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终有报：华南大审判日本战犯陈尸示众
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时，中国第二受降区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侵华日军受降仪式，日军在广州七年的侵略宣告结束。
1946年2月成立的广州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是公开的，可以旁听。因为父亲的关系，我有幸到现场目睹了这场大审判。
1945年8月14日中午，贵阳大街上突然枪声、鞭炮声、欢呼声、锣鼓声、汽车喇叭声、单车铃声和各种敲击声骤然响起，枪弹和鞭炮的硝烟弥漫着城市上空。人们奔走相告：“日本仔无条件投降啦、日本仔无条件投降啦!”
那年，我十一岁，和母亲随着在“桂柳大会战”惨败后的父亲，跟着张发奎将军的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抵达贵阳。
审判现场
广州受降仪式后不久，父亲带我们从贵阳经柳州，沿西江水路，于1945年10月初回到广州。为了不耽搁我的学业，父亲安排我就读于广州国民大学附属中学(今惠福路广东省人民医院宿舍处)。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我的父亲黄健生，时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法执行监部少将督察官，参与协助审判的文书记录工作。
“女，今晚早啲瞓(早些睡)，听朝(明早)爸爸带你哋(你们)去睇(看)审判日本仔田中久一。”一天傍晚，父亲下班回家后对我和母亲说。
1946年5月中下旬，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父亲穿上烫得笔直的土黄色呢军装，头戴桶形军帽，衣领上是镶着一粒金黄将星的领章，腰扎双孔武装皮带，肩跨皮礼带，袖口缝着醒目的红杠条，脚穿擦得锃亮的黑色皮鞋。懂事以来，我还从未见过父亲如此英气迫人的打扮。
我和母亲穿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碎花棉布旗袍。早餐后，父亲带着我们从住处大德路沿着中华路(今解放南路)，快步走向审判侵华日军华南头号战犯田中久一的法庭—广卫路广州行营会议厅。
法庭四周用约五尺高的木栅栏围着，大厅正面墙上高悬孙中山先生巨幅画像，国民党党旗、国民政府国旗分列两旁。主要审判官坐在正对门口的小高台上。小高台下，两旁为其他审判工作人员;小高台前，几张靠背椅是被告和翻译座;被告座后面是旁听席，整齐地排列着的十几排疏格长条木椅。能容纳百来人的大厅，警戒显得外紧内松。
我随母亲坐在旁听席前排的中间处，矮小单薄的我，被四周坐得满满、穿着便装的大人们包围着，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被告席。随着一声“带被告田中久一”，作恶多端、被称为“华南之虎”的田中久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地被两个士兵押上被告席。
审判官在列举了大量田中久一带领侵华日军在华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事实后，问田中久一：“以上所列举的事实，你认罪吗?”田中久一略作沉思后，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那是我部下的所作所为，我一点也不知情……”他的话音未落，会场已一片哗然。
我虽没有直接遭遇日军，但清楚地记得，七年前，广州沦陷的那年春天，我才五岁。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从广州向西南迁移，时任黄埔军校第四分校主任教官的父亲，带着我们加入了教职员工和家属的迁徙队伍。这次迁徙，跨三个省区，历时七年余，逾千公里。
我们在广州、德庆、梧州、桂平、柳州、宜山、独山、贵阳、南丹、安顺等地穿行，与父亲聚聚散散，时而坐军用卡车、时而坐民用船只、时而走路翻山越岭。每一个地方停留都不超过半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迁徙路上的村镇街市，无一不是弹痕累累、满目疮痍的。白天，路上是成千上万逃避战祸的难民。“日本仔追过来啦、日本仔追过来啦!”一听到喊叫声，极度混乱的场面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一到晚上，人们拖着疲惫的身躯，饿着肚子，三五成群地在荒山野岭上围着火堆，听着远处野兽嘶叫，等待着天亮后再漫无目的前行。路上常见在水沟里的腐臭尸体和旱地里的白骨，饥饿的秃鹰在天上盘旋着。
那时，母亲常常把我紧搂在怀里，遮挡着我的双眼，不厌其烦地对我说：“想要见到妈妈，寸步都不能离开我啊。”如此刻骨铭心的恐怖场面，终生伴随着我。
而眼前的法庭现场，随着田中久一的狡辩，许多愤怒的公公婆婆、叔叔阿姨先后出庭作证，他们声泪俱下、情绪激动地控诉田中久一在华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田中久一也不时从武器性能、指挥权责等方面为自己辩护，辩称作为降将，自己理应宽大处理。
其实，在“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大审判”、“南京大审判”后，法官们已经对战犯的狡辩进行了分析，并准备了充分的人证物证，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审判方案，这些战犯们绝无可能抵赖其罪行。
1947年3月，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接到南京政府寒文(36)防吕甚字第4578号代电，核准执行田中久一的死刑判决。3月27日下午，押解田中久一游街示众的卡车上，白布横额上书“枪决日战犯华南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中将”，田中久一戴手铐脚镣坐在车上。
广州万人空巷，市民争相观看。行刑车队由摩托车开道，喇叭声响个不停。沿途所到之处，万目怒视，唾骂连天。车队途经大德路时，我也随人群从大德路口一路小跑追至惠爱路(今中山路)。
刑场设在流花桥，田中久一押抵刑场后，被令跪下，宪兵用步枪行刑后，将其陈尸数小时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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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深谙英美法的倪征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重任，同时也担当起了直接负责对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这两名甲级战犯进行公诉的历史使命。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也是在东京审判中立下不朽功劳的倪征燠先生的忌日。
作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国际检察组成员、中国检查组首席顾问，倪征燠在这场“世纪大审判”中，用他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令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历史铁证如山，帮助后人厘清了是非黑白，并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钉上了耻辱的十字架，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定作出了杰出贡献。
