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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毛泽东的"金蝉脱壳":1929年井冈山突围记

1929年初,湘赣联军30000余人发起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由永新、莲花、茶陵、桂东、遂串等地分五路进攻井冈山红军约5000人(并有伤病员及军属1000多人)。

“1929年1月4日至6日,面临着敌人将要对井冈山发动的三省‘会剿’,(毛泽东同志)在宁岗白露召开了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为了打破国民党的‘会剿’,决定留下湘鄂赣边来井冈山的彭德怀部700余人和红四军第32团王佐部500余人留守井冈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和独立营、特务营等部队3600余人转移到敌后,配合守山部队,寻找战机歼敌,以打破国民党的‘会剿’。”(《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

于是,来井冈山联络的红五军主力被赋予保卫井岗山及保护伤病员和家属1000多人的重任。“红五军根据湖南省委关于应同井冈山红四军取得联络的指示精神…主力700余人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于12月10日到达宁冈,同红四军会师。”(《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出版第一卷第29页)“红五军军长彭德怀被任命为红四军副军长…率领红五军主力和红四军第32团等部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

随即,红四军主力乘夜潜出敌封锁线,“原来红四军下山是要向吉安推进,实行‘围魏救赵’,与井冈山配合打破‘会剿’;但红四军下山后被敌人尾追,越走越远,完全脱离了井冈山,坚守井冈山的红五军就成了孤军奋战了。而且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最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彭德怀率)红五军七、八百人与围攻之国民党二万多部队激战三昼夜被敌隔断,突破重围后只余283人。”(《彭德怀自述》第117-119页)

两军经历数月游击,终于在“四月间,五军残部和四军在瑞金回合,彭德怀汇报了井冈山战斗经过,毛泽东当时即说:‘这次很危险,不应该决定你们留守井冈山’。”(《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晕!也不知是哪个决定的?再看毛泽东事后是如何说的:“朱德留下彭德怀守井冈山,自己突破了白军的封锁。”(《西行漫记》第145页)好象红4军军长有权命令红5军军长?

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放弃根据地突围,这无可非议;留下部分部队牵制敌人,掩护主力转移也属惯例;然留下的却是“客人”、“友军”的红五军主力,而作为“主人”的红四军主力却全部转移就奇怪了?(第32团属游击队性质的当地武装)原因何在?是红四军部队不适合留守?还是另有原因?

问题的关键是那次“联席会议”:主力外出、留一部牵制并可能放弃根据地是综合性决定,由党政军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很正常;而留何部坚持却是一个纯粹的军事问题,作为井冈山根据地的主人,红四军完全可以自行作出决定,根本无需党政地方和作客的友军红五军“联席讨论决定”。所以“联席”的目的就很清楚了:通过“党的决定”,形成压倒多数迫使或诱使红五军留下坚持,替红四军一部坚守井冈山。

再论红四军中何人能够代表党来召开、主持并主导这次会议?答案自然是时任湖南省委并能够控制红四军党委和特委的毛泽东,无论是党内地位,还是个人才能、性格品行,都能够胜任上述角色。而湖南省委领导不在山上、边区特委不够级别、朱德等人又无权召开党内会议。

而为何要留下红五军主力而不是留下红四军一部?原因也很明了:红四军第28团是南昌起义、叶挺独立团的底子,红四军的主力,毛泽东争取并能部分控制的对象,拿来牺牲不值得;第31团是秋收起义的底子,质量较差却是毛泽东的嫡系,更不能拿来牺牲,并且一旦损失,毛泽东就成了光杆司令;而第32团、独立营、特务营等更属游杂武装,无法完成进行阵地战、冒充红军主力的任务,所以只能牺牲正好在山上的红五军主力给红四军垫背。

然作为平级的友军单位,红四军自然无法命令红五军守山,于是就演出了这场“联席会议”,拉上地方党政干部,利用四军等单位在数量上的优势,通过“党的决定”、通过“民主的决定”留下红五军守山。虽然红五军干部反对,然在“联席会议”上包括彭德怀、滕代远红五军领导在内“全体通过。”(《彭德怀自述》第116页)还美其名曰:“保持红四军完整”。

其实以“…红五军的领导和士兵还不熟悉游击战,不善于守山头、打埋伏,加上刚上山不久,地形、民情均不熟悉,以致最后失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人民出版社出版第68页)”而论,最应承担守山任务的是红四军第31团,其在井冈山最久,编成内有不少当地官兵熟悉地形、民情,也善于游击战,即便失守也便于突围、游击。唯一不让其留守的理由只有——这是秋收起义的部队,毛泽东的嫡系!

