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金蝉脱壳＂：1929年井冈山突围记

1929年初，湘赣联军30000余人发起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由永新、莲花、茶陵、桂东、遂串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红军约5000人（并有伤病员及军属1000多人）。

“1929年1月4日至6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同志）在宁岗白露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为了打破国民党的‘会剿’，决定留下湘鄂赣边来井冈山的彭德怀部700余人和红四军第32团王佐部500余人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等部队3600余人转移到敌后，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歼敌，以打破国民党的‘会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

于是，来井冈山联络的红五军主力被赋予保卫井岗山及保护伤病员和家属1000多人的重任。“红五军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指示精神…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红五军军长彭德怀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率领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32团等部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

随即，红四军主力乘夜潜出敌封锁线，“原来红四军下山是要向吉安推进，实行‘围魏救赵’，与井冈山配合打破‘会剿’；但红四军下山后被敌人尾追，越走越远，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奋战了。而且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最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彭德怀率）红五军七、八百人与围攻之国民党二万多部队激战三昼夜被敌隔断，突破重围后只余283人。”（《彭德怀自述》第117-119页）

两军经历数月游击，终于在“四月间，五军残部和四军在瑞金回合，彭德怀汇报了井冈山战斗经过，毛泽东当时即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晕！也不知是哪个决定的？再看毛泽东事后是如何说的：“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西行漫记》第145页）好象红4军军长有权命令红5军军长？

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放弃根据地突围，这无可非议；留下部分部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也属惯例；然留下的却是“客人”、“友军”的红五军主力，而作为“主人”的红四军主力却全部转移就奇怪了？（第32团属游击队性质的当地武装）原因何在？是红四军部队不适合留守？还是另有原因？

问题的关键是那次“联席会议”：主力外出、留一部牵制并可能放弃根据地是综合性决定，由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很正常；而留何部坚持却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人，红四军完全可以自行作出决定，根本无需党政地方和作客的友军红五军“联席讨论决定”。所以“联席”的目的就很清楚了：通过“党的决定”，形成压倒多数迫使或诱使红五军留下坚持，替红四军一部坚守井冈山。

再论红四军中何人能够代表党来召开、主持并主导这次会议？答案自然是时任湖南省委并能够控制红四军党委和特委的毛泽东，无论是党内地位，还是个人才能、性格品行，都能够胜任上述角色。而湖南省委领导不在山上、边区特委不够级别、朱德等人又无权召开党内会议。

而为何要留下红五军主力而不是留下红四军一部？原因也很明了：红四军第28团是南昌起义、叶挺独立团的底子，红四军的主力，毛泽东争取并能部分控制的对象，拿来牺牲不值得；第31团是秋收起义的底子，质量较差却是毛泽东的嫡系，更不能拿来牺牲，并且一旦损失，毛泽东就成了光杆司令；而第32团、独立营、特务营等更属游杂武装，无法完成进行阵地战、冒充红军主力的任务，所以只能牺牲正好在山上的红五军主力给红四军垫背。

然作为平级的友军单位，红四军自然无法命令红五军守山，于是就演出了这场“联席会议”，拉上地方党政干部，利用四军等单位在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党的决定”、通过“民主的决定”留下红五军守山。虽然红五军干部反对，然在“联席会议”上包括彭德怀、滕代远红五军领导在内“全体通过。”（《彭德怀自述》第116页）还美其名曰：“保持红四军完整”。

其实以“…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最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而论，最应承担守山任务的是红四军第31团，其在井冈山最久，编成内有不少当地官兵熟悉地形、民情，也善于游击战，即便失守也便于突围、游击。唯一不让其留守的理由只有——这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毛泽东的嫡系！

毛泽东以何手段招降杜月笙傅作义等大佬？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杜月笙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傅作义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颜惠庆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