倪征燠 资料图
我作为晚辈，自起初同倪老在外交部共事，继而相处、熟稔并聆教近50载。我虽已老迈，但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暨倪老忌日之际，还是要勉力将我与倪老近半个世纪交往中的记忆片段记录下来，化为拙文，也许如同村酿般粗糙，唯赖源远流长的历史清流之水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共同缅怀倪老传奇人生的冠带风华，抗战史诗肃穆终章的法槌绝响，以及在新中国外交部我们所共同经历的风雨如磐……
东京审判：临危受命不辱使命
倪征燠是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多次亲历并参与重大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其中就包括1946年至1948年期间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即著名的“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终结历时约两年零七个月，判决书长达1213页，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堪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也是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日本法西斯的种种罪行在这次审判中一步步被揭露。倪征燠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东京审判初期，由于中国方面证据提供不足，难以使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伏法，中方陷于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加上美国从政治等因素考虑，不想对日本军国主义战犯加以严惩，因而审判席上战犯态度嚣张，情势非常危急。深谙英美法的倪征燠临危受命，肩负起了搜集日军侵华罪证的重任，同时也担当起了直接负责对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这两名甲级战犯进行公诉的历史使命。
对当时的情形倪老后来回忆道：“虽然采证艰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把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绳之以法，天理难容！那个时候，我们简直饭都不想吃，就是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电影《东京审判》生动地再现了倪征燠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的种种细节，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最终，倪征燠不辱使命，将日本侵华元凶绳之以法。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读判决，受审的25名被告中7名被判死刑，由倪征燠直接负责公诉的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即在其中。1948年12月23日凌晨，此7名甲级战犯在东京郊外被执行绞刑。东京审判至此全部结束。
缘结外交部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期间，为了加强和做好外交工作，同时落实统战政策，外交部聘请了一批国际法等方面的专家到部里工作。其中，周鲠生、梅汝璈、涂允檀为外交部顾问，刘泽荣、凌其翰、陆殿栋、叶景莘和张炯伯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兼任。1955年，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阎宝航被调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
为了进一步充实外交部的专家队伍，条约委员会又提名和推荐了两位人选，倪征燠即是其中之一。倪老于1956年上半年作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进入外交部工作，而我也于同年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被外交部选拔到条约委员会中从事领土问题方面的工作。
当时，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为了培养年轻干部成为业务骨干，实行了“师父带徒弟”制度，即由专家为年轻干部指定学习读物，解答专业问题，并共同处理业务。我被作为刘泽荣专家的接班人加以培养和锻炼，师从于刘老（不久后刘老即被周恩来总理聘请为外交部顾问）。平时我们除一起处理业务外，每周还就他指定的读物内容单独交谈一两个小时。刘泽荣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先驱，曾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曾作为俄国华工领袖，有幸多次受到列宁亲自接见。
当时我虽同倪老在业务工作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我们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主要因为：我们都来自上海，倪老在上海的寓所同我儿时的住处也很近；且倪老为人平易谦和，比较关心和爱护年轻干部；其夫人张凤桢博士热情、善良、幽默；女儿倪乃先曾是清华大学校篮球队队员，女婿白金申是50年代我国篮球国手，而我亦曾是南京市足球队队员与南京大学校篮球队主力，倪老全家与我都很谈得来。此外，倪老当时在北京东单苏州胡同又与我的导师刘老同住一个院。因此，我们甚是相得。除了同来自天津的白金申聊天时用普通话以外，几十年来我同倪老及其家人彼此交谈时都用上海话，我称两老为倪伯伯和倪伯母（在单位里当时大家都称他倪委员）。
整风反右运动中的倪征燠
1957年春，外交部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倪老当时在条约委员会的会上发言还较温和，但在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的几次座谈会上，一些政法界人士和教授们发言认为，我国对法制不够重视，一些旧司法人员被调配、使用不当，以及一些法律课程设置不尽合理等等。当时，这几次座谈会上的言辞和气氛均较条约委员会的激烈，平时比较谨慎平和的倪老也不免受到一些影响。他后来在政法学会的一次会议发言上，提出了三个要抢救，即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程。尔后运动转入反右，在运动收尾阶段条约委员会的一次全体会上，主持人严厉指出，倪委员在这次整风运动中的发言，也够得上右派言论，但考虑到他工作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生活作风严谨正派，这次就不作处理了。倪老微微点头，以示谢意。