毛泽东以何手段招降杜月笙傅作义等大佬?

伴随着李宗仁高喊重开和谈的同时,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开始向共产党放出试探性的气球。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轮船业联合会董事长杜月笙、上海市轮船业公会理事长魏文瀚,于二月七日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人前来接洽有关的事宜。对此,毛泽东了若在心,就在二月十三日江庸在机场答记者问:“已受邮局委托,与共方解决华北与华南通邮问题”之后,遂以他和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回电。略谓:

   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大上海、唐山两轮北驶,并派员至华北接洽,极表欢迎。此间已嘱北平叶剑英市长、天津黄敬市长准备接待。英航太古公司湖南号驶抵塘沽,系属临时性质,并非事前洽定。所谓华中、华南中国船舶开往华北口岸,将不许其驶返原地,纯属报纸造谣,流言止于智者,先生等不应置信。

毛泽东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天津市委并转唐山市委并告总前委、华北局、北平市委电,指出:杜月笙、魏文瀚致电毛、周称,拟派船行驶华北并派员接洽,同时与开滦矿局洽妥以煤十万吨南运俾交换面粉三十万吨,由大上海、唐山两轮往返分运,并随带邮件。另据中央社十一日称,魏文瀚等此次随大上海轮北上,洽商华北通商事宜。进而又指示:“恢复华北、上海间船运极为重要,大上海轮到后你们应妥为办理这批生意,对魏文瀚等来访应予接待,并与洽商恢复船运事宜。”

   毛泽东由处理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事宜,联想到了战乱中的人民生活以及对分化上海、南京乃至国统区的各类资产阶级可能起到的作用,遂又给彭真、叶剑英等复电:

   为了(一)恢复南北商业联系,发展生产;(二)使南方各大城市资产阶级了解我党的政策措施,便利我们在占领南方各大城市时孤立国民党,顺利地接收、管理和发展大城市的生产;(三)使轮船、飞机、邮政、电报从国民党手中转入我们手中等项目的,我们对于不论何种轮船业、民航公司(中航、央航),都应当允许其先在平、津、秦皇岛恢复通航。北平电讯局未停,天津电讯局亦应准备恢复通电。平、津与南方邮务交通亦应恢复,银行、钱庄、邮局及商家的汇兑,亦应恢复。在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之后,我们的检查,不可过严……你们对于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通汇诸事,应当看作一件大事去做,而不应当采取消极态度。

   毛泽东以上的指示,无论是对南北两地人民恢复正常的生活,还是对南方资产阶级开展所谓业务,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毛泽东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反动阵营,他还亲自给潘汉年发去密电,指示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你可以和左恭、钟天心见面,告诉左、钟,战争罪犯只有蒋介石及其死党中那些罪孽深重的人们不能赦免,其他各人包括孙科、薛岳、余汉谋、张发奎等在内,只要他们在将来某种紧张时机能够站在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愿受中共领导,则他们过去的罪恶行为可能取得人民的谅解而予以赦免,并给以新的出路。你应乘此时机抓紧对孙科、薛岳、余汉谋等人的工作。”

杜月笙

   虽说“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是李宗仁一手组成的,但是选谁充任代表团成员则是得到毛泽东认同的。另外,由于中共派驻上海,以及潜伏在桂系中的同志的工作,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随时都了解、掌握全部的情况。为此,毛泽东审阅、修订中共中央关于对邵力子、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谈话方针问题给叶剑英并告林彪等人的电报时指出:

   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如他们愿意和北平民主人士谈话,你们应允许和介绍……傅作义、邓宝珊和他们见面,应允许。如他们想单独谈,不愿我们的人参加,我们亦可不参加……如他们要求到石家庄和中央的人见面商谈,你们应允许转达中央请求……谈话时应强调八条,特别是第一条。

