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十六天：记白崇禧与“二·二八”往事

当年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在68年前，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受命于蒋介石，在事件中亲临台湾，用16天的时间走访台湾各地，对各阶层民众进行“宣慰”。但这段历史的详情，却在台湾后来的岁月里，出于政治的原因，始终被掩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白先勇形容他的父亲白崇禧在“二·二八”之后的台湾之行，是在“敏感、尖锐、躁动”的特殊环境里，“善后灭火、止痛疗伤”。

1947年3月23日下午，视察大观发电厂时留影：右起第三人（手叉腰者）为白崇禧，右二为台电协理柳德玉，右五（手插口袋者）为朱瑞元。

每年的2月28日，已经变成了台湾的政治秀场：在今年“二·二八事件”68周年的当口，除了常规纪念活动之外，依旧少不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绿营人士捣毁蒋介石铜像，甚至连国民党党部门口也被人喷上了油漆。

台湾领导人马英九近年来每逢“二·二八”就唾面自干的形象几乎在公众心中定型，而在去年以政治黑马姿态当选台北市市长的柯文哲，则以“二·二八”受难者后代的身份自居，虽然一面说“要学着放下仇恨”，但也强调“二·二八还是要有真相”。

或许政客口中的“真相”另有别意，但台湾作家白先勇却正在试图为“二·二八”纷纭的历史叙述补上一块属于自己的拼图：因为他的父亲、当年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将军，在68年前，曾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受命于蒋介石，在事件中亲临台湾，用16天的时间走访台湾各地，对各阶层民众进行“宣慰”。但这段历史的详情，却在台湾后来的岁月里，出于政治的原因，始终被掩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

1947年3月24日，视察原住民部落时留影：右一为朱瑞元，右二为白崇禧，右三为白克，右四为冷欣。

悲剧的开端

以今天的眼光审视“二·二八”，无疑是一场悲剧：同宗同族的人群，夹在一场已经结束的战争和一场即将开始的战争的中间，在主战场之外的相对封闭的地域空间里，因为不同的角色、心态、利益，在短时间里积累下了尖锐的矛盾。

“从二战后全盘历史的发展看来，‘二·二八’恐怕并非偶然，类似冲突，难以避免。”3月20日，在北京，白先勇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3月，他顶着压力，在台湾出版了《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一书，一年之后此书在大陆出版。白先勇为了完成这本书，与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一起，寻访经历过“二·二八”的耆老，搜集湮没的史料，收录历史照片约70幅、将各项已经解密的档案、电报、函件，以及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与口述访谈记录，重建白崇禧奉命赴台宣慰的前因后果。

与白先勇合著此书的台湾历史学者廖彦博，将1945年台湾光复后到1947年“二·二八”发生前的台湾时局总结为：派系倾轧、政经失序。

在当时行政长官陈仪治下，台湾因战争被破坏的基础建设恢复迟缓，因为失去日本市场，台湾的外贸萎缩，工业原料资金断裂，通货膨胀压力很大，许多南洋遣返的参加日军的台湾人回到岛内，难以就业，电影《悲情城市》里“米价涨了52倍、工资没涨半毛钱”的抱怨就是当时的写照。而陈仪本人大举推行专卖制度，让民间资本无法生存。

更激起民怨的是，接收的政府官僚集团，大多由外省人和出身台湾、后来进入大陆“凯旋而来”的“半山”组成，其中很多人在接收资产的过程中中饱私囊，但陈仪却以“派系攻讦”为理由始终维护这些腐败官员。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请愿减税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了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省大部分地区。陈仪急电南京求援，国民政府调驻守上海的21军在基隆登陆，进驻台北，对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白崇禧抵台期间于其所搭乘的南下火车前面发表演说。

延迟的行程

在台湾事态激化的1947年3月7日，身兼全国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白崇禧还在寒冷的太原，计划与山西绥靖区公署主任阎锡山讨论工作。次日，南京急电将他召回，当夜和隔晚，蒋介石两次召见白崇禧，告知其要作为“中央大员”去“宣慰”台湾，对“二·二八”进行善后。

对于白崇禧会成为“宣慰”的人选，白先勇认为，这里面可能包含了蒋介石的考量：一方面，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又是抗日名将，对于军警有管束力，对于台湾民众有良好声望。白崇禧作为新桂系军阀的代表人物，拥有多年治理民生的经验，曾将广西省治理为“模范省”，作为国防部长，他熟悉边疆事务和民族事务，对于台湾的历史、地理都有了解，“如果换一个文官去台湾，很难制约陈仪一派”。

白崇禧在晚年接受采访时曾自述：“我自己的原则是中国有句俗话，‘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本着这样的态度，他只用了一天就拟出了“处理台湾事件办法”草案，这份文件就是后来3月17日他在台湾甫一落地就宣布的国防部《宣字第一号布告》的雏形。

