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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官渡之战的曹操:“喜看稻麦千重浪”

在邺地,曹操赓续北中国种植结构调整的传统,修整“西门十二渠”,种植水稻,或者稻、麦间作,稻、麦休耕,使邺地出现稻麦千重浪的喜人之势,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图为“西门十二渠”渠道遗址。

在中国,五谷泛指粮食,约有两个版本:《周礼》曰“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云“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孟子》曰“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赵歧注云“五谷谓稻、黍、稷、麦、菽(豆)也”。

黍、稷在古代中国一定是五谷中的“SupurStar”。不然,《诗经·魏风·硕鼠》不会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不然,稷不会走向神坛成为国家的象征,一说就是江山社稷,天下社稷。

关乎黍、稷,说法纷纭。《本草纲目》云:“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五谷中,麻是什么?既然五谷泛指粮食,自当不是“大麻”、“苎麻”这些只可制绳、织布的东西。窃以为,五谷之“麻”,当是盛产于中原大地的“芝麻”——《说文》云“芝,神草也”——芝麻芝麻,无非以“芝”修饰“麻”矣。

五谷两个版本:前者有麻无稻,后者有稻无麻——麻与稻做了置换。

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稻的主要产地在南方,是故“五谷”之中,最初无稻。

东稻田村,前稻田村,后稻田村——在安阳县安丰乡政府所在地东北约2公里,西高穴村即曹操高陵所在村东偏北约3公里,有三个以“稻田”为名的行政村,鼎足而立。

不光有“稻田”,这儿还有“大夫(西门大夫)村”、后净渠村、前净渠村等。这些村名,似乎无一不与“西门十二渠”有着某种关联。

“稻田”怎么就“链接”上西门豹了呢?

“稻田”,盖因“西门渠”灌溉而能种植水稻,有其名也。

安阳县的“稻田”里,显然有很多故事。

尽管“稻田”里而今满是麦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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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决定官渡之战胜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

《诗经·豳风·七月》中的这些句子,可证北方中国3000多年前已经种稻。另外,《诗经》还有“丰年多黍多稌……为酒为醴……”等,醴是以稌酿的甜酒,稌就是稻。

但这时的稌或稻,说的都是糯稻、糯稻米,不是今天我们日常吃的非糯的籼米或粳米。古代非糯的籼稻或粳稻栽培,要比糯稻为少。

这,还得从中国农业的起源说起。

中国农业的起源有两个独立发展的脉络:一是黄河流域的黍、稷、豆,一是长江流域的稻。

黍、稷、豆起源于黄河流域,都是耐旱作物,依靠自然降水就能获取好的收成。

大量考古发掘表明:稻的栽培起源于距今约1万年前的长江流域,距今约四五千年前陆续北上,进入黄河流域。

但在黄河流域,种些糯稻酿些黄酒,还可以;大量种植,就有问题——因为黄河流域的降水,不足以让稻丰产丰收。

这就需要灌溉。“郑国渠”改变了秦国,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比“郑国渠”早100多年的“西门十二渠”同样改变了魏国,不但让邺成为阻止赵国南下的屏障,还帮助魏国挺进中原,称霸中国100多年。

小小的渠,缘何有这么大的力量?

曹操一生,似乎都在处理军政大事,不太关注经济建设。

但是,忽视曹操的经济建设,非但不能读懂曹操“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终令》,更难弄清他缘何扎根在邺。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曹操《蒿里行》,可谓这个时代的史诗——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生逢这样的时代,曹操要克平天下,最急缺的,也许正是稳定的粮食。《魏书》云——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葚。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曹操官渡之战打败袁绍,统一北方,“许下屯田”居功至伟。

但是,过分强调“许下屯田”,同样也是存在问题的。不然,就没办法解释曹操缘何一次性坑杀七八万官渡之战战俘。说起坑杀战俘,无不义愤填膺。那是个招兵买马的时代,七八万战俘扩充到自己的队伍中,曹操一下子就能天下无敌——试问,曹操愿意坑杀他们吗?

为什么坑杀?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袁绍带领的这支10万人的队伍,为什么顷刻间会向曹操带领的2万人的队伍投降。

都是袁绍乌巢粮库被一把火烧了惹的祸。

《三国志·袁绍传》云:“绍众大溃,绍与(袁)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说“伪降”,也不错,不就是临时没得吃了,想到曹操那儿混口饭吃吗?但是,曹操那儿也没吃的——俘虏人数超过曹军3倍还多,怎么养活?

