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及两汉末年三次农民起义的比较

秦末及两汉末的农民起义，在中国社会底历史发展上，也同其他朝代的农民起义一样，是起了推进作用的。假如我们拿这三次起义，就其群众的成分、组织、运动的规模，以及它所引起的后果诸方面来加以比较的研究，那末，我们将不仅对这三次起义本身会有一些更清晰的理解，而且还可以从当时阶级和阶层关系的变化中，特别是从当时农民阶级在社会地位方面的转化中，对中国历史上古期的社会性质也将有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就这三次起义的基本史实，分别概述如下：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政权——秦朝的末季，反秦人民的大起义展开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领导九百个戍卒首先起义于蕲的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起义军除分一枝向东徇地外，主力向西攻占陈（今河南淮阳县），并且在那里成立了起义的政府。反秦的起义武装，发展至为迅速。陈王遣将四出徇地。向东和东南，曾先后派遣葛婴、邓宗、召平等到达今皖中、苏北一带；向东北曾派遣周市迂回到达今山东一带；向北，曾派遣武臣到达赵国故地，后来武臣的部下韩广再发展到燕国故地（今河北一带）；向西，由周文领兵攻打秦国的政治中心——咸阳。这支西向的军队，是起义军中的主力，它曾一直打到戏（在今陕西临潼境），大大地震撼了秦二世胡亥的统治。

但同时，陈州政府是一个反秦各阶层的联合组织，当起义持续下去时，利益要求的各不一致便表现出来了。首先是残余的六国贵族分子，主要如张耳、陈余这一干人，先是劝说陈胜须立楚后，不如愿后，就又劝说武臣在赵自立，阻止以兵力援助西征。这显然是对起义军内部起了一种严重的分离和瓦解的作用。其次是陈王自己可能有些骄横自满，致使领导上一再地发生错误，如容忍武臣的在赵自立，容忍荥阳外围守将田臧在敌兵临境时竟矫诏擅杀假王吴广，以及错误地杀了东徇军首领葛婴等等。这样，起义军在当时形势中便从优势转为劣势了。这一转化客观上便利了秦将章邯的进攻，使他能够很快地击溃了周文，连下荥阳外围并攻占了陈州。陈王自陈州败走，在南移北迁途中，被他的御者叛徒庄贾所杀。后来，虽然有他底旧侍从吕臣带领“苍头军”（按：《后汉书·光武帝本纪》李贤注云“秦呼人为黔首，呼奴为苍头”），并结合鄱阳地区英布率领的刑徒起义军，曾两度光复陈州，但终究挽救不了陈州政府的失败。此后，反秦起义的领导中心便转到以楚怀王孙心为首，由项羽、刘邦、吕臣三方面势力联合构成的彭城起义政府的方面去了。后来，在项羽把楚怀王孙心放逐并杀了他之后，政治上的中心事件简直转化到楚、汉之争，已经不是农民起义性质的战争了。

陈胜、吴广所领导的起义，于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起事，至二年（公元前208年）腊月失败，前后历时只六个月（按：秦历以十月为岁首，元年七月起事，过三个月元年已尽，此后三个月当计在第二年度之内，故六个月而在两岁之中）。这个起义经时是短促的，即使连以后的反秦起义也计算在内，到项羽放逐楚怀王孙心的事件为止（公元前206年二月），整个反秦起义也只持续了两年零四五个月罢了。

西汉末年王莽的改革运动，由于王莽自己对改革抱持着一种顽固的复古倒退的思想，以及他部下施政的官僚群的极端腐化，致使这本来还可能有一点一滴改革意味（如反兼并等）的新政府和新措施，在实际上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引起了全国人民——首先而且主要是农民们底反莽大起义。

