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劝降叶挺遭拒：称'请枪毙我'

叶挺(1896—1946年)，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荣膺“北伐名将”的殊荣，他的独立团被称为“铁军”。1927年8月1日，他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为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非常器重叶挺，曾当着叶挺的面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作为一代名将，叶挺的军事生涯和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称颂，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风亮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br/> 流亡海外，生活艰难，但未曾忘忧国<br/>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逃亡到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颂扬这次起义，这让叶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内他却遭到严厉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这让叶挺怎麽也想不通。<br/>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假道日本，前往苏联。是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正名、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眼见国内有冤难伸，共产国际投诉无门，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出走西欧，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对於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br/> 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从澳门来柏林团聚。在那里，叶挺靠帮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一点钱维持生计。<br/> 1929年，叶挺先是移居奥地利维也纳，以卖绿豆芽和豆腐维持生计。后又移居法国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农村帮农场主摘收水果，运回巴黎街头，摆摊叫卖，生活过得紧紧巴巴。迫於无奈，叶挺有时甚至只能到市场捡拾别人抛弃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br/> <img src="http://data.jianglishi.cn/pic/05/D6/05D62398F2F671F010CDEF947C0FBAC9.jpg" class="cont_pic" class="cont_pic" alt="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劝降叶挺遭拒：称“请枪毙我”"/><br/><br/> 叶挺还带头捐款建起简陋的军部摄影室。成立军部摄影室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拍新闻照片，对外宣传新四军在前方作战取得的胜利﹔二是给新四军排级以上干部建立照片档案。当时不少红军老战士，都想拍张纪念照片，寄给家人，自己留存。於是在军部摄影室的基础上，又增设了合作社性质的照相服务社，由叶挺、项英和陈毅等人带头捐钱集资入股，购买照相器材，私人拍照和冲印照片要记账收费。当时只有两台相机，一台是用120胶卷的禄来福来相机，另一台是照相馆用的木制座机。暗房用几丈黑布做帐幕，红灯是用油灯罩上的红玻璃代替，没有电源印片，放大全靠日光。叶挺利用闲暇，随身带着徕卡相机，多次亲临摄影室当教练和辅导员。<br/> 曾在军部工作的画家赖少其回忆说：“我1939年10月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叶军长即把自己所拍的战地照片拿给我看，说想编一本《新四军》摄影集，送香港印刷，交宋庆龄、史沫特莱作为海外宣传品，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和医药，同时也为了粉碎顽固派对新四军所谓‘游而不击’的造谣污蔑。”令人遗憾的是，由於种种原因，叶挺拍摄、编辑、出版新四军影集的计划未能实现。<br/> 临大节而不苟，严守节操，志不可夺<br/>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叶挺赴敌谈判，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无理拘押。陈诚受蒋介石的指派，企图说服叶挺到国民党领导的军中任职，叶挺始终不答应。气得陈诚反问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日，国民党领导的军队也抗日，你为什麽就不愿意到国民党军中来任职?”叶挺回答：“道不同，不与为伍，我的追求只有共产党。”张发奎劝他到柳州去，在张所在第四战区司令部任副职，叶挺愤愤地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站着死的叶挺，绝没有爬狗洞的革命者!”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没能动摇叶挺的革命意志。