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世界范围货币战争 中国是最大受害者

核心提示：是货币战争打倒了明朝，也是货币战争促成了清朝的解体，同样是货币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中，中国由强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境地，然而面对经济崩溃，士大夫阶层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事、体制等，在无休止的盲目中，他们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

本文来源：《长江日报》2010年10月20日第64版，作者：韩毓海，原题：《明清时期货币战争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

是货币战争打倒了明朝，也是货币战争促成了清朝的解体，同样是货币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场看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中，中国由强及衰，落入了“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境地，然而面对经济崩溃，士大夫阶层反而将注意力转向了政治、军事、体制等，在无休止的盲目中，他们推动了一轮又一轮的“变革”！

1、12亿两白银曾经流入中国

从今天的史料看，明清两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惊人，“闭关锁国说”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日本学者百濑弘统计，18世纪至19世纪，中国通过全球贸易，流入白银共达12亿两，仅乾隆中期，每年从西班牙流入的银元，就多达500万元，这说明，明清时中国外向型经济，已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

据统计，当年殖民者从美洲开采出的白银，四分之三流入了中国，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等10大商帮，都是在明清时代出现的，中国商品远涉欧洲，甚至对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英国的下午茶，当时只有中国产茶，如果没有“中国制造”的支持，这一习俗从何而来？事实是，中国明清并没有“闭关锁国”，相反，我们一直在积极发展国际贸易。

通过大航海，明代建立了一套“海洋朝贡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重要，它以琉球、菲律宾等为中转站，硫磺、白银、马匹等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的商品也走向西方，这种贸易秩序的建立，曾是后来国际贸易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2、明清两代就成为“世界工厂”

国际贸易规模大就需要有强大的主权货币，这就要靠国家信用来保证，可按当时的管理能力，很难维持主权货币的运转。更重要的是，当时政府不愿“体制干预过多”，在货币问题上放任自流，结果错失了历史机遇。

中国金银铜等贵金属产量极少，而富户又有地下藏银的习惯，导致市场上的货币越来越少，造成市场波动，为解决这个问题，明清只能大量从海外吸纳白银，来补充本地货币的不足。而要获得白银，就要通过大规模国际贸易来换取，于是从那时起，中国就渐渐成了“世界工厂”，我们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却只是为了换取流通用的货币。而在美洲，随着大型银矿的发现，白银被源源不断地挖掘出来，这些白银被中国高价买入，白银就像抽水机一样，带走了我们的财富。更可怕的是，由于过度依赖白银，使得当时中国的经济命脉完全被控制在他人之手，特别是1830年至1850年，随着世界金融从银本位向金本位过度，国际市场银价一落千丈，大量劣质白银涌入中国，严重扰乱了中国经济秩序，也就是从那时起，中国走向了衰落。

3、货币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为保证货币供应，我们不得不加大生产规模，这必然带来资源紧张的问题，为尽可能节约资源，我们只好走上了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西方虽然也遇到了资源紧张的问题，但美洲的发现缓解了这一压力，此外西方用大量白银换取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就转嫁了资源压力，最终西方走上了人力节约型的发展模式。而人力节约就要引入科学技术，事实证明，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社会发展，而是社会发展推动了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

4、很多士大夫以谈经济为耻

在明清两代，也有一些清醒的士大夫，却未能使中国避免危局。

因为国家整体行政能力不够，有些政策即使国家想推动，也很难实现。这与传统的体制有关，自隋唐开始，中国采取了科举任官制度，很多士大夫是靠背“科条”背出来的，他们不懂经济，甚至以谈经济为耻，这导致他们在“货币战争”面前茫然无知。

相反，倡导面向海洋的，却是以郑和为代表的太监集团，这实在是令人深思。特别是，当后来太监集团希望重启郑和的大航海计划时，却找不到郑和带回的图纸、资料等，原来它们已被儒生刘大夏付之一炬。刘大夏认为自己是在恢复儒家道统，但他想不到的是，他所毁掉的，绝非几张图纸，而是中国后来五百年的国运。

另外，古代国家管理形式相对简单，基层事务多为百姓自行管理，大家轮流负责，这就是所谓“虚吏”制度，但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虚吏”已经不可能实行，但国有选官之制却无选吏之制，于是吏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通过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其中一些是不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的，在具体事务上只好依靠“吏”，这就造成了“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局面，官员是不断在换的，可吏总是那些人，甚至是世袭的，甚至官也要依靠他们，离开吏就办不了事。

明清两代，地方豪强势力过大，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它的具体危害就是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明清很多封疆大吏根本不到任，天天在京城混官场，找新的升迁机会，把地方行政完全交给吏和豪族去管。历史上，唐玄宗想把女儿嫁给贵族崔氏，崔氏居然不同意，拒绝了这门婚事。官治不了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对地方的行政无法实现有效控制，最终只有坐视历史机遇的流失。

据《北京晨报》、《五百年来谁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