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新中国：中国九大美女间谍如何献身的
一、关露：命运坎坷的才女间谍
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关露，一个被历史尘封的名字。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没有纪念大会，没有追悼文章，一如当年她的去世，悄无声息。在关
露身上，才女、汉奸、特工，三个身份纠缠了她一生。
1907年7月，关露出生于山西省右玉县。幼年家贫自学完中学课程，1927年至1928年，先后在上海法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文学系学习。1930年初，
第一篇短篇小说《她的故乡》发表于南京《幼稚周刊》。当时，关露、潘柳黛、张爱玲、苏青并称为“民国四大才女”
在关露的一生中，曾经接受过两次重要的特工任务。
一次是打入上海汪伪特工总部;臭名昭著的76号，接近并策反当时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关露很快利用恩人姐姐的身分，打入76号魔窟，渐渐地使李
士群把她完全当成自己人，并成功将李士群成功策反。但尽管如此，关露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在做这些工作时，关于她投靠汪伪特务的消息已经在上海
滩传开了。文艺界的人说到关露都充满鄙视，各种相关的活动也不再接受她加入。
一次是去日本人办的《女声》杂志做编辑。《女声》是一本综合性月刊，社长是一个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关露去《女声》的目的是接近佐藤，再通过她接近日本左派人士，找到日共党员，搞到一些日方的情报材料。但是在敌营苦熬六年，在外人看来，关露的形象已经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汉奸”。后来，日本终于投降，关露回到苏北解放区，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已经成为一种耻辱的象征，不再能发表任何文章，这就意味着在此之前关露在文学上的成就全部报废。
没想到，痛苦的打击才刚刚开始。很快，她接到恋人王炳南一封绝交信。尽管这并非王炳南本意。却使关露几乎崩溃，她的精神世界一下塌了半边。她不清楚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忍辱负重的几年特工生涯换来的是如此结局?
之后，关露因潘汉年案的牵连，两度入狱。她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有时神志很恍惚。她在思维恍惚的时候，常常一个人呆坐在地上，不吃不喝。8年的牢狱之苦，使关露本来就不好的身体一次又一次受到摧残。
1982年，潘汉年得到平反，与之相关的关露也得到平反，首次得到澄清是由党派往上海做情报工作的。得到这个结果，关露终于松了口气似的。没几天，她就在家里吞食大量安眠药自杀。关露临死前，陪伴她走完人生最后一刻的是一个大塑料娃娃。
关露死后，文化部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喧哗的人群与生前孤寂的她形成鲜明的对比。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当年关露写下这句豪迈诗句时，她是打算为国家奉献一生的。
二、沈安娜：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女谍
1935年1月，20岁的中共地下党员沈安娜离开上海，去了杭州，利用她的速记专长，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里面找到了一份机要速记员的工作。没有录音笔的年代，会议记录全靠纸笔。在淹没于文山会海之中的政府机关里，反应敏捷、技巧娴熟的速记员是人见人爱的宠儿。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就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得到了当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的信任。
1938年，沈安娜在周恩来与董必武的指派下，通过朱家骅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继续为党做情报工作。由于是经朱家骅亲自安排进中央党部工作的，又是朱家骅的“老部下”，沈安娜深得机要处上上下下的信任和器重，并立即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
从此以后，沈安娜在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特的高层会议上担任速记，凡是蒋介石主持的会议，沈安娜是速记的不二人选，而来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绝密情报被源源不断地送到延安，且从未暴露。直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的地下情报工作才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部工作直至离休。
三、黄慕兰：出身名门的奇女子