蒋介石半是安抚半是威胁地说：“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叶挺坦然地说：“我早就决定我已经完了!”蒋介石眼看叶挺口气这麽硬，只好给自己下台阶，改变口气说：“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三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叶挺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蒋介石无计可施，无奈地说：“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郭忏把叶挺送回住地又谈了约一个小时。叶挺给蒋介石的最后答复是：“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叶挺从被扣押之日起，多次要求“公开军法审判枪毙”。叶挺在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提出“恳准判挺以死刑，而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於释放，复其自由”。并多次向蒋介石提出“挺愿以一死为部属赎命”，“不愿苟且偷生”，“愿保其真情而入地狱”。叶挺在被囚禁期间，愿以一死维护新四军的荣誉，维护共产党人的尊严。在黑暗的囚室里，他先后写了着名的《囚歌》和《囚语》以明志。这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视革命气节重於生命的浩然正气和不屈服於邪恶势力的革命精神。<br/> 叶挺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先后被囚於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被移禁於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1942年12月中旬，国民党把关押在重庆的叶挺转移至湖北恩施，交由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保护”，实际是软禁。叶挺答应去恩施，但郑重宣布两条：一，不挂任何官衔﹔二，生活民办，不沾六战区一饭一水﹔生活费用由他的老朋友、湖北省银行行长、民族资本家周苍柏支借，日后奉还。1943夏，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罗卓英、吴奇伟、郭忏等人，屡次劝说叶挺，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或代理司令长官，叶挺照例予以拒绝。陈诚又邀他去缅甸，当远征军副总司令，叶挺仍表示碍难从命。<br/> 1943年夏秋间，叶挺一家又从恩施转到广西桂林。国民党当局给了他一个月薪大米两石、法币3000元的“第四战区高参待遇”。在特务的监视下，叶挺夫妇与流落在桂林的岳母、子女以及姐夫麦畅生一家住在一起。国民党统治下的桂林，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单靠“高参”的月薪是不够一家十多口人吃用的，加上国民党特务对叶挺一家实行经济封锁，从外地寄给叶挺的汇票大多被没收，生活自然困难了。此时，叶挺又添了第九个孩子，李秀文产后贫血、体弱，急需用钱。国民党特务以为这是使叶挺屈服的好机会。一次，两名国民党特务军官拿着一大叠钞票闯进叶挺家中，说：“这是军委会叫我们送来给您的薪俸。”说完将钞票放在桌子上。叶挺自知这绝不是“雪中送炭”，对来人说：“不要，不要，出去!”愤愤地抓起钞票，扔出门外。特务只好拾起钞票走了。为了解决一家人的生活困难，叶挺毅然将李秀文从澳门带来的一些值钱的东西卖掉，卖一点吃一点。后来又利用住屋的前后荒山、草地，买来十几只山羊和四头小猪以及简单农具、种子等，砌栏筑圈，开荒种地，捞水草，自己动手喂猪、放羊、养鸡鸭，来维持生计。一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来看望叶挺，见到他一家人日子这麽艰苦，便给广东昭关在第七战区担任军粮计划委员会主任、叶挺的老部下李洁之写信，要他设法给予资助。不久，李洁之汇来了一万元法币(当时值50石大米)，因是何香凝出面要的钱，特务不敢轻易乱动，这笔钱给叶挺一家解决了很大的生活难题。<br/> 1943年12月25日，国民党特务再次把叶挺押回湖北恩施。在恩施，一家人日子又遇到困难，叶挺便带着叶正明、叶华明等几个孩子在山坡上开了一二亩荒地，种上了各种蔬菜，还养鸡、养兔子、养鸭子等家禽，供自己家中改善生活。种的豆角多了，自家吃不完，就叫孩子们摘下拿出去卖。晚上叶挺带着孩子去捉青蛙，捉青蛙要有灯光，没有手电筒就用油灯照明。叶挺的烟瘾大，手头紧时就自己卷烟丝抽。到恩施后，叶挺还注重培养子女勤劳的习惯，衣服要孩子自己动手洗，穿的草鞋要孩子自己动手打。<br/> 压抑而又清苦的软禁生活，并没有动摇叶挺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钢铁意志，相反更加激发了他对共产党、对人民的热爱，对顽固派倒行逆施行为的仇视和愤恨。抗战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全力营救，叶挺於1946年3月4日获释。获释的第二天，他就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於3月7日复电给叶挺，称赞他经受了种种严峻考验，对党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决定接受他重新入党。4月8日，叶挺在赴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噩耗传出后，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悼词说：“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