在南京的短短几天里，白崇禧高效率地接见了诸多台湾旅沪人士，以及熟谙政法、经济的学者，对台湾时局心中已经大致有数，在官邸接见国民党台湾省部主委李翼中(其时奉陈仪命令飞抵南京向蒋报告台湾情况)时，他直言不讳地问：是否应该先行撤换台湾行政长官，还是等到宣慰结束后，再进行人事更换？李翼中虽有避讳，但在白崇禧巧妙的询问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台人厌之矣，如爱陈仪不如速为去也。”

不过，原本定在3月12日起程的白崇禧，却最终“因故”没有出发。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尚未有定论，即便在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里，蒋本人也巧妙掩饰。根据廖彦博的介绍，对于白崇禧推迟五天行程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内部各派系正在为即将改设的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位置暗中博弈，另一方面，陈仪此时并未甘心因为“二·二八”而断送仕途，与时任台湾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一起，以台湾时局尚未得到有效掌控为由，阻扰宣慰团的起程。

熟悉国民党官场和派系的白崇禧并未空等，而是另组了一个低规格的“台湾慰问团”于3月11日飞抵台湾，作为其去台湾前的先遣人员。但陈仪将慰问团直接滞留在指定的旅社，以安全为由限制、监视团员的活动，第二天上午就将全团人员原机遣返。

一招棋受阻，白崇禧并未气馁，开始寻找能配合自己去台湾宣慰的合适人选。1947年3月16日，蒋经国以“三青团”处长的身份加入白崇禧的宣慰团，“督军”意味明显，陈仪终于不好再次阻挠，次日，宣慰团于9点40分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12点35分降落在了台北松山机场。

关键十六天

宣慰团到达台湾，一行人等先于下午4时与陈仪等台湾长官公署的官员们进行官式会拜，白崇禧日后回忆称：“我是礼貌性拜访，他们稍作简单的报告。”

宣字第一号布告。

与此同时，在南京，“宣字一号布告”正式向台湾发布，宣布台湾即将进行政治制度调整(长官总署改组为省政府)、地方人士调整(省主席不兼任警备总司令、政府职位尽量选用本省人士等)、经济政策调整(公营经济范围缩小)、恢复地方秩序(从宽处理相关人员)——讽刺的是，如此重要的文件，却没有得到台湾长官公署的配合，根据李翼中后来的回忆，布告在宣布数天后，台湾各地还是没有见到。直到后来国防部人士从南京带来，经过驻台空军的协助散发，才算昭告台湾各地。

第一次与陈仪的拜会结束后，回到台北宾馆的白崇禧就遇到了当地群众的陈情请求，来者为矿业巨子、瑞芳镇镇长李建兴和他八十岁高龄的母亲李白娘。因为小儿子被军警带走，李白娘便为台湾人向白崇禧请命：“台湾被日人统治五十年，台胞所受痛苦真是难以尽载，好容易望到今日庆获光复，解除桎梏，台湾同胞只有感激政府，哪会丧心病狂，和政府作对？……如何善后，则请部长尽量从宽处理。”

根据白先勇的回忆，后来他们父子曾对“二·二八”事件有过交流，“父亲一开始就是对台湾本省人持同情态度的”，李白娘的请求正符合白崇禧来台善后的目的，自然当即允诺。当得知老人娘家也姓白时，白崇禧更加尊敬，干脆当场结下通家之好，成为后来的一段佳话。

随后，白崇禧又通过关系，会见当时“台湾头号士绅”、国民参政员兼台湾省参议院议员林献堂。林氏是日据时期台湾体制内抗日路线的主要领导人，对台湾事务极有见地，“二·二八”初期，甘冒风险庇护外省人。在后来的16天里，林氏成了白崇禧重要的“眼线”。

当晚6时，白崇禧第一次对全省同胞进行广播，宣布“从宽免究”的处理原则。后来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无花果》中记述：“三月十七日下午六点半钟，白崇禧将军在广播中发表处理方阵。于是秩序因此而立刻恢复了。”

从3月18日起，白崇禧带领着宣慰团，马不停蹄在台湾全岛开启了高强度的“宣慰”行程，足迹遍布各县、要塞、学校，白先勇回忆说，“当时交通状况很差，各种交通工具都使用上了，有一次坐飞机还差点出事”。

在白崇禧重点安抚的人群中，学生、外省籍公务员、原住民和军警是重中之重。学生是“二·二八事件”里一支重要的参与力量，随着武力绥靖的展开，涉案学生惊恐万分，有些躲藏起来不敢露面，甚至逃进深山。白崇禧在台湾的十几天里，除了专门对学生进行了一次广播，又亲自去大学对学生演讲，宣示废除繁琐的手续，既往不咎、要求学生返校复课，同时保证将保送一大批台湾学生去大陆读书，希望台湾学子去除心中偏狭的地域观念。

