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振华率部长途行军千余里参加巨金鱼战役

苏振华出生于平江三墩戴家铺一个雇农家庭，1930年参加革命，在反“围剿”战役中，他是获得红星奖章的英勇战士；在长征途中，他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在抗大期间，他成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日军侵华，他是冀鲁豫边区军民浴血抗战的军政领导；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他南征北战，为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1946年12月兼任第1纵队司令员，率部长途行军千余里参加巨金鱼战役。西台集战斗中，坚持在前线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68师主力4000余人，受到野战军通令嘉奖。1947年5月与司令员杨勇率部参加鲁西南战役，在突破国民党军防线后，一举攻克郓城，创造了晋冀鲁豫野战军1个纵队单独攻坚、围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又2个旅的先例。后率部参加进军大别山，参与指挥高山铺战役，所部因战绩突出，被野战军记大功1次。1948年率部参加宛东、豫东、郑州战役。淮海战役中，率部参加阻击和围歼黄维兵团。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政治委员，参加渡江战役后，率部直出浙赣线，解放衢州、景德镇、上饶等20余座城镇。同年11月进军西南，解放贵阳，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兼省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领导贵州军民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苏振华上将摄于1961年7月16日。

新中国成立后，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人民海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巩固国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4年4月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57年2月任海军政治委员。大力加强海军各级中共组织的建设，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渗透到作战、训练等各项实际工作中去。领导总结出舰艇出海三阶段政治工作和海军航空兵飞行四阶段政治工作等经验。参与领导组建海军科研机构，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对加速海军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副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解除一切职务。恢复工作后，于1973年1月任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74年2月参与指挥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常委。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团结带领广大军民迅速稳定了上海的局势，使工业生产产值逐月上升。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79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

抗战时哪位上将背起刘少奇躲轰炸救其性命

核心提示：当他发现少奇同志因哮喘走不动时，正值壮年的钟期光迅即把他背起来，向前疾奔。好险！当他俩刚刚躲到桥下时，几架日军飞机低空俯冲，丢下几颗炸弹。

（1940年春，曾山（前排左起）、陈毅，廖海涛、罗忠毅，叶飞（后排左一）、钟期光（左二）、何克希（左五）、刘培善（左六）、粟裕（右三）在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合影）

5月22日是开国上将钟期光逝世24周年纪念日。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钟期光，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一生的主要经历，是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他是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参与创造者和重要实践者之一。1955年授衔为开国上将，文革时，钟期光先停职，后又隔离审查。1978年12月，军事科学院为他彻底平反昭雪。1982至1985年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病逝于北京。

背起刘少奇逃脱日机轰炸

1941年5月，苏北抗日根据地正处于反“扫荡”的激烈战火中，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在军部盐城创办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兼任校长，亲自授课，宣讲《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论党员在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等。

那天，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前往军部报送参加党校训练班名册和请示一师举办党员训练班事宜，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许多同志都跑到较远的石拱桥下躲避，少奇同志却还在聚精会神撰写《论党内斗争》的讲稿，警卫员催促，他也没有动，隐约听到日军飞机“嗡嗡”的发动机声音的钟期光，急忙把少奇同志拉出屋，当他发现少奇同志因哮喘走不动时，正值壮年的钟期光迅即把他背起来，向前疾奔。好险！当他俩刚刚躲到桥下时，几架日军飞机低空俯冲，丢下几颗炸弹，军部那幢房子挨炸，燃起熊熊大火。

顶住压力为蒙冤同志平反

钟期光于1960年底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委，新来乍到就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申诉信。19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和1960年“三反运动”中有38名干部受到批判处分。有位少将副部长，因在军事学术问题讨论中发表了不同的见解，被指责为“违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对林总（林彪）指示不尊重”，结论为“坚持彭（德怀）、黄（克诚）军事思想，反对军委的战略方针”，在全院批判后给予行政处分，受牵连而挨批判的还有5名干部。大校副师职研究员吕士英响应党的号召，在支部会上畅所欲言讲真话，批判他的发言是：“一支向党进攻的毒箭”，将他与彭德怀等并列批判。