新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大饥，人民入野地掘凫茈（荸荠）吃，时常争夺吵闹，新市（今湖北京山县）人王匡、王凤，评理争端，甚得群众拥护，于是聚众在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县境内）。地皇二年（公元21年），群众发展到五万人。次年发生大瘟疫，绿林军分为二部，由王匡、王凤率领的一支，向北发展，后来攻到南阳境，号“新市兵”；另由王常、成丹率领的一支，向东南发展，攻到南郡（今湖北江陵），号“下江兵”；又有平林（今湖北随县）人陈牧聚众响应，号“平林兵”。与此同时，大商人地主刘縯、刘秀兄弟也在春陵（今湖北枣阳）起兵响应，号“舂陵兵”。这些不同的起义军拥立刘玄做皇帝，号称更始。这些起义兵力汇集起来，攻下宛城（今河南南阳），作为更始皇帝的都城。继而在刘秀领导下，在昆阳（今河南叶县）一战中，击溃了王莽派来的镇压大军的主力，取得了带决定性的胜利，巩固了起义形势。更始元年（公元23年）九月，起义军又攻下洛阳；次年二月，更始入都长安。以上是西汉末年南方起义军发展的基本情况。

在东方，从天凤元年（公元14年）起，就曾有海曲（今山东莒县、日照一带）吕母为子复仇、聚众起义的事。到天凤五年（公元18年），有琅邪人樊崇起兵于莒，率众转入泰山。当时青、徐二州的饥民参加的很多，不到一年，发展到一万多人。又琅邪人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等也起兵与樊崇相会合。跟着群众的增多，起义者订立了极简单的纪律：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以言辞为约束，无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称“三老”，次“从事”，次“卒史”，群众间互相称为“巨人”。王莽曾派大军前来镇压，为起义军击溃。起义军为了使自己与“官军”有别，用朱色涂眉，故号“赤眉”。

赤眉军由山东进入河南，这时南方绿林军拥戴的领袖更始皇帝已到洛阳了。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皇帝遣使招降赤眉，赤眉底几个主要领袖樊崇等二十余人进入洛阳，但更始皇帝对于赤眉的群众，不见有任何安置的措施；群众不安了，他们底领袖听说之后也从洛阳逃了回去，大家决定继续起义，准备西取长安。这是两大支农民军没有能够很好地联合，终至互相敌对的开始。更始二年冬，赤眉军分两路西进，次年六月到华阴，立宗室刘盆子为皇帝，九月打进长安，更始皇帝向刘盆子投降了。赤眉入长安后，军纪不大好，士兵经常剽夺财物；又值三辅之地，几经变乱，粮食匮乏，赤眉欲就食北地，遂自长安向西北移动，返回长安后又引军东归。这时，自南方起义军中分裂出去，在黄河以北，依靠用收买、军事攻打、分散等手段把起义人民编组起来而自立的光武皇帝刘秀，已在洛阳建立他的皇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他派遣北、中、南三路军队堵截东归中的赤眉军，他自己并亲率大军在宜阳堵截，赤眉军这时已经军心涣散，无法战斗，便只好投降了。西汉末的这次大起义，假如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因为这一年是南方的王匡、王凤已聚众绿林山，和东方的樊崇起于莒转入泰山的一年）算起，到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止，计绵延到十年之久。比较起秦末的起义来，持续的时间是长得多了。

东汉末年，正是中国社会在经历一个转化的时候。农村破产的程度，较之秦末和西汉末的情况，更加重了很多倍，人民被抛出生产以外而成为“流人”的情况，特别是从安、顺帝时候起，是有加无已。更以东汉末外戚、宦官的交互执政，大大地紊乱了政令，使人民在破产之余又遭受到政治和军事上无止休的大骚扰，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各地人民便被迫不得不又一次地起义了。

