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史：哪一位外国女性曾获得八路军军衔？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行政院等中央机关全部迁到重庆，蒋介石等中央要员均移住于此。重庆成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各国使馆汇聚，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在重庆办公。与此同时，上海、南京、长沙、武汉等地的金融、财贸、商业、机械、军工、造船、纺织等企业也迁移重庆，全国许多高校、文化、科研、新闻出版和文艺团体以及学者、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学生纷纷汇聚于此，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日寇政略和战略轰炸的重要目标，遭受日机长达近6年、218次大轰炸。特别是1939年震惊中外的“五三”“五四”大轰炸；1940年5月至10月重庆遭受连续6个月的狂轰滥炸；1941年6月5日，日机夜袭造成重庆防空大隧道惨案，以及8月日机以6小时为间隔的、持续不断的“疲劳轰炸”，重庆遭受了有史以来最为惨重的毁坏和损失。
针对日本的轰炸策略，国民政府建立了防空领导机构和一整套防护体系。为了解决市民紧急避难所需的安全设施，成立了隧道工程处、扩大建筑防空洞委员会等机构，在临江门、石灰市、十八梯等处分段修建了防空隧道和防空洞。成立了重庆市疏建委员会等组织，专门进行疏散、安置等一系列实际工作，并发放“防空洞出入证”。我们眼前的这张“防空洞出入证”，就是当年王安娜在重庆工作时，为躲避日机轰炸而办理的。
1938年底，王安娜跟随丈夫经武汉来到重庆，居住于“良庄”马鞍山28号，在此居住的还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等人。沈钧儒和王炳南夫妇合租这幢楼的二、三层，沈钧儒和子女在二楼西南角，王炳南夫妇带着儿子王黎明住其对面。当时王炳南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国际宣传组负责人、外事组组长、南方局候补委员、重庆局委员，王安娜则多次深入抗日根据地实地采访，向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方针。她还经常到八路军办事处与周恩来联系，协助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
1939年4月，王炳南回到家对王安娜说，“周恩来有事情请你办，听说是紧急事情。”安娜紧随丈夫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周恩来，接受了去贵阳接收红十字会配给八路军野战医院药品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方便，周恩来发给她一张八路军军用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军官，王安娜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八路军军衔的外国女性。带着通行证，她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阳明堡大捷：八路军唯一被蒋介石现金奖励
七七事变后，以保卫太原为目的的“忻口会战”打响了。为配合国民党军的行动。1937年10月16日，陈锡联的七六九团来到阳明堡以南滹沱河东岸的苏龙口，南边忻口方面炮声隆隆，日军的飞机时而两架、时而三架从战士们头顶飞过。有的战士气得大骂：“小鬼子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经过询问老乡和反复侦察，陈锡联等人查明距阳明堡不远的班政铺和小茹解两个村庄之间有个日军机场，机场内共有24架飞机，白天分3批轮番出动轰炸、侦察忻口、太原，晚上停在那里。机场内构筑有掩体、地堡、掩蔽部，周围有铁丝网。日军香月师团一个联队大部驻在阳明堡街里，飞机场里只有一股守卫部队，约200人左右，防卫力量不太强。因此各营干部纷纷向陈锡联团长请战;“下命令吧，坚决干掉它!”
陈锡联团长和汪乃贵副团长、范朝利参谋长共同商议，分析敌情后，决定部队于夜间出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机场。团部命令三营为突击营，负责袭击机场;一营阻击崞县可能来犯之敌;二营(不包括七、八两个连)和团指挥所置于苏龙口北侧地区，策应三营行动;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于滹沱河东岸待命，随时准备支援三营。
10月19日晚，三营的同志们悄悄涉过滹沱河，来到机场外边。然后又悄悄地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然后十连直奔日军守卫队，十一连直奔机场中央的机群，去炸飞机。两连同时发起攻击，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机和敌军倾泻，枪声、爆炸声、喊杀声混成一片，有几架装满汽油的飞机燃起了熊熊大火，几十丈高的火焰把黑夜照得一片通红。
经过不到一小时的激烈战斗，日军守卫队一百多人伤亡，24架飞机被毁坏。等到阳明堡街里香月师团的装甲车赶来增援时，三营已撤出机场。在这次夜袭中，三营营长赵崇德等4名同志壮烈牺牲，30余名同志负伤，但毁伤敌机24架，毙伤三倍于己之敌，一二九师出师抗日后首战首捷。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接到陈锡联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捷报后，异常兴奋，赞不绝口：“首战告捷，打得好，打得好!