1962年2月，叶剑英元帅将“反右”的甄别工作重担压给钟期光。受命后，他迅速组织班子，对批判材料逐项核实，把一些拼凑的不真实的材料从干部档案中抽出来交还本人，并两次交待政治部邢成武，总结材料向总政汇报。

两次回信拒绝为后代走后门

1962年，钟期光之妹钟就然的长子李耿成在广西当兵，表现好，内定转干。耿成寄信请舅父拉一把。将军回信道：“你文化不高，不适应部队现代化发展。锄头竖得稳，作田还是本，老家田多，我赞成你回家种田。”耿成遂复员务农。就然责怪将军“铁石心肠”。

1990年春，将军外甥女抗玉去信称，其子在河南当兵，想把他调到舅爷身边培养。将军当时在301医院住院，抱病复信：“亲人在一起不好教育，只能靠组织教育。我已离休，无权过问军中事；即使能调动，也不会违纪去办。”就然闻之，叹曰：“昱哥（将军乳名）也有难处。哥哥是红透了心的共产党人！”

刘少奇女儿：父亲曾经不同意让我预备党员转正

核心提示：刘爱琴记得，1950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这一时期，父亲对我的思想和生活要求都更严格。”1951年，在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系党支部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没有让刘爱琴通过。“父亲认为我不够艰苦朴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

1927年生于湖北汉口，刘少奇长女。出生后即交给汉口一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1938年被党组织找到，回延安与父亲团聚。1939年和哥哥刘允斌一起赴苏联，进入莫斯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学习。1940年，进入苏联10年制学校读书。

刘爱琴 资料图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刘爱琴和年少的同学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

战争结束后，刘爱琴于1946年考入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学习经济计划专业。1949年与秘密出访苏联的父亲刘少奇一起回国，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1953年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1958年报名到内蒙古边疆工作。先后在河北师范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担任俄语教师、副教授。

身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波折，历史的不可选择常常使她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1927年，刘爱琴出生在大革命时期腥风血雨的武汉，出生后不久便被交给汉口一个工人家庭抚养，曾当过童养媳。直到1938年才被党组织找到，回延安与父亲刘少奇团聚。

1939年，刘爱琴和哥哥以及一些中共领导人和革命先烈的后代被送到苏联学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尽管他们年龄幼小、身份特殊，但他们同苏联人民一起，在后方生产苏军的军服、食品，还有的在军队的医院照料伤病员，为反抗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贡献。

面对童年时的苦难和战争的灾难，如今，耄耋之年的刘爱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但对于法西斯的残忍行径，刘爱琴对《法制晚报》记者说，那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恨”字能说清，“我们已经超越了恨。”

远赴苏联

德军飞机常在上空盘旋领一个孩子往防空洞跑

刘爱琴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1939年8月底的一天，父亲刘少奇把自己和哥哥刘允斌叫到身边，问：“你们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苏联是什么？”当时没怎么上过学的刘爱琴天真地问父亲。

父亲告诉刘爱琴，苏联是一个国家，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国家，问她是否愿意去那里学习。“我当时是非常乐意去的，听说那边的人都上学，只要能学习我就很开心，并没有想太多。”刘爱琴说。

第二天，刘爱琴和哥哥就告别了父亲，离开延安。经过各种辗转，历经3个多月时间，他们终于到达莫斯科远郊的莫尼诺儿童院。一年多后，她们又集体转到了伊万诺沃儿童院。“那里的孩子来自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后代。”刘爱琴说。

在儿童院的生活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的生活没能持续太久。1941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把魔爪伸进了社会主义苏联。

战争刚开始时，德军的飞机几乎每天都在儿童院附近的上空盘旋。“那时候，像我哥哥那样大班的孩子都要在房顶、门口等地方值班，盯着飞机有没有来；我们中班的孩子负责保护那些还没上学的孩子撤离，飞机一来，我们就一人领一个孩子往防空洞或者防空壕里跑。”刘爱琴说，那时候年龄虽然小，但并不觉得害怕。

后勤支援

为前线战士缝白斗篷双手留70年伤口

战争爆发几天后，符合年龄的男同学就参军上了前线，女孩们做一些支援前线的后勤工作。

“我们给伤病员喂饭、喂水，帮他们给家里写信，帮他们洗纱布。战争很残酷，来得又快，他们走的时候都很急，也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刘爱琴回忆，他们还会给伤员表演一些小节目，有的唱歌，有的念诗，就是让他们心情好一些。