这次大起义的第一个部分、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是张角所领导的黄巾军大起义。张角，河北钜鹿人，事奉黄老，自称大贤良师，以“太平道”传教民间，以符水咒语为百姓治病，病愈的就入道。他在这种方式下，在清、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组织了数十万的徒众。并把教徒组织成三十六方（按“方”是当时秘密武装组织的一种单位），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有其单位的领导者。他们传布一个神秘的预言，即“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种预言还传布到京师洛阳，人们用白土将“甲子”二字写在各卫署的门上。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年即预言中所提到的“甲子”年），大家准备起事了。有一个大方的首领马元义组织荆、扬二州的起义者数万人，准备于三月五日在邺起义，但不幸，当他到洛阳布置联络工作的时候，被一个叛徒告了密，被捕处死了。于是张角乃临时号令诸方提前于二月起义。起义军以黄巾包头，故人称“黄巾军”。反动统治者看见他们群众多，叫他们做“蚁贼”。起义发动后，灵帝刘宏连忙采取紧急措施：一方面派遣外戚何进守住京城，一方面派遣卢植在河北境内看住张角，而主要兵力则在大刽子手皇甫嵩和朱儁的带领下，重点地进攻京东的颍川（今豫中一带）起义军。起义军领袖波才最初击败了皇甫嵩，但后来朱儁和曹操都支援皇甫嵩，起义军这才转胜为败。皇甫嵩和朱儁乘胜把颍川、汝南、陈国一带的起义都镇压下去。这个“重点突破”成功以后，他们便分兵两翼，皇甫嵩进攻东郡（今鲁西南、豫东北一带），朱儁进攻南阳（今豫西南）。东郡方面的起义军很快地被镇压下去了，朱儁在南阳却遭遇到了非常顽强的抵抗，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胜败，才把这支起义军镇压下去了，东郡和南阳“平定”之后，由于卢植和董卓在河北无功，遂改调皇甫嵩到河北来进攻黄巾军的主力。这时张角已病死，角弟梁接战，最初取得了胜利；但经过较长期的围困后，于再战时失败了。最后又将下曲阳（今河北晋县）黄巾军主力的一部分（其首领为角弟张宝）消灭。东汉末的第一部分起义至此结束。自中平元年二月至同年九月，起义共持续了八个月。

黄巾主力虽被击溃，但其余势力还是强盛的，其中主要如张燕，部众号称百万，雄据太行一带，称“黑山军”；青、徐二州的黄巾也号称数十万。这些力量，曾给予东汉末的专制皇朝和割据一方的军阀们以若干次大大小小的打击。截止到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张燕率众投降曹操为止，黄巾主力和余势，一直绵亘了二十一年之久。在中国上古期历史中，这样猛烈的战斗，时间又支持得这样长久，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东汉末起义的第二个部分，是汉中张鲁所领导的起义。张鲁是“五斗米道”创始人张陵底孙子、五斗米道的布道者和以后的教主。他领导部分梁、益二州的人民在汉中独立成立了政教合一的政府，政简民足，苦于军阀混战的三辅人民和四川的流民多往从之。虽然他后来被曹操用武力逼迫不得不投降了，但他在汉江流域也支持了二三十年之久。

东汉末起义的第三个部分，也是过去被历史家一直不列入人民起义范围之内、或者不予重视的一个部分，是边章、韩遂领导下的西部羌胡人民和汉族人民的联合大起义。羌胡种族在东汉统治期内，一直是受皇朝残酷镇压的一种疆内少数种族。他们曾连续的聚族反抗过，都被东汉皇朝给镇压下去了。但到东汉末年，伴随着内地的黄巾起义，西北方面居住在北地的先零羌和袍罕（今甘肃临夏）、河关一带的羌、汉人民也起义了。他们于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冬十月起事，杀了金城太守，并推边章、韩遂二人专任军政。中平二年进军三辅，关中大震。皇朝派遣镇压黄巾积有经验的刽子手皇甫嵩和董卓前来镇压，被起义军击败了。皇甫嵩因此受到罢黜的处分。后来皇朝改派张温、袁滂、董卓、周慎等率步骑十余万屯兵美阳（今陕西武功），边章、韩遂引军转移，在榆中境将尾追来的周慎部三万余人击溃了，使他们丢弃了全部的辎重而去。

