一所，留僧5至30人不等。其他寺庙全部拆毁，僧尼全部还俗。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达数千亩，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没收寺院财产则无以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