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如何发挥自己的政治煽动性？

其实日本侵占“满蒙”的野心，在日俄战争之际就已初露端倪，日本早在1907年制定的《国防方针》中就明确提出：“在满洲、在韩国扶植之特权，和向南亚及太平洋彼岸扩张自不待言，还应把进一步扩张作为帝国施政之根本方针。”而在1927年7月1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举行的“东方会议”特别委员会会议上，与会者就“满洲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达成了一致意见。同时提出“需要对满蒙确立固定不变的政策，同时保持满洲的政治稳定，使之免于兵乱不停的中国之错综复杂的政治影响”。言下之意，就是将中国东北与中国本土彻底隔离开来，在不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影响下，以期达到肢解中国东北的目标。

因此，橘朴在这里所提出的通过“满洲事变”而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前进的“军阀势力”也好，通过切断与“中国本部的循环性动乱”，进而使东北民众获得“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创造政治机构的机会”的论调也好，不但没有什么新意，反而可以看到其与“东方会议”中所提出的肢解中国东北政策的一致性。换言之，橘朴的这种通过“满洲事变”铲除“军阀势力”进而达到“解放”东北民众的逻辑，只是为日本侵占东北寻找到了一个所谓“合理”的借口而已。

1931年11月，在“九·一八”事变两个月后，橘朴成为了新成立的“满洲国自治指导部”的顾问，随着四个月后伪“自治指导部”的解散，橘朴的身份也随之变成了于1932年7月25日成立的“满洲协和会”的理事和特约顾问。这种身份的变化，不但强化了橘朴作为伪满洲国政治理论家的重要性，同时，也使橘朴在这里更进一步地“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煽动性”。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人民的激烈反抗和日益扩大的武装斗争的局面，日本殖民者深深认识到，单靠军事行动根本无法巩固殖民统治，还必须辅之以思想政治统治。“如果用强权压迫，只能是一时的随从，最终只要民族不被灭绝，终究会反叛的”。在上述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认为不能只凭借暴力机构实行镇压，还必须公开推出“民族协和”、“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等所谓的建国精神招牌。于是，日本便试图通过打出“民族协和”的招牌，形成伪满洲国不是日本政府支配的国家，而是由日本人参加“民族协和”的独立国家的假象。而所谓的“实现王道”“实现民族协和”的口号，则正是由橘朴一手炮制出来的。

1941年10月14日在日本东京银座举行的有尾崎秀实、橘朴等人参加的“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上，在谈到当时“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所面临的“民族政策”的问题时，对于这个打着建设“王道乐土”招牌的所谓的“建设满洲”理念的出笼过程，橘朴这样回忆道：“由于（满洲事变）是由军部完全主导的，所以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次要的了。我想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事情。剩下要处理的就是民族问题。由于在这之前我们（指伪满“自治指导部”成员）曾经多次商谈过这个问题，所以就提出了王道概念。但是石原（莞尔）中佐反问道，王道是什么？如果用欺骗或恫吓是行不通的。对此我解释说，绝不是欺骗，王道是这么这么一回事，是中国人马上就会接受的、非常有用的东西。不但有用，在理论上还有相当的根据，因此，就决定用王道（来建设“满洲”）。过程就是这样的。既然提出了王道，那么民族的向背问题怎么办？既然决定用王道来解决民族问题，其结局就是民族协和了。王道是一开始就决定了的，（民族协和的）名称好像是在这之后加上去的。”橘朴同时提出：“协和会的最大目标在于在满洲实现王道政治。”而“协和会”则是“建设一种非资本家的，创造一种代替资本家的、由劳动者所统治的泛亚细亚的势力圈，并以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西洋势力的压迫下来保护自己为共同志向”的一种组织。换言之，橘朴希望通过“协和会”，来实现自己将“满洲”国建设成为“东洋的共同体社会”基地的梦想。

由此可见，以伪满“协和会”为推广组织，在“王道主义”基础上提出的所谓的“五族协和”的“建国理念”，就是以“橘朴的王道理念为主”。橘朴的这段话，彻底暴露了其自觉地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服务的性质。因此，橘朴在这之后所提出的包括“王道论”在内的一系列观点，都是极力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寻找侵略中国的理论根据，是为日本对华侵略合理化、合法化献计献策的侵略理论。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一开始就将“满洲”作为日本的傀儡以及满足日本侵略政策的资源基地，在关东军发给日本高级军政人员的《日本人服务须知》中，道出了日本统治“满洲”国的真实面目和目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明确强调“满洲国的建立不是满洲民族的旧业复兴，而是日本王道精神的发展，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的地位，不是侨民而是主人，虽具有日本与满洲的二重国籍，但不是要使‘日本人满洲化’，而是要使‘满洲人日本化’”。这本秘密的小册子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统治“满洲”而宣扬的所谓的“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谎言，同时也暴露了橘朴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真正意图。

同样参加了“大陆政策十年检讨”座谈会的尾崎秀实在听完橘朴关于“满洲建国”理念出笼的过程后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关于五族协和的理论，确实是一个很巧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特别是关于王道论，即使是现在来看，大概也找不出比这更好的（理论）了。但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不清楚是否在（满洲事变）一开始，（日本）也同时考虑了如何应对中国中心部所面临的问题了呢？现在听了（橘朴的）这番话，使我当初的疑问一下子就清楚了，从一开始（关于满洲的理论）就是残缺不全的。”。

尾崎秀实的这番话，清楚地指出了橘朴思想上的缺陷。换言之，在面对中国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革命面前，橘朴所谓的“建设满洲”的理念，根本就是完全无视历史和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产物。

这时的橘朴，不但从思想上完成了自己的“转变”，而且也通过自己的行动反映了出来。其所提出的“满洲建国大纲”也好，“农民自治”也好，“民族协和”也好，完全都是围绕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来进行的。换言之，橘朴正是通过自己丰富的中国知识，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扶植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实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公开推出的“民族协和”、“王道主义”、“建设王道乐土”等所谓的建国精神招牌进行了很好的配合，彻底转变成为了一个“右翼理论家”。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橘朴身上，许多日本知识分子中的“中国通”都在日本对华侵略战争中“转向”，争当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智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