黄慕兰出身湘中名门，父亲曾是谭嗣同的老师，黄慕兰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成为当时的妇运领袖。黄慕兰一生结过四次婚，其中有三次就属于典型的“革命联姻”。在武汉时期，黄慕兰结识了《民国日报》总编辑、国民党市党部宣传部长宛希俨，在董必武、瞿秋白撮合下结婚。宛希俨后来在赣南牺牲，黄则调往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和交通员，遇到新任的中央委员贺昌，经周恩来批准，两人正式同居。不久，贺昌调往中央苏区，黄慕兰则留在上海继续从事秘密工作。此时，黄慕兰遇到了新的感情苦恼，她的工作对象陈志皋展开了对她的疯狂追求。于是，她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并请求去苏区与丈夫会合。党组织否定了她的请求，并让她与陈志皋结合。可陈志皋最后还是离开了她，这段婚姻终以失败告终。
1955年，黄慕兰涉入“潘杨案”，在上海被捕。此后二十多年，她数入秦城监狱，出狱后多次上诉。直到1980年，冤狱才得以平反。
四、张露萍：打入军统的女情报英雄
张露萍，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1937年11月，张露萍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0月，张露萍受党派遣回四川工作，秘密打入重庆国民党军统局电讯处及电讯总台，担任党在军统局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她从军统机关截获了大量重要情报直接送到了我南方局。张露萍和她的战友犹如一柄利剑，直插敌人的心脏，在最森严、最机密的敌特首脑机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台”，并使敌人的许多秘密行动被我党掌握。
1940年3月，地下党支部不慎暴露，张露萍等7人全部被捕。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军统方面万分震惊，蒋介石也受到极大的惊吓，他大骂戴笠无能。
1945年7月，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戴笠亲自下令将张露萍等7人杀害。
五、宋维静：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的女杰
1936年，曾参加过广州起义的宋维静打入阎锡山控制下的妇女团体，她与丈夫温健公配合默契，收集、传递情报，机智果断，受到党中央情报部的肯定。后来，宋维静受组织派遣，再次打入阎锡山军队内部，没有暴露身份的她，被阎锡山委任为上校专员。
宋维静是在上海结识丈夫温健公的。1930年11月，温健公在上海被捕，被投进龙华监狱。当时受党组织委托，宋维静以表妹的身份去探监，两人产生爱慕之情，于1933年结婚。
1938年，温健公牺牲，这一年宋维静才28岁。尽管此后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再婚，宋维静都放弃了，直到去世，整整64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她难以忘却革命中患难与共的丈夫。
六、朱枫：牺牲在台湾的红色女特工
朱枫，我党隐蔽战线杰出的无名英雄，原名朱谌之，生于1905年，出身镇海名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朱枫毅然投入救亡运动，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行义卖展览，出售自己多年创作和收藏的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等，得款全部捐献抗战运动。
1945年后，在地下党开办的公开商业机构“联丰棉布号”、 “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负责财务工作;1948年，奉命调往香港，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枫接受党的指示，经华东局派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1月25日，朱枫经香港乘开往台湾基隆的客货海轮抵台。到台湾后，按照预先的约定，朱枫尽快与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接上了头，随即又与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几天后，朱枫按照预定的工作方案，在基隆码头将已经到手的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交通员手中。
1950年2月，由于蔡孝乾被捕叛变，岛内先后有数百名地下党员被捕，随即，朱枫也在舟山定海(当时仍由国民党军队占据)被捕。朱枫被捕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1950年6月10日，朱枫烈士在台北马场町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时年四十五岁。同时遇害的还有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此事轰动一时，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1983年6月，朱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七、陈修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市委书记