起义军连续胜利，但内部却也存在着分歧。中平三年（公元186年）冬，韩遂并了边章（按：《后汉书·董卓传》说韩遂杀边章；《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说边章病死，二说歧异），另与陇西太守李相如、凉州马腾、汉阳王国等联合，共推王国为主。这是起义性质的第一步转化。后来这种转化逐渐明显，直到韩遂与王国等分开，一度曾投降曹操，后来与马超又联合反曹。这中间人民起义的性质逐渐退缩，以韩遂个人为中心形成势力集团，割据一方的性质逐渐加强。但这个边疆方面少数种族的起义运动持续达三十年（自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起，至建安二十年即公元215年韩遂为金城羌人所杀止），客观上成为黄巾、黑山、五斗米道等起义运动的有力的友军。

基本史实叙述如上。现在，我们试从三个方面来予以分析。

第一，先从参加起义者所属的阶级成分来比较一下。在这三次起义当中，参加起义群众的阶级成分，以秦末的反秦大起义最为复杂。农民军领袖陈胜曾为人佣耕，是雇农。随他起事的九百戍卒是闾左贫民。其次，还有如吕臣“苍头军”和英布“当阳军”中的群众，他们的社会等次可能更低，故其团结与坚持战斗的力量也较强，如两次恢复陈州的事迹所可以说明的。此外，响应起义的也有小有产者和新兴的地主，如刘邦所代表的就正是这个阶层。最后，是战国时代残余下来的旧贵族分子，如陈州政府中的张耳、陈余、蔡赐、孔鲋等，刘邦的谋臣张良（他的贵族意图，后期较弱，且在转化），以及整个的项羽集团，他们也是坚决反秦的，但目的则是恢复旧贵族的统治。起义群众阶级成分的复杂性，使得起义不容易集中领导，不容易较长期地坚持，并且容易失败或变质。陈胜、吴广所领导的农民，仅只担任了起义的开场和第一阶段中的主要角色，只维持六个月便失败了；此后，虽有刑徒兵起来继续，但也没有维持多久，便加入到以项羽为领导的起义军中；到第二阶段，便转化为在楚怀王孙心领导下的联合局面。最后转化为楚汉之争，并且由参加起义之一部分代表小有产者和新兴地主势力的刘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次起义是没有、或是很少起什么积极作用的。不是这样。十分显明的，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是中国农民在历史上所发动的第一次空前规模宏大的起义，它严重地摇撼了、并且通过其后继者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宏大的专制主义政权。正如旧史书所说，它是“亡秦首事”。这使以后成功的刘邦也不得不在西汉初年采取了“与民休息”的种种措施，此其一。在这次绵亘了两三年的反秦起义中，无论战国时代残余下来的那些旧贵族分子如何千方百计地企图达成贵族政治的复辟，但他们终于被证明是徒然的，跟着项羽的乌江自刎，中国古代宗法贵族政治永远地退下了历史舞台，此其二。这便是秦末反秦人民大起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再看西汉末的起义，参加这次起义的群众，其阶级成分，比起秦末来已经简化得多了。无论从南方军来观察，或者从东方军来观察，最主要的群众都是破产或频于破产的农民，他们为饥寒所迫，聚众起事，部勒很简陋，甚至在最初阶段连夺取政权的目的都不明显，《通鉴纪事本末》卷五下《王莽篡汉》段中说南方的起义者某一次生俘住荆州牧时，也仅只刺死他的坐马，而不伤害他本人。其中只有大商人地主分子刘绩、刘秀兄弟以及李通、李轶兄弟，当他们带领了在他们属下的门客、部曲前来参加起义时，已经有了确定的政治目的，即如他们的谶文所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①但他们在当时的阶级或阶级关系中是孤立的少数，故不能不联络和利用农民这支巨大力量，这一点从《后汉书》的《李通传》、《王常传》、《光武帝本纪》和《刘縯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虽然像某些课本中所提，刘秀是“混进”了起义队伍的看法固然不对，但假如把“反莽”看作是刘秀集团起义的唯一目标的话，那显然也是由于对史料不熟而产生的片面性认识。刘秀不仅联络并企图利用过下江兵和新市兵，后来过黄河后，他还更露骨、更卑劣地利用过许多像“铜马”等称号的大大小小的起义势力。刘绩的被杀，意味着他们这一企图的初步失败；而刘秀的渡河和即位于高邑，则又意味着他们这一企图的终于要成功。起义军中具有着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在这一点上是与秦末起义共同的；但阶级和阶层的情况简化了，地主分子在起义中的目的性更强了，从这里可以看出，从秦末起义中最初取得政权的那个阶层，在二百二十年的岁月中已比较从前更加成熟，它在政治的波浪中觅取政权的目的性是大大地增强了。