除了照顾伤病员，后勤人员还要日夜不停地为前线将士们缝制白斗篷、棉手套、军衣、军用水壶套等。

战争让猝不及防的孩子们陷入了饥饿和寒冷之中。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假期里，刘爱琴他们就到农庄去收庄稼，一干就是一个月，割麦子、挖土豆、刨胡萝卜。每个人手上都裂开了血口子，但没有人叫苦喊疼。

刘爱琴说，有一次哥哥刘允斌去看望她，塞给她半块巧克力，但是她没吃，又还给了哥哥，后来又给过几次她也没要。“我不是不喜欢哥哥，只是比较要强，不希望他特别照顾我。”

正是因为经历了那段时期，刘爱琴的个子始终没有长起来，很多孩子后来都留下了后遗症。后来不管是天冷还是碰凉水，刘爱琴的手都会裂口子。记者看到刘爱琴的食指上，还有尚未完全闭合的口子。

战争结束

这张老照片，记录着1941年苏联少先队辅导员给少先队员们讲课时的情形，7位中俄少年青葱稚嫩，侧耳倾听讲解的样子又是那么认真。站在后排左一位置的就是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那时远赴苏联学习的她年仅14岁。

然而，战争的来临打破了一切平静和美好。刘爱琴的命运也同苏联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对法西斯非恨字能说清战争中学会很多事情

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在远离亲人的异国他乡，刘爱琴时常思念着父亲刘少奇和已经离开的妈妈。“有时候想得还会哭呢。”她说。

对于父亲刘少奇，她的记忆里更多的是关于当时伊万诺沃儿童院旁的一块菜地里种的西红柿，因为刘爱琴认识西红柿还是当年父亲教的。

有一次，她从哥哥那儿听说父亲去打仗了，一下子为父亲担心起来。“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到新四军了。”刘爱琴说，自己没办法在父亲身边照顾他，只能加紧学习。

战争时期，大家都对德国鬼子恨之入骨，但学校里同样有不少德国学生，甚至有的德国学生还会上战场与德军作战。尽管个别同学偶尔会骂一句“德国鬼子”，但这些都是少数，“只要发现老师就会跟他们讲道理，说这些学生和德国兵是不一样的。”刘爱琴说，“我们都不把他们当敌人，老师专门跟我们交代，他们跟侵略我们的德国兵不一样，他们的父母都是革命的、共产党的，会跟我们讲这些道理。”

后来，战争结束后，她考上了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在那里完成了三年的学业。1949年8月14日，刘爱琴随父亲从莫斯科动身返回祖国。

那场战争对刘爱琴来说影响很深。“经历了那场战争后我学会了很多事情。”刘爱琴说，对法西斯的那种情绪并不是一个“恨”字能够说清，“是比恨更深的一种情绪。”

回国经历

刘少奇建议党支部不予转正她决定做出个样子来

“经历了苏联卫国战争，我觉得自己长大了，但当时在父亲和祖国面前，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刘爱琴说。

刘爱琴记得，1950年，她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这一时期，父亲对我的思想和生活要求都更严格。”1951年，在讨论她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时，系党支部接受刘少奇的意见，没有让刘爱琴通过。“父亲认为我不够艰苦朴素，思想上天真，政治上幼稚。”

刘爱琴表示，她的心灵上第一次受到这么大的震惊。痛定思痛，她决定做出个样子给父亲看。

1958年夏天，刘爱琴已经在国家计委机关工作。看到许多关于机关干部响应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号召，在精简机构中主动要求下放，刘爱琴被感染了，也报了名。7月，刘爱琴一家三口告别北京，去了内蒙古。期间，她参加了一个调查组，下到基层，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社会。

刘爱琴在内蒙古生活了20多年，和大家一样住土坯房，在机关大食堂吃玉米面、高粱面窝头和土豆烩白菜，在那里生活愉快，并且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对于回国后的生活，刘爱琴说：“回想起来，感到从前的自己太幼稚了。父亲对我的严格要求，对我一生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就是父亲留给我最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