提起南京的解放，许多人都会联想起当年那位出身入死，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我党南京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同志，这位巾帼英雄在抗战胜利后，即深入“虎穴”南京与文化名人沙孟海四弟沙文威密切配合，为迎接南京的解放，演绎了一个又一个惊险的传奇故事。
1907年，陈修良出生在宁波一个大家庭，她原名陈逸仙，1926年改名陈修良。在少女时，就师从著名文化名人沙孟海学习书法。15岁时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学习特别努力，国文成绩名列前茅，是当地“新学会社”书店(共产党人创办)的常客。1926年，她加入了共青团，并考上了上海的国民大学，继而在是年下半年和沙孟海二弟沙文求进了广东大学文学系。从此，得与正住在当地东山的周恩来、肖楚女、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接触，1927年5月转正式党员。7月15日，汪精卫撕下“左派”面具后，党组织转为地下，陈修良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此认识了陈伯达、叶剑英、董必武等人，并与沙孟海三弟沙文汉相遇，两人结为终生伴侣。
1930年夏，陈修良与沙文汉回国，由于叛徒出卖，二人逃亡日本，1934年复回上海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地下市委书记。
1946年4月中旬，陈修良脱去军装，换上旗袍，从淮北南下。
在地下党员马文林护送下，陈修良安全进入了“虎穴”南京，挑起了地下市委书记的重担。在陈修良领导下，南京市委又根据党的“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向前推进”的方针，利用各种合法机会，发动学生和市民掀起“反饥饿”、“反内战”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自由的请愿、示威、罢课、游行的斗争。特别是“五·二○”运动，政治影响极大，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
1949年1月，由于内部出现叛徒，陈修良又一次搬到中华路85弄内，其公开身份是华得电料行大股东，直到南京解放。
八、英茵：既是特工又是演员的双面女间谍
在抗日谍战前线出生入死;平时活泼任性，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但在关键时刻，为了信仰不惜牺牲生命……英茵的经历，确实与顾晓梦极为神似。
英茵原名英洁卿，1916年生于北平。她身世显赫，父亲英敛之是满洲正红旗人，曾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母亲爱新觉罗·淑仲也是皇族，哥哥英骥良12岁便到剑桥留学，回国后任辅仁大学教授，是与钱钟书比肩的语言天才。前文化部副部长英若诚是她的侄子，英达则称她姑奶奶。
俊美、活泼的英茵自幼喜欢歌舞、演戏，从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不久，就孤身奔赴上海，1936年加入明星影片公司，相继在《生死同心》、《十字街头》等影片中饰演重要角色。
“七七”事变后，英茵随一支抗日演剧宣传队自上海出发，沿途宣传，几个月后到达重庆。不久，她受导演费穆邀请，回到抗战最前线——孤岛上海，在那里结识了国民党驻沪专员、军统的抗日秘密工作者平祖仁，与之相交甚密。
1937年底，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英茵也随平祖仁赶回重庆，继续活跃在银幕、舞台之上。此时，英茵与平祖仁的关系更为亲密，频频携手出游，有时竟会连续数月闭门谢客，在外人眼中，完全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侣。1939年冬，英茵从重庆突然消失，不久后，她在上海重新露面，平祖仁随后也出现在上海。一时间，关于英茵“为情私奔”的各种流言充斥重庆的大刊小报，就连香港媒体也对此大肆渲染。但英茵却仿佛局外人一般，对一切说法既不否认也不承认，每天还是照常演出、排练，只是每一次都来去匆匆。神秘的行踪，让同事们琢磨不透。
1941年4月，平祖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英茵虽然还继续演戏、拍电影，但不断被日本人带走审问。次年1月8日，平祖仁被枪杀。英茵强忍悲痛，领回平祖仁的尸体，将他安葬在万国公墓，并在他的墓地旁为自己预留了个“位置”。也许那时，她就已预感到了死亡即将到来——和电影《风声》中踏进裘庄的顾晓梦一样。
1月19日，平祖仁去世后仅仅10余天，年仅25岁的英茵将自己反锁在上海国际饭店10楼708房内，用半碗生鸦片加上烈酒，掺和了大量安眠药，全部喝光自杀身亡。自杀前，她给合众电影公司的陆洁留下一封隐晦的遗书：“陆先生：我因为……不能不来个总休息。我存在您处的两万元，作为我的丧葬费，我想可能够了。”
九、萧明华：墓碑只刻3个字的女间谍
“我愿意把我的一切献给党”
1922年8月，萧明华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县。
抗战胜利后，萧明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北平师院(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继续深造。在校期间，萧明华碰到了在重庆就认识的教育心理学教授朱芳春。那时，朱芳春已参加了我党的地下活动，他经常推荐给萧明华一些革命理论书籍，启发她的革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