东汉末的起义，特别是从黄巾起义中表现出来的，参加起义群众的阶级成分则更简化，即起义群众基本上都是比较秦末和西汉末更加破产、更加贫困得多的农民阶级。从既有史料中，除了与这一阶级十分邻近的阶层也来参与起义、或者个别领导者的个人阶级成分偶有歧异的迹象，如张角等的个人成分可能是望族（即所谓河北“四十三望”）外，几乎看不见任何对农民阶级说是异己的阶级前来参加。这次起义几乎是农民独立作战的。这个基本特点导致来如下的一些特色：战争的顽强和猛烈，投降记载的缺乏，招致敌方杀戮的残酷（如筑“京观”），和主力失败的迅速以及主力失败后余势坚持反抗的长期性。这些特色，都是上述两次起义中所不具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我以为，这可以说明：中国农民在自公元前三世纪末到公元后三世纪初这四百多年的过程中，作为一个阶级显然是在成长和转化之中。并且在当前正遭遇了一个转捩。由于专制主义和新兴强宗豪族的侵夺和兼并而被抛掷出来的破产农民，一时尚不可能按照以后中古的部曲、佃客等形式完全安插到生产之中。这就是黄巾起义情况之所以严重和以后的多次流民之所以不断地爆发起义的根本原因。

第二，再从起义者所具备的组织条件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来比较一下。陈胜、吴广所凭借的组织条件是很少的，除了使用“篝火狐鸣”、“鱼腹丹书”等一些寻常的迷信方式之外，他们并未使用任何类似宗教的组织方式。但他们的动员力量是很强的，那是由于一上来他们就提出了鲜明的政治口号：“伐无道，诛暴秦”这在当时是一个最有力的号召，使各阶层在这个号召下结成了一个反专制主义的大联合。西汉末起义以宗教和迷信方式来组织动员的迹象，也是并不鲜明，只是在赤眉军到达华阴时的齐巫闹鬼事件中，已经反映出有些“天师道”的萌芽气息。一般来说，元论在南方军北方军或东方军中，组织的凭借是薄弱的；只是地主集团的“春陵军”，一直使用着“图谶”这种迷信的预言，以蛊惑群众，达成其“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自己阶层的政治目的。在这三次起义之中，只有黄巾的组织凭借是强的。在起义之前，张角兄弟以宗教工作者的身分布道行医已经多年，在八州之地的广阔地面上，他们以大方小方的形式秘密地组织了群众，甚至这种组织还透进了宫廷。他们还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预言，来作号召。这种预先准备了的条件，是它以前的历次起义所不具备的。这说明着农民起义本身的进步与发展。在这场起义中，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显得独立作战的能力是大得多了，与敌人周旋的办法也多得多了。但同时，农民的阶级敌人也显得多了，对付农民起义的手段也更加残酷了。不仅东汉昏朽的皇朝不惜尽一切力量团结他们内部（士大夫、外戚和宦官），派遣顶狰狞的刽子手前来镇压；即使那些已经开始要形成割据的各地区内的土皇帝（如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等）也几乎无一个不在他们的“成功史”上浇满着起义人民的鲜血。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一个什么问题来呢？即在这个历史段落中，正是中国初期专制主义要逐渐被削弱、地方割据势力正逐渐在生长的时候，故不论这次起义较之以前具备了怎样有利的条件，但面对着这样更不集中的、更分散的、然而也是更顽固的敌人，他们也终于很快地失败了。