阳明堡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缓解了忻口前线中国军队的空中压力，并创造了以步兵歼灭大量敌机的光辉战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热情。因此，阳明堡大捷一时间成为中外媒体的头条新闻，129师的769团也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蒋介石闻讯大喜，不但颁发了嘉奖令，还发了2万元现大洋给参加阳明堡战斗的部队，769团成为共产党部队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受到蒋介石现金奖励的部队。
八路军曾东渡黄河抗日：身披麻袋露宿街道抗战
据见证了八路军渡河的王筠老人回忆，八路军是由合阳的同家庄经太枣沟到韩城的，韩城沿公路各村镇搭牌楼、写标语，各小学教师、学生、村民夹道欢迎八路军。过境韩城时，八路军分住在东西范、大朋、论功、三甲村、马陵庄、城北、城南、姚家庄、芝川镇、西少梁、八仙镇等地。
驱车从京昆高速芝川出口驶出，可以在半山腰上看到一座“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它由三片高大的竖向碑体和八个船形基座组成，寓意1937年9月扬帆东渡的八路军和艰辛的八年抗战。昨日，陕西抗战遗迹寻访团来到韩城芝川镇的八路军东渡黄河遗址，酒祭当年出陕抗战的英烈。
八路军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同年9月，八路军总部及其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约3万余人，在朱德总指挥率领下，取道韩城，从芝川渡口东渡黄河前往山西，北上开展抗日斗争。
“渡河后的115师在平型关设下埋伏，一举击败日军王牌部队坂垣师团，从而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昨日，陕西抗战遗迹寻访团带队专家、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华腾说。
在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前举行祭拜仪式后，寻访团来到曾经的渡河地。由于黄河改道，曾经的河岸线已向东推移，少部分的河滩地被当地人种上了庄稼。寻访团全体成员站在河滩上面朝东方伫立远望，缅怀当年由此渡河出陕抗日的三秦儿女。
史海寻遗
>>渡河准备
筹集上百只大木船 安排专人调动船工
据韩城地方志记载，为了做好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支援八路军顺利东渡，东渡前夕，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令地方政府负责八路军渡河各项事宜，中共韩城县委配合国民党县政府按期筹集了100多只大木船，并派专人负责调动船工工作。
1937年8月下旬，115师从三原县出发，8月30日进入韩城宿营一晚，8月31日从芝川镇东渡，首开八路军抗日先河。9月6日，120师从富平县庄里镇出发，于9月14日到达韩城。
据见证了八路军渡河的王筠老人回忆，八路军是由合阳的同家庄经太枣沟到韩城的，韩城沿公路各村镇搭牌楼、写标语，各小学教师、学生、村民夹道欢迎八路军。过境韩城时，八路军分住在东西范、大朋、论功、三甲村、马陵庄、城北、城南、姚家庄、芝川镇、西少梁、八仙镇等地。
>>渡河前夕
战士不骚扰群众 身披麻袋露宿街道
虽然八路军在韩城只停留了短暂的时间，但王筠老人还记得，八路军在各村镇驻防时非常体恤群众，常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同时宣传抗日救国，教唱抗战救国歌曲。当地群众主动给军队送粮送草，做鞋袜，运送渡河需用的木板。军队军纪严明，群众送的红枣，军队坚持付钱再吃，损坏东西照价赔偿。
据其他人回忆，曾亲眼看到129师一支部队，在到达芝川准备渡河时，天气已经变冷，为了不骚扰群众，战士们都身披麻袋，在街道和屋檐下宿营，等到天明再住进群众家里，不愿给当地老百姓增加麻烦。所以，群众处处称赞：“八路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
东渡临出发前，朱德将部队有关领导和船工队长召集起来开会。朱德对船工队长说，“现在，我把渡河的一切权力交给你们，过河时部队坚决听从你们的指挥。”又对部队的同志说，“军令如山，水令比军令严，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渡河当日
舵手们稳掌舵 艄公船楼上细观水情
黄河河防有几百里长，为何要选择芝川作为渡河点？昨日，韩城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张涛说，“当时黄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宛如天堑，不仅阻挡了日军攻入陕西，我军战士要东渡也非易事，芝川渡口最适宜过河。即便如此，当时的芝川渡口河面也有十多里宽，而且河水深浅不一，既有浅滩，又有漩涡，加之河水暴涨，水急浪高，行船十分困难。”
当年为八路军战士掌舵的船工曾经详细地回忆东渡的情景，被韩城市的文史工作者们保留下来：“为了保证抗日将士的安全，舵手们稳掌舵，抛锚工严阵以待，艄公站在船楼上细观水情，详查风浪，不时发出‘左舵’、‘右舵’的水令。在船工们的共同努力下，闯过了一个个险滩，战胜一次次恶浪，安全地把八路军指战员送往东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