“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也就是大约5万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问题,决定官渡之战的成败,也决定着曹操不能迅速“扩军”,必须马上活埋这七八万战俘。

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让曹操残忍了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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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麦,演说天命尚赖地理

“西门(豹)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墱流十二,同源异口。畜为屯云,泄为行雨。水澍粳稌,陆莳稷黍。黝黝桑柘,油油麻纻。均田画畴,蕃庐错列。姜芋充茂,桃李荫翳。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悦;邑屋相望,而隔逾奕世。”西晋左思写《三都赋》,费时10年,遍考物产;《魏都赋》盛赞邺地农桑,“粳稌”居首,稷黍在后,无疑是对北中国粮食种植结构的一次颠覆。

回头看曹操“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种的就是“稷黍”;到了邺地,曹操种起了粳稌。

所谓粳稌,就是粳稻,常说的水稻。

粳稻起源于中国南方,大面积种植则始于唐,北宋苏轼《新渠诗》云:“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来奕奕,如赴如凑。如云斯积,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识粳稌。”

苏轼也许不知,曹操邺地屯田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又以兴修或复修旧有的农田水利工程为前提,这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主要集中在邺城周围、河内地区与幽州附近。

曹魏时期,邺地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为更好地发挥“西门十二渠”的灌溉效益,曹操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水溉邺,民赖其用……魏武王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二十里中,作十二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西晋陆翙《邺中记》云:‘水所溉之处,名日堰陵泽’……魏武王又以郡国之旧,引漳流自城西东入,迳铜雀台下,伏流入城东注,谓之长明沟也。渠水又南迳止东门下……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东出石窦堰下,注之隍水。故魏武《登台赋》曰:‘引长明,灌街里’,谓此渠也。”

何谓“墱”,李周瀚注《魏都赋》云:“墱,级次,泄水之处,言有十二也。”墱,就是排灌设施。

曹操修整“西门十二渠”,不但种植水稻,也许还稻、麦间作,或者稻、麦休耕。《魏都赋》云:“甘茶伊蠢,芒种斯阜。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对此“芒种”,唐代李善注云:“郑司农曰:芒种,稻麦也。”

灌溉之田种植稻、麦,高地旱田种植稷黍,这种作物更迭,意味着什么?

稻、麦是高产作物,但需要水;稷黍是低产作物,与水关联不大。

战国初年,魏国李悝曾云:“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而秦国开通郑国渠后,《史记·河渠书》云:“渠就……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收亩一石半”,种的是粟、是稷黍;“收皆亩一钟”,种的却是麦——换算过来,麦的亩产量,竟是稷黍的4倍。

但是,那时的北中国为何种植稷黍而很少种麦、稻呢?一、稷黍是黄河流域先民培植的作物,适合这里的干旱环境;二、麦源出西亚、稻源出南方,在黄河流域种植,需要灌溉;三、中国的饮食习惯是“粒食”,小麦“粒食”味道不佳,就是捣成“麦屑”还是下等人的食物,唐代颜师古注汉代《急就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

但是,邺地种植似乎有“反传统”的一面,《诗经·魏风·硕鼠》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而且还唱“硕鼠硕鼠,无食我麦”——这也许与当时西门豹开辟“西门十二渠”密切相关。

西门豹之后,魏文侯曾孙襄王时,以史起为邺令,再续引漳溉邺之事,班固《汉书·沟洫志》有“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盐碱地)兮生稻粱”。

西门豹能在邺地改变北中国的种植传统,也许与殷商时期这里就有植麦的传统相关。

殷商灭亡,微子过殷墟而作《麦秀》。

《尚书》云:“微子(箕子)朝周,过殷故墟,见麦秀之蕲蕲兮,黍禾之蝇蝇也。曰:‘此故父母之国,宗庙社稷之亡也。’志动心悲,欲哭则为朝周,欲泣则近妇人,乃为《麦秀》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纣王)兮,不我好仇!’”

不但邺地植麦,至少在战国魏襄王时,史起灌溉邺地,就是为了种稻植粱。

《麦秀》哀而不伤,寄托遥深,是中国文人寓意诗的发端之作。

“麦秀黍离”,世称感慨亡国之辞。

曹操在东汉“麦秀黍离”于邺赓续北中国种植结构调整,有传统在,易俗自易。

“上风吹之,五里闻香”(曹丕颂稻之语)——躺在邺冈上的曹操,喜看邺地稻麦千重浪。

曹操深信:在微子、西门豹等的遗爱下,自己锻造的稻麦聚集的力量,在不久的将来,护佑来者克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