与上述一点相联系着的，是明了了初期专制主义渐被削弱、地方割据刚在生长的这一特点，对于三次起义在活动领域方面的不同，也才可以理解。陈胜、吴广起义是紧跟在秦朝第一个大统一帝国之后，因而它所涉及的领域最广，起义势力以陈州中心向四方幅射。到西汉末，地方分离的性质已经在社会经济的基础里埋伏下了最初的根苗，故起义是分股的，南方一大股，东方一大股，黄河以北若干股，各不相谋，平行发展，即使具有像赤眉首领人洛阳谒见更始皇帝的联合机缘，也未能联合为一，而且终至互相敌对，使刘秀在河北坐收渔利。到东汉末，社会经济基础里埋伏下的分离因素就更重了（土地兼并更发展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受到了更大的阻碍），因而黄巾起义不可能不是局限于八州之地，而且颍川、东郡、南阳、河北诸部起义军各不相谋，很少联系，此外张鲁孤据汉中，边章、韩遂远在边疆一带，更是不相联系的。这种起义地域的逐渐由全国性向地方性的转化，也只有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才能够找到其必然性的理解。

第三，从起义的后果，亦即从新政权的出处问题上，来比较一下。陈胜、吴广起义，由于农民阶级缺乏正确领导，以及宗法贵族已经垂死，不可能掌握政权，故新政权便很自然地落到了刘邦集团的头上。刘邦集团的掌握政权，说明着新政权是由参与起义中的一个方面（虽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最革命的一个方面），在起义历程中成长转化而来的。这一点，对于社会发展，当然说不到是多么的有利的，但由于新统治阶级惧怕人民的威力，在新的政治措施上不得不对农民做某些程度的让步，因而也就多少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绿林、赤眉的起义，就其初起的情形看，是相当成功的，即他们都曾亲自拿到了全国性的政权，攻下了首都，推戴了自己的皇帝。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弱点，特别是两支农民军之互不相谋、甚至彼此敌对，他们终于都丧失了他们已经到手里的主要胜利品，结果竟归于刘秀。但无论如何，刘秀也还是起义的参与者之一，即使在利用中也不免要与起义人民保持相当的关系和接触（当时人们呼他为“铜马皇帝”），因而在东汉皇朝开国后的新措施里，如初年的减轻赋税，也表现了对农民的某些让步，这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多少是有帮助的。只有东汉末的人民大起义，新的政权不是由起义军的任何一支中产生或转化出来，而且恰巧相反，是由绞杀起义的刽子手们各自建立了政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情况是东汉末参加起义者阶级的单一性，以及起义军的地方分离性之必然的结果。但它的效果可能表现在另一方面，即一方面打垮了初期专制主义的统治，并在另一方面迫使建立了鼎立形势新政权的刽子手们重视了农民由自由转化到隶属过程中的紊乱状态，因而重视了如何更普遍地使用新的、隶属的形式（如荫户、部曲、佃客、屯田等）来组织农民，组织农业生产，而这对于此后的社会生产是起了一个推进作用的。这个进步作用，曾因不久以后的外族入侵而弄得不甚明显了；但假如我们把中国上古期社会与中古期社会拿来做一番鸟瞰的比较，那末，黄巾大起义在一个转捩关头上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是十分明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