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司令与张国焘的生死交锋
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终于和第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这支饱经艰辛、形容憔悴的南方部队散了队伍,直奔他们的同志而去,又是喊叫,又是哭泣,又是高唱。许多人高兴得连话都讲不出来了。7月20日,在倾盆大雨中,他们列队开进懋功地区的两河口,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到处贴满了宣传画和标语,村落间拉起了军用电话线,草原上搭起了讲台。
朱德和毛泽东在滂沱大雨中走到村外,等候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他们已经和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及其他指战员详谈过,所得知的情况颇令他们不安。一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把当时的局势说明如下:红军第四方面军共有五万人,都是从四川、河南、湖北来的彪形大汉。有的是贫农,有的当过农奴,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他们在作战时发挥过英雄主义,而且也受过苦。张国焘在物质方面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吃得好、穿得暖,可是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一般性的教育或政治教育。张国焘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派去当政委的。他的任务很明确: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以免它变成任何有野心的军事领导人的工具。张国焘把红军第四方面军变成了他自己的工具。他仿效国民党的老一套办法,建立起一个有势力的军官集团,作为私人亲信。他按照国民党的办法组织军队,连军衔都照搬过来。他为自己及其亲信集团建立了特权,例如吃最好的伙食,穿最好的衣服,还留下三十匹马给自己和卫兵用。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中央红军的少数将领当然都各有一匹马。毛泽东因为生病,是骑马的,只有一名卫兵。朱德也只有一名卫兵。除非他要检查部队,朱德一向把马让给别人骑。我们经常向他抗议,因为他在整个长征中要指挥全军,可是他说,他天生来身体还结实,而别人的确需要他的马。
毛主席、朱德同志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
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离开江西之前,我们曾与一百万敌军打了好几个月。我们的队伍离开战场马上就开始长征。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行军,穿越平原、高山、大河,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把大部分伤病员留给了农民;我们一路上还留下许多连队以发展游击战;所以,到达懋功的时候,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象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张国焘的傲慢态度从一开头就很明显。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他骑着马带领三十名骑兵卫队,活象演员在舞台上亮相。朱德和毛泽东奔上前去接他,他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朱将军在对集会部队的讲话中,盛赞张国焘的多年革命历史;而张国焘在讲话里向他的部队介绍朱德时,只说‘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
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决定所有红军的政策和纲领,战略和战术。党已经决定长征到中国北部。会师之后,作为领导机关的政治局准备在两河口召集会议,以便制定继续北上的路线。张国焘不顾这些事实,就在对部队的讲话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纲领,声明川康交界地区地域广阔,乃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地点。我们当初决定长征,并不是打算在康藏边界的高原上定居下来,同时却眼看着日本占一省又抢一省,眼看着国民党卖国贼继续投降。当然,在每一次大的革命高潮中,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并且会犯错误。但问题必须解决,错误必须改正。因此,政治局会议坦率地谈到了第四方面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可是张国焘不是一个虚怀若谷、愿意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的人。他甚至于傲慢地夸耀他的五万人的装备如何精良,而我们的部队损失如何重大,装备如何低劣。他是在暗示:只有他这个人才能领导红军。他反对执行北进政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在川康边区扎根,然后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会议辩论得很激烈,在散会之前,张国焘终于保证改正第四方面军里的军阀习气和做法。可是他以蒋介石在我们长征路上投入了十万兵力为理由,继续反对北上。他说,上上之策是沿着原路回到雅安附近的天全,占领藏人城镇打箭炉,在西康省建立政权。他的意见被否决,会议重新确定了北上政策。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朱德总司令
