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掐死在摇篮中的“周瑜军团”(3):尾声及感想
第一章、勾践孙权[page]陈寿评曰: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於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㈠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这是陈寿对孙权的总结。以前对于孙仲谋嗜杀仅仅停留在由太子之争引发的大清洗,如今再读陈寿这段话,才知道“暨臻末年,弥以滋甚”以前的碧眼儿,便是一“果於杀戮”的主了。对于其人屡次“北伐”都没有结果的理解也更深入了一层,仅剩下绵羊如何能与虎狼斗勇呢?
与未能北图中原的勾践相比,孙仲谋的手段更干净,也更彻底。
然而平心而论,国小民稀而累年与强敌为邻,一招不慎就有灭顶之危。孙权本人虽不惧以身犯险,但他从来没有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后人对“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也不能太过于苛责。然而当这个国策与以图天下为志的周瑜军团相冲突时,在下很遗憾的看到,杀戮成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也许,这也是两千年来帝制的局限吧。
第二章、从陈寿的手法观正史创作
国外的学者曾在感慨中国古代史料浩若烟海的同时,批评中国史学家很少提出自己的观点,只是一味记录。以前在下多是肚里暗笑,如今却有些感概。直笔如董狐,也会在所录历史上留下个人因素。而从“知丘罪丘”的《春秋》开始,孔子为中国史学开创了一种将个人观念融入历史流传后世的“春秋手法”。以太史公为首“前四史”作者们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地发展与改革,使纪传体发展为一种易于自由发挥的载史体裁,而且这个痕迹不容易为读者察觉。可惜这种方式最大的优点同时又太容易为统治者利用。后人只知有众手修史之误,而不知有诸传互证之妙,大概也是源于此。陈寿的《三国志》,正是通过留白而达到众传互证的精典。
《三国志》里面各传相互矛盾的例子太多,随手一例:
《鲁肃传注》㈠臣松之案:刘备与权并力,共拒中国,皆肃之本谋。又语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则亮已亟闻肃言矣。而蜀书亮传曰:“亮以连横之略说权,权乃大喜。”如似此计始出于亮。若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书,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载述之体也。
这两处矛盾还算是比较简单的。纵观《鲁肃传》可知,鲁肃出使荆州之初的目的是联合刘备与曹操争荆州。但鲁肃找到刘备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刘琮投降,刘备兵败,荆州已为曹操所得。这个时候东吴要考虑的不再是如何与曹操争荆州,而是投降还是抵抗。如易中天所言,鲁肃这个时候要避嫌,所以这个时候推动孙刘结盟的旗手换成了诸葛亮。由于这些曲折,“孙刘同盟”这个事件本就要分两个阶段,分成两个人的功劳,不能一言以蔽之。只要理清楚其中的历史逻辑,事件的真相便更加清晰的呈现在读者眼前。
推而广之,任一事件都需要从所涉及的所有传记,进行多角度互证,尤其是赤壁、官渡这类重大事件。南飞大胆预言:这样梳理下来的《三国志》,其实是没有矛盾的,也是没有疑云的。“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如果连重大事件都没写清楚,有如何使同时代“夏侯湛时着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
那么,陈寿为何要采取这样一种繁复且残缺的方式记叙历史呢?南飞以为有三个方面原因。首先,简洁,后人易于阅读。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将历史了解清楚,绝大多人只关心历史的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将所有当事人的作用交待清楚,则既复杂又难免重复,无法在本传中突出表现传主。其次,三国时期的时代特征决定了陈寿采用这种写法:英雄众多,但中国却没有在这些精英手上完成统一。人总是先入为主有偏见的,再加上人们关心总是部分。在陈寿推行为传主讳的《三国志》里面,每个人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英雄,被放大了的英雄。如果陈寿如《晋书》一样秉笔直书其过,三国的英雄们又会退色多少呢?尽量少加入个人想象,省略相互冲突便是必由之路。第三,很多事件在战术层面上是成功的,在战略层面上却是得不偿失的,这其中涉及到的无数英雄,又该如何书写?最典型的就是周瑜军团打南郡,仗虽是打赢了,但在战略层面上却陷入很大的被动。这样的例子太多,只有通过多传互证,才能折射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千秋功过,仁者得仁,智者得智吧。
再完美的一己之见也是偏见,陈寿深知才华毕露可能遭致的灾祸,不仅仅在生活中有意“求田问舍”以自污,更是将这种做法带入《三国志》这本千古奇书之中。当每一个忠实读者自以为发现陈寿的“错误”而更加坚定自己看法的时候,陈寿正在抿着嘴偷笑。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让这段历史深深烙印在后世读者脑海中,让魏蜀吴三国的饭丝们继续为各自心目中英雄们的理念而对抗,让“三国时代”的精神继续活在后代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