而在白崇禧16天的行程里，与当地原住民迅速建立起来的情谊同样令人惊讶。当他听说台东县在原住民的维持下成为唯一没有处决犯人的地方、原住民还保护了一批外省籍官员、眷属时，就主动要求接见台东卑南人总头目马智礼。在3月26日的合影中，白崇禧故意让马智礼和陈仪分坐自己的左右，以示对马的尊敬。而马也依白崇禧之请，往返屏东山地多次，安抚本地部落，让很多原住民交出了武器。

一个悲剧，一把钥匙

白崇禧在“二·二八”之后的台湾之行，用白先勇的话形容，是在“敏感、尖锐、躁动”的特殊环境里，“善后灭火、止痛疗伤”。不过在当时派系倾轧的政治气氛里，白崇禧也深知这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

从目前的资料看来，白崇禧在台湾的行踪，同时受到蒋介石和陈仪的双重监视，白本人每天巡视结束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向蒋发一封长电报，报告所见所闻和自己处置的想法；蒋经国在到达台湾后，调查完“三青团”与暴乱的干系后，留下一名朱姓随从跟随白崇禧，自己先行返回南京；从目前所有解密的关于“二·二八”的档案文件里可见，“中统”和“军统”每天都会向南京发送电文报告白崇禧的举动、会见的人等；而陈仪为了阻止白崇禧接触基层民众，也悄悄设了一张“保护网”，择机阻拦台湾人向白崇禧申冤。

白崇禧深知，自己虽然作为“中央大员”，却没有公告中所谓的“全权负责”的授权。他到达台湾初期并未与陈仪发生龃龉，但随着宣慰行程的深入，与陈仪、柯远芬的冲突终于爆发。

1947年3月28日下午的会议上，柯远芬论述处置涉案人犯的态度时，声称“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了”。白崇禧当即拍了桌子，驳斥柯远芬。

当天，白崇禧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命令陈仪不得滥捕滥杀，逮捕人犯需造册呈报国防部，实质上取消了警备总部的军法终审权。

这个命令或许是白崇禧“宣慰”之行最具人文关怀意义上的实际举措，间接让很多人在枪口下保住了性命。其时在《大明报》担任实习记者的萧锦文，因为舅舅是报社社长，报纸批评陈仪，便被军警逮捕严刑拷打，向他逼问舅舅的行踪。一天，萧锦文被从监狱中拉出，五花大绑，眼蒙黑布，插上了验明正身的木牌，推上卡车载往刑场。然而，卡车行到半途，却又折回监狱。事后萧锦文出狱，舅舅告诉他，刑车之所以返回，是因为收到了白崇禧的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

多年后当白先勇找到萧锦文做这段历史的口述记载时，萧锦文两行热泪，说：“是你父亲的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六十六年！”

“他后来放了很多人，他们涉及到案子也不过是抢劫，台湾那时民生很苦，很多人就趁机作乱，抢点东西，现在我们发掘了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在‘国史馆’里，13个案子，29人判刑，18人死刑，他(白崇禧)把他们全改了，都改成了徒刑，他说他们罪不至死。”白先勇说。

在白先勇看来，白崇禧对于生命的重视，来自于从小受到的儒学教育：“他自己外号‘小诸葛’，他自己是蛮自豪的，他尊崇岳飞，以儒将自称。他对生命的重视，是儒家的‘仁’的教诲。”

在白崇禧完成“宣慰”任务返回南京后，他写给蒋介石的处理意见也影响了台湾官员的命运：陈仪最终被撤职，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柯远芬因为是黄埔系，虽遭撤职，但没有实质处分。

随着大陆进行的三大战役的进程，战场上的溃败让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的信任破裂，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因为需要制造自己的威信，一方面将“二·二八”的责任捏造给中共，一方面对白崇禧在暴乱后做的善后工作只字不提。

“‘二·二八’是外界了解台湾近代政治生态的一把钥匙。”廖彦博作为70后一代，是台湾少数还对国民党史有研究兴趣的青年学者，在他身边，因为“二·二八”一直对国民党保持仇恨的人并不少见，甚至他问自己一个当年被卷入过事件、进过监狱的伯父，是否知道自己的释放与白崇禧的政令有关系时，老人会忿忿地说：“胡说！是我自己花钱把自己赎出来的！”

这也是白先勇感慨的：“所以说，我父亲在‘二·二八’时的作为，现在在两边都不愿意承认。”

不过，就像白崇禧选择留在台湾时所说，“要给历史一个交代”，历史也给了他一个交代。在1966年12月白崇禧过世时，数千名白家从未谋面的台籍人士自发来到追悼会，献上挽联、挽诗。

然而，一切典故辞藻，都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暴乱的基隆杂货店老板廖文英的白话更加明白：

“二·二八事件错的是陈仪，救人的是白崇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