我们最后妥协到把部队分为两路纵队,向北进发。第一纵队,或称东路纵队,由毛泽东率领,队伍是从南方开来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二纵队,或称西路纵队,由朱德率领――刘伯承任朱德的参谋长――包括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和我们的第九和第五军团。我们立刻出发。我们东路纵队到达了离松潘七十里地的毛儿盖,在那里休整三个星期,一方面准备穿过大草地,一方面等候彭德怀的队伍开上来。彭德怀的队伍去为全军寻找粮食去了,还把部落人民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府。西路纵队开到发源自昆仑山脉的一条湍急的大河前面,队伍停住脚步,搜索渡河的地方。张国焘宣布,这条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办法。他坚持朱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在华西名传遐迩,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朱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
朱将军和刘参谋长说,渡河的地方是可以找得到的,即或渡不过去,西路纵队也可以到毛儿盖与东路纵队合并,继续长征。当天晚上,张国焘带着第四方面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抓了起来。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朱将军答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张国焘的第二项命令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将军答道:‘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张国焘说,他要限定时间让朱德重新考虑,如果还拒绝这两项命令的话就枪毙。朱将军答道:‘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有许多因素使张国焘没有执行他的恫吓。首先,那里还有红军第九和第五军团,他们打算抢回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再跟东路纵队合并。张国焘警告他们绝不许抢!面对着这种很可能在中亚高原上引起一场血战的情况,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最后还是跟张国焘原路而回。西路纵队在张国焘率领下,回到西康省,一直在那里驻到一年以后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三万五千人开到该地为止。贺龙的队伍是沿着中央红军所经过的路线单独长征的,他们没有象我们那样翻大雪山,而是一路西进,绕过打箭炉,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贺龙和他的政委萧克了解了事件原委,并知道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尽量对张国焘容忍以后,贺龙便郑重劝说张国焘,应该让朱德复职,率领全部红军北上。那时,毛泽东的队伍已经到达西北,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根据地,直接阻拦住日本可能的进路。同时全国的政治局势也比较对革命有利,而西康的粮食情况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答应下来。朱将军至此才重掌兵权,率领红军北上和毛泽东会合。张国焘则始终还掌握着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队伍还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朱将军从未向我提到他这一年在西康实际上作了张国焘的俘虏的事。我们谈到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时候,日本已经侵入长城脚下,朱德上了前线。我因此只有仰仗其他的人,以及他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军事和政治文章。这些资料证明,朱将军在西康这一年中不仅专心致志地写作,而且尽一切可能帮助张国焘同四川军阀的部队进行斗争。
朱德和毛泽东在滂沱大雨中走到村外,等候第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张国焘。他们已经和第四方面军司令员徐向前及其他指战员详谈过,所得知的情况颇令他们不安。一名红军政治工作人员把当时的局势说明如下:红军第四方面军共有五万人,都是从四川、河南、湖北来的彪形大汉。有的是贫农,有的当过农奴,什么样的罪都受过。他们在作战时发挥过英雄主义,而且也受过苦。张国焘在物质方面对他们照顾得很周到,吃得好、穿得暖,可是几乎没有进行任何一般性的教育或政治教育。张国焘是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派去当政委的。他的任务很明确:要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以免它变成任何有野心的军事领导人的工具。张国焘把红军第四方面军变成了他自己的工具。他仿效国民党的老一套办法,建立起一个有势力的军官集团,作为私人亲信。他按照国民党的办法组织军队,连军衔都照搬过来。他为自己及其亲信集团建立了特权,例如吃最好的伙食,穿最好的衣服,还留下三十匹马给自己和卫兵用。毛泽东和朱德以及中央红军的少数将领当然都各有一匹马。毛泽东因为生病,是骑马的,只有一名卫兵。朱德也只有一名卫兵。除非他要检查部队,朱德一向把马让给别人骑。我们经常向他抗议,因为他在整个长征中要指挥全军,可是他说,他天生来身体还结实,而别人的确需要他的马。
毛主席、朱德同志在延安接受史沫特莱的采访