   由于毛泽东在审阅、修定这份文件之前,刚刚处理完杜月笙等提出的南北通航问题,他为了回应代表团成员江庸提出的通邮等事,遂又在此电的末尾加写了这段文字:

   对南北通船、通航、通邮、通电四事,你们应表示关切。津、沪通船现已开始,北平通电未停,天津亦可恢复通电,平、津民航及通邮,均可考虑恢复。估计彼等对此四事,必感兴趣。

傅作义

   毛泽东为什么选择叶剑英负责接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四位成员呢?首先,叶剑英是北平市市长,理应尽地主之宜;其次,叶剑英早年跟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与邵力子等人稔熟,由他出面欢宴这四位年长的贤者比较合适。由于邵力子等四人乘坐的飞机在青岛出了点事故,致使“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次日--二月十四日下午五时安抵北平机场。叶剑英等奉命赶到,给予热情欢迎和接待。

   翌日--二月十五日,北平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徐冰到六国饭店拜会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及黄启汉等,相互之间进行了朋友式的交谈。是日晚,叶剑英设宴款待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全体成员。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陶铸、戎子和等出席作陪。同时,应邀出席的还有傅作义、邓宝珊等起义将领。叶剑英在与颜惠庆等人的谈话中,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表明中共对和谈的诚意,“强调坚持八项条件的必要性,并指出第一条战争责任问题必须区分清楚,战犯名单并非不可改变,并以傅作义为例”。

   颜惠庆是我国政坛耆宿。早年留学美国,获文学学士学位;旋即回国,是清朝第一次应试中的译科进士。从此步入政坛,官运亨通,自袁世凯的内阁总理大臣,一直到北洋政府总理、外交部长、交通总长以及驻外国大使,他几乎都任遍了!这次,又是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的长者,所以他第一个代表同行者发言,大意谓:“希望不要拿他们做谈判代表,他们真心想做共产党的朋友,衷心希望中共成功,但不要操之过急,提出可否将战犯一条移后一点。”最后,他很坦然地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说句心里话,中共调子唱得太高了。”

   在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中,章士钊从年龄到社会地位,都是位尊第二了。他是湖南人,早年从事反清革命,是当时很有些名气的《苏报》主笔。但是在这期间,他拒绝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一度成为北京学生攻击的重点对象。史家一提到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都少不了要评说章士钊几句。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挚友,同时还帮着毛泽东筹措巨资支持湖南籍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再加之他又是上海滩有名的大律师兼杜月笙府上的客卿,说话是颇有些影响的。因此,他接着颜惠庆的话茬引发开来,略谓:“现在是楚汉之争,桂系正起着当年韩信那样的作用,韩偏楚则汉不能成功,争取桂系实属必要。”接着,他又明里暗里告诫中共,“中共的所作所为,不要让人害怕,不要逼走桂系,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等等”。

   据史记载:毛泽东获悉他的老乡章士钊抬高桂系势力和作用,以及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想法不以为然,指出他们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这四位长者的确是很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国统区是有很大作用的。为此,他又给叶剑英等同志发去电文:

   (一)如果四人问及李济深时,可以告诉他们,李等民主人士不日要来北平。并劝四人多住几天,待李到了,大家谈谈。(二)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邵(力子)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日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妨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

颜惠庆

   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上述指示,分别和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位老人进行个别谈话。二十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北来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叶剑英市长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略谓:“和平、民主、统一建设新中国,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基本上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天津方式,就是以人民的武装力量,粉碎负隅顽抗的反动军队,扫除和平民主统一的障碍,在这方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的力量……另一种是北平方式,就是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从我们的愿望来说,希望用北平方式,可以减少人民的损失,但这取决于国民党是否以民族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傅作义将军能做到的事,别人也应该能做得到。”

   接着,邵力子先生被请起身作答:“我是四位北来老人中的小兄弟,和平未能早见是憾事,但和平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和平障碍得以扫除。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这种力量,工作长久下去,一定成绩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