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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日本八路'小林清回忆:我经历了一次'死亡'

“我爱日本,因为那是我的祖国,我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的亲人和许多值得怀念的人们。但是我更爱中国,爱那些在艰苦战争岁月和坎坷生活中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中国人民。”——小林清<br/> 出征<br/> 我叫小林清,生于1918年,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人。家里做些小生意,父亲小林熊太郎曾经是明治天皇时的皇宫卫士。<br/> 1938年被征召入伍时,我还在学校念书。放学回家时,妹妹向我鞠躬,说:“哥哥,祝贺你,征召令来了,你成为日本帝国的军人了!”<br/> 参军是日本家庭的荣耀,家里人为此宴请亲友。母亲缝了一条“武运长久”的红布佩带,拿到街上,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请他缝上一针。这叫“千人缝”,来保佑出征的人平安。<br/> 当年11月,我来到中国胶东的烟台福山县,被分到独立混成第5旅团19大队2中队。第二年夏,经过机枪射手训练班考核合格,升为上等兵机枪射手。<br/> 1939年秋末,我随队参加扫荡,一连数天都没找到八路,还被当地农民带入了八路的伏击圈。队员死伤过半,队长野村下令撤退。我抱着机枪拼命扫射,掩护撤离。等子弹打完,弹药手和小队其他人早没影儿了。我撒腿就跑,却被一块石头砸中脑袋,昏倒在地。<br/>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担架上。和所有皇军士兵一样,当时我的想法是,宁可被杀,也不能投降,不能做对不起天皇的事!我闭着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们杀了我吧!”<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92/EA/92EA5FAB6F225ACBC746FC5F07B16B4D.jpg" class="cont_pic" alt="“日本八路”小林清回忆:我经历了一次“死亡”"/><br/><br/> 被俘<br/> 开始我不吃饭,后来改变策略,伺机逃跑。<br/> 胶东军区敌工科、八路军五支队政治部主任仲曦东,政委王文,先期被俘的日本士兵布谷等都曾找我谈话,可我根本听不进去。<br/> 每天早上,听见八路的号声心中就无比凄凉,看见敌工科的那几个人就感觉非常讨厌。时时刻刻想着逃跑,认为八路一身“破烂”:破鞋子、破袜子、破军装、骑破马、拿破枪!<br/> 终于在一次夜行军时,找到机会跑,都快跑到据点了,被老乡发现,又被抓了回来。<br/> 从要跑到不想跑、从日本兵到八路军的转变着实不易,中间还经历了一次“死亡”。<br/> 后来,八路军五支队抓回来一名日本军曹。见到他,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俘虏正是我以前的班长濑古。我的军事技术和务实精神,都是濑古训练的。濑古看见我,也跟见了鬼似的:“你……你还活着?”<br/> 从濑古嘴里,我才知道,我已阵亡,骨灰盒和战死通知书都已送到日本家里。我一听就炸了,一股无名火蹿到脑门子上:我们在战场上拼死拼活地为了国家,为了天皇,结果却把别人的骨灰给寄我家去了?!可见那些送回日本的骨灰盒里,装的都不知道是谁的骨灰,死猫死狗的都有可能!<br/> 在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我不想逃跑了,只想这场战争到底是为什么。1941年3月,我被送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学习。在那里,我寻找到了答案,“日本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不是日本的敌人,相反日本军国主义才是罪魁祸首”。为使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劳苦大众从野蛮的军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不可,我决心为此贡献自己的一切。<br/> 抗战<br/> 1942年9月,反战同盟胶东支部刚一成立,即奔赴前线进行宣传工作。在东海一带,文登县内部管理不严,士兵作风和纪律较松散,在八路军的协助下,我和盟友们将大批日文宣传品和慰问袋送进文登县城。日军收到后,将宣传品收藏起来,躲到马厩里、厕所里偷偷阅读。<br/> 接着,我们又趁热打铁,开展对县城里日军据点的喊话。<br/> 开始,日军长官极为恼怒,骂我是“卖国贼”、“没骨气”,并要开枪,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意识到需要变更喊话内容,开始用聊家常的语气,说起家乡和日本兵熟悉的事。据点内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我们聊到了时事和战争。<br/> 喊话结束时,同盟队员对日军唱了一首歌:“明月偏西挂树梢,寒风凄凄树叶儿响。年老父母种稻又插秧,依然忍饥受饿度时光。……”在带着寒意的秋夜里,歌声更显凄凉忧伤,让据点内的日军想起了遥远的故乡,勾起了他们的孤寂和辛酸。<br/> 当我们离开据点时,日军高呼:“谢谢你们!但一会儿我们得向你们开枪,跟上级汇报可以说击退了一次攻击!”果然,等我们走出据点好远时,身后响起了机枪声、步枪声。此后,这个据点的日军很少骚扰周围村庄的百姓。<br/> 反战同盟主要通过战场喊话、电话、书信等方式来对抗日军。我的工作不止于此。<br/> 战争打到后期,八路军缴获的日军武器越来越多。为了能让战士们尽快掌握这些较先进的武器,我们举办了日本机枪射击训练班。因为我对日本各种武器和战术较为熟悉,便担任了八路军的军事教官,详细解说日本机枪的构造、性能、零部件、射击中目测距离的方法以及维修方法。<br/> 在保卫胶东抗日根据地时,我还拿起武器与日军直接作战。1942年11月,日军开始对胶东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这是胶东抗战史上日军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扫荡”。<br/> 情势危急。在我的再三请求下,部队领导同意了我参加掩护突围的战斗。在争夺阵地中,我听到日军指挥官隐隐约约地大喊开炮的声音,立即叫八路快转移阵地。刚撤离一会儿,日军的炮弹落在突击队刚才的阵地上。突击队转移到另一个地势更高的阵地,我迅速架好机枪,猛烈射击起来。就在这时,一发炮弹落在机枪旁边,弹药手头部中弹牺牲,我只觉得胳膊上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拳,也负了伤。但顾不上包扎,抱着机枪横扫,掩护其他人撤退。这时,司令部和老乡已经突出包围,走远了。我边打边撤,突出重围后,才被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br/> 在和山东军民共同对日作战的3年中,我负过伤,也立过功,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有人夸奖我的贡献,但我最想感谢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