张国焘很看不起全体中央红军,因为我们穿得破破烂,军容不整,而且人数也比他的队伍少。离开江西之前,我们曾与一百万敌军打了好几个月。我们的队伍离开战场马上就开始长征。经过九个月的战斗、行军,穿越平原、高山、大河,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把大部分伤病员留给了农民;我们一路上还留下许多连队以发展游击战;所以,到达懋功的时候,只剩下了四万五千人。我们到达懋功时的心情,真象在沙漠旅行的人见到了绿洲。正因为如此,张国焘和他的军官团的态度才使我们感到震惊。他们的派头就好比大富翁见到穷亲戚一样。张国焘的傲慢态度从一开头就很明显。在两河口举行会师大会的时候,他骑着马带领三十名骑兵卫队,活象演员在舞台上亮相。朱德和毛泽东奔上前去接他,他却停住脚步等他们走过来,连半路相迎都不肯。朱将军在对集会部队的讲话中,盛赞张国焘的多年革命历史;而张国焘在讲话里向他的部队介绍朱德时,只说‘他跟我们一起斗争了八年’。
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决定所有红军的政策和纲领,战略和战术。党已经决定长征到中国北部。会师之后,作为领导机关的政治局准备在两河口召集会议,以便制定继续北上的路线。张国焘不顾这些事实,就在对部队的讲话中宣布了他自己的纲领,声明川康交界地区地域广阔,乃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地点。我们当初决定长征,并不是打算在康藏边界的高原上定居下来,同时却眼看着日本占一省又抢一省,眼看着国民党卖国贼继续投降。当然,在每一次大的革命高潮中,都会出现各种问题,并且会犯错误。但问题必须解决,错误必须改正。因此,政治局会议坦率地谈到了第四方面军领导方面的错误,可是张国焘不是一个虚怀若谷、愿意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的人。他甚至于傲慢地夸耀他的五万人的装备如何精良,而我们的部队损失如何重大,装备如何低劣。他是在暗示:只有他这个人才能领导红军。他反对执行北进政策,坚决主张我们应该在川康边区扎根,然后发展为革命根据地。会议辩论得很激烈,在散会之前,张国焘终于保证改正第四方面军里的军阀习气和做法。可是他以蒋介石在我们长征路上投入了十万兵力为理由,继续反对北上。他说,上上之策是沿着原路回到雅安附近的天全,占领藏人城镇打箭炉,在西康省建立政权。他的意见被否决,会议重新确定了北上政策。朱德提醒张国焘,蒋介石虽然派来十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十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朱将军建议由它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一口拒绝。
朱德总司令
我们最后妥协到把部队分为两路纵队,向北进发。第一纵队,或称东路纵队,由毛泽东率领,队伍是从南方开来的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第二纵队,或称西路纵队,由朱德率领――刘伯承任朱德的参谋长――包括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和我们的第九和第五军团。我们立刻出发。我们东路纵队到达了离松潘七十里地的毛儿盖,在那里休整三个星期,一方面准备穿过大草地,一方面等候彭德怀的队伍开上来。彭德怀的队伍去为全军寻找粮食去了,还把部落人民组织起来,建立人民政府。西路纵队开到发源自昆仑山脉的一条湍急的大河前面,队伍停住脚步,搜索渡河的地方。张国焘宣布,这条河无法渡过,纵队别无二路,只好折回西康――这是他早就盘算好的办法。他坚持朱德和刘伯承应该随他回去。朱德和刘伯承都是四川人,在华西名传遐迩,张国焘为了自己的算盘,打算利用他们两人。而且朱德还有一部全军仅有的无线电手摇发电机。
朱将军和刘参谋长说,渡河的地方是可以找得到的,即或渡不过去,西路纵队也可以到毛儿盖与东路纵队合并,继续长征。当天晚上,张国焘带着第四方面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抓了起来。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朱将军答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张国焘的第二项命令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将军答道:‘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张国焘说,他要限定时间让朱德重新考虑,如果还拒绝这两项命令的话就枪毙。朱将军答道:‘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有许多因素使张国焘没有执行他的恫吓。首先,那里还有红军第九和第五军团,他们打算抢回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再跟东路纵队合并。张国焘警告他们绝不许抢!面对着这种很可能在中亚高原上引起一场血战的情况,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最后还是跟张国焘原路而回。西路纵队在张国焘率领下,回到西康省,一直在那里驻到一年以后贺龙的第二方面军三万五千人开到该地为止。贺龙的队伍是沿着中央红军所经过的路线单独长征的,他们没有象我们那样翻大雪山,而是一路西进,绕过打箭炉,与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师。贺龙和他的政委萧克了解了事件原委,并知道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尽量对张国焘容忍以后,贺龙便郑重劝说张国焘,应该让朱德复职,率领全部红军北上。那时,毛泽东的队伍已经到达西北,发展了一个强有力的革命根据地,直接阻拦住日本可能的进路。同时全国的政治局势也比较对革命有利,而西康的粮食情况又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答应下来。朱将军至此才重掌兵权,率领红军北上和毛泽东会合。张国焘则始终还掌握着红军第四方面军,这支队伍还没有受到适当的教育。朱将军从未向我提到他这一年在西康实际上作了张国焘的俘虏的事。我们谈到他这一段生活经历的时候,日本已经侵入长城脚下,朱德上了前线。我因此只有仰仗其他的人,以及他在那一时期所写的军事和政治文章。这些资料证明,朱将军在西康这一年中不仅专心致志地写作,而且尽一切可能帮助张国焘同四川军阀的部队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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