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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怎样用人的?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代帝王中凡是有建树者,无不都是重人才、用人才的明君。就拿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论之,其从一书生起家,最后位极人臣,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亦与他礼贤下士、爱护人才有莫大的关联。

在晚年写下的名著《挺经》里,曾国藩专设“英才”一章,细述他一生关于人才的认识,可视为他人才观的总纲。他说:“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这实在是一个平常的道理。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人才要用在适宜处。曾国藩的成功,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身体力行了这一简单的用人原理。首先是他评价人才不拘一格。“凡有一技之长者,……断不可轻视”。每到一地,他都是极力寻访延揽“一技之长者”。他手下的优秀人才,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武,真可谓“英雄不问出身”,有才即能为我所用。曾公的用人,却并非见之就用,而是多能用其所长。有胆气者令其领兵打仗,谨慎者用其筹办粮饷,有文字功底者让其办文案,学问深厚者校勘书籍。梳理一下曾国藩麾下的人才,即可看出他的“量才器使”的眼光。在曾氏幕府工作过的谋略人才有郭嵩焘、李鸿章、薛福成等,军事人才水上有彭玉麟、陆上有李元度等,吏治人才有李宗羡、赵烈文等,文教人才有俞樾、吴汝纶,制造人才有李善兰、容闳等,这些人,都是在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堪称一时之人杰。

人才不是天生的。曾国藩深知这一点,故而他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最有名的例子是曾氏对李鸿章的培养。《清史稿》为李鸿章立传,中有“从曾国藩游,讲求经世之学”,“从国藩于江西”的叙述。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教诲极尽心思。为了打磨李鸿章这个少年得志的富家子弟的锐气和棱角,在李鸿章去江西九江投奔他的时候,曾氏对他很是冷淡,甚至“拒收”,给心高气傲的李鸿章一个“下马威”。曾氏在军中极讲规矩,每天定时吃饭,李鸿章散漫惯了,经常不能按时赶到,特别是早饭很难按时去吃,曾国藩大动肝火,当着所有幕僚的面大声训斥,吓得李鸿章心里打鼓,从此小心谨慎。对于李鸿章的文书处理能力和其他优点,曾氏注意褒奖和鼓励,认为李天资过人,必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正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使李鸿章很快成才,终成一代名臣。曾氏死时,李鸿章作联挽之:“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上联抒尽对老师栽培的感念之情,亦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曾氏善于培养人才的事实。

如果只是一般使用和培养人才,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个伯乐而已。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一种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照人才,别有一种怀抱和寄托。“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这种充满忧患意识的人才观,使他在吸引、培养、使用人才上,格外用心用力,格外具有长远眼光。在这一点上,他超越了许多同时代官员。在他治下,众多人才是“徒步数千里从公”,“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这也正是曾氏成就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