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诸葛亮北伐的成败

荆州失守及后来刘备为夺回荆州而发动的蜀吴之间的战争，以刘备一方的失败而告终。刘备在长期军阀混战中所建立的军事实力遭到致命的打击，许多将领如关羽、糜芳、傅士仁、黄忠、黄权、潘浚，冯习、张南、吴班等或死或降，士卒物资等的损失更为严重，史称蜀军“舟船器械，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有人认为荆州之失在用人不当，不过假设刘备用人得当，能在兵力分散的情况下保持荆州吗？退一步说，即使能保持荆州，能避免与东吴之间的战争吗？而一旦蜀吴之间为荆州而爆发战争，孰胜孰败，对刘备一方来说，损失都是无法避免的。如果蜀方不能大胜，这场战争的长期化也是可以预见得到的。正如赵云所说：“兵势一交，不得卒解也”（《三国志赵云传》注引《赵云别传》）。希望在保有荆州的同时，联合孙权分途出击，等于让孙权替刘备打天下，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太响了。

彝陵战役之后，诸葛亮在一段时间内采取与吴联盟，稳定后方及内部的策略，使蜀汉得到喘息的机会。经济上有恢复及发展，南征平定孟获等后，后方也获得安定。但此后的北伐，是蜀汉战略上的又一大失误，并因此直接导致了蜀汉的败亡。“北伐中原”，争夺天下，是蜀汉的一贯战略。这一战略本身无所谓错，但是诸葛亮对敌我双方的实力以及军

事上实现这一战略的可能性缺乏正确的估计，又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己方的策略，从而陷入军事上的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中，导致失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寿论诸葛亮所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蜀将魏延曾有分兵出子午道的计划，诸葛亮以此计划“悬危”，而未予采纳。有人据此认为这是诸葛亮缺乏“应变将”的表现。不过，现代史论者大都同意诸葛亮的处置。因为，子午道道路险峻，对大军作战，行动、后勤运输，均十分不便。如遭遇对方据险反击，后果严重。即使魏延能出子午道占

领长安，在魏军反攻之下，以五千兵力能坚持多久呢？而一旦战事不利，诸葛亮的主力（出斜谷）无法予以任何帮助，魏延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蜀汉军力有限，诸葛亮不肯拿蜀军有限的实力作毫无把握的冒险，这是正确的。事实上，单以用兵指挥、计谋等来说，诸葛亮是很高明的，太和二年出散关攻陈仓不果，退兵时用计斩魏将王双；太和四年故技重施，退兵时伏兵射杀魏“良将”张颌；司马懿与蜀军交手，也被打得大败，蜀军“获甲首三千”。但之所以局部虽获得若干胜利，全局仍毫无起色，原因即出在诸葛亮不顾时机，坚持北伐，这一短视行为上。

当时魏国无论在国土、人口、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在蜀国之上。所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国胜大国，都是有条件的，比如对方发生大规模内乱，或经济萧条陷入困境，或对方在对外战争中遭受大的失败等等。而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曹操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战略家，早已看出魏蜀吴之间战争的长期性，转而采取加强巩固内部经济，军事上取战略防御的方针（《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后面我还会提及此点）。而诸葛亮对此显然缺乏正确的认识，始终拘泥于“北伐中原”，势必陷入军事冒险之中。从军事角度看，蜀占据汉中南郑，而魏占陇西、长安两大要点，双方隔秦岭山脉对峙。无论从哪一方来看，都是攻难守易。当时川陕通道一共四条：嘉陵道、褒斜道、骆谷道、子午道。其中骆谷、子午两道不适合大军行动，无论魏国南征或蜀汉北伐，一般都取道嘉陵或褒斜。褒斜直接联系汉中，交通近捷，但坡度过于险峻。嘉陵道有嘉陵水运之便，谷道较为平坦，沿途州县较多，考虑到军粮转运，行军、宿营等等问题，嘉陵道是最主要的通道。自汉高祖出汉中定三秦，到东汉初刘嘉和延岭战，冯异和李育等战，到汉末曹操自长安攻汉中张鲁，一律取道嘉陵。三国时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历次战斗也都在嘉陵道。诸葛亮北伐，三次出嘉陵道，只有一次出斜谷。姜维伐魏，一次出骆谷。魏伐蜀前后三次，出子午、骆谷、褒斜各两次。南北朝大小战争十多次，几乎全部沿嘉陵江线。隋唐时德宗避乱南郑，出骆谷道，但无川陕间战争。五代战争路线也大都在嘉陵道，出褒斜和子午只分别一次，且并非主力。金、元侵略四川也大抵皆沿嘉陵道，褒斜道只一次。明清川陕交通一般都沿褒斜道，但战事一起，嘉陵道就又出现，如李自成数次自四川取嘉陵道，出阳平关，往关中或甘肃。清初进军四川，也走嘉陵道。综上所述，川陕间战争路线就是这么几条，而主要的线路又集中于嘉陵道。这对于防守一方来说，是很有利的，因为非常容易判断对方的主要进攻方向。事实也是如此。比如，刘备阵斩夏侯渊，夺取汉中后，曹操亲自率大军进攻汉中，刘备“敛众据险”，不与曹操交锋，魏军不得不撤退；诸葛亮数次进攻魏国，司马懿“敛军依险”，诸葛亮也无可奈何；诸葛亮死后，曹爽率大军出骆谷道伐蜀，蜀军屯汉中兴势山待敌，魏军不能胜，反而在退兵时被伏兵邀击，遭受损失。

因此，蜀汉一方的战略进攻，虽然声势咄咄，但究其实际，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毫无用处。即使再有若干局部胜利，也无补于事。单军粮运输一项，即难以解决。诸葛亮虽然采用“木牛流马”以及选择若干地点建立粮仓等方法，都无法解决“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的问题。最后在渭水屯田，摆出打持久战的架势，也是穷余之策，无效果可言（因为大军远征，用粮主要仍得靠后方运输，“南泥湾”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反观魏国，赤壁之战后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以逸待劳，反复挫败了蜀汉的攻势。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魏散骑常侍孙资就提出：“武皇帝（曹操）圣于用兵，察蜀贼栖于山岩，视吴虏窜于江湖，皆扰而避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诚所谓见胜而战，知难而退也。。。。。 。夫守战之力，役三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险要，。。。。。。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疲敝”（《三国志刘放传》注引《孙资传》）。后来司马懿、曹真西御诸葛亮，主要即依据这一战略方针。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北伐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牵制了魏军长期在长安、陇西一带作防御战，尤其是取武都、阴平后，战争始终在魏国境内，使蜀汉内部得到了安定。其实，蜀汉连年用兵，将诸葛亮在经济上取得的一些成就消耗殆尽。诸葛亮死后，蒋琬等当政，都采取持重的防御战略。魏国的几次进攻，也都被击退。到姜维掌握军权后，又再次实行了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几乎年年出兵。结果造成经济萧条、人民厌战的局面，从而最终崩溃。当时全蜀 “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可是“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志后主传》），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士兵，七户人负担一名官员。东吴派往蜀汉的使者称：“经其野，民皆菜色” 《三国志薛综传》）。这样的政权，自然无法维持下去。退源祸始，不能不说诸葛亮的北伐战略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