尽管没有被打成“右派”，反右运动结束后，倪老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他一方面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另一方面仍继续勤恳工作。但中央和部委领导对他还是很尊重的。1958年8月他同周鲠生和刘泽荣一起，应召到北戴河面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为两位领导做关于涉及领海宽度和领海法律制度等问题的汇报。倪老等专家介绍了各国领海宽度，并指出发达国家以3海里为宽度，目的是凭借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肆意侵犯其他国家海域的海洋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大多主张12海里甚至更宽；我国应以12海里为宜。讨论长达两个小时。倪老等专家的意见为我国确定领海宽度提供了重要的法理依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1958年9月，我国政府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第一条就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12海里”。自此，我国有了法定的领海宽度。倪老由此受到巨大鼓舞。1959年，外交部又推荐他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
“文革”期间唯一留守外交部的专家
“文革”开始后，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专家比起社会上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来说还算幸运的。除国际法泰斗周鲠生（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以及当时已被打成右派的梅汝璈和曾被抄过一次家的凌其翰，被勒令交代所谓历史问题外，条约委员会的其他专家未再受到更加残酷的迫害，基本上都被搁置一边。倪老等还经常上班。
1969年下半年第一号通令发布后，大批干部下放，这些专家们也未能幸免。倪老当时是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同倪老一起留下的还有条法司的三位干部。他们共同组成了条法司的留守小组（设在领事司）。
1970年初，中央当时正在研究中美关系问题，其中涉及到1950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对中国大陆进行封锁的问题。美大司在美国有关文件中只查到“适用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这样一句话。周总理要求查看《封锁令》全文。当时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正在紧张地忙于挑选最重要的图书资料装箱，准备运往三线。一天下午，图书馆留守小组突然接到美大司的紧急通知，要求他们必须于第二天上班前找到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全文。他们便开始在《国联条约集》、《美国外交文件集》、《美国总统文集》等书中查找，直到深夜12点也未找到。此时有一位同志突然想到倪老还留在北京，大家急忙联系倪老，深夜派车将他从家中请来。倪老在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说，你们还可以再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该杂志就在大家身边两米处，伸手一翻，果然找到了全文，完成了周总理指派的这一重要任务，大家如释重负。当时有人感叹道：“专家到底是专家，不服不行！”
重回世界国际法舞台
1971年底，我从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调回北京，在外交部领事条法司工作。1972年秋开始（当时条法司已从领事司抽出，同国际司合并，称国际条法司），我被分配从事海洋法工作，并同倪老一起参加了历次的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会议一般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或日内瓦（联合国欧洲分部）举行。倪老当时是中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有时也用高级顾问的名义），负责法律和外文方面的咨询和把关。我是他的助理，负责起草给中央和部领导的各类报告、参会及协调等工作。1972年底，倪老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第27届联大会议。倪老在这段时期频频参加国际外交活动，使他又重新回到了国际法的舞台。
1981年1月，海洋法会议的起草委员会在纽约先行单独开会，对长达近十年的讨论和谈判所形成的统一案文进行了最后的文字定稿。中、英、法、西、俄五种文字各由一位协调员负责，该协调员由使用这种文字的国家代表选出。中文的协调员就是倪老，我作为唯一的中文协调员助理，同他一起到纽约开会。会上讨论的主要是英文本。对中文本无人提出异议。对该中文译本，我们已同联合国秘书处中文科不断商讨、修订多年，且会前倪老、王铁崖、张鸿增和我还在国内组成了一个小组，又用较长时间一起逐字逐句推敲和修订过。这次会上虽然有同声翻译，但实际上，这种需要咬文嚼字的，短兵相接的场面必须直接用英文才能应对得当。在英文定稿问题上，倪老以其深厚的英文功底和渊博的法律学识，在会上力压群侪，很好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也赢得了其他与会国家代表的尊敬。
倪老参加了长达十年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尤其是在1981年会议上的出色表现为他1981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以及1984年底当选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新中国首任国际法院大法官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4月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曾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次长的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顾氏于1967年任满退休，但当时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尚未恢复，又历经“文革”动乱的沧桑，一时无法顾及参加竞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逐步重视法治建设，国际地位和威望不断提高。1984年又恰逢国际法院法官改选年，中国参加竞选适逢其时。外交部为此特向所有与我建交的国家发出外交照会，正式提名倪征燠参加竞选，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各驻外使馆和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也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4年11月，倪征燠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同时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成为新中国首任海牙国际法院大法官。不久，中国国际法学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庆贺会，宦乡会长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贺信。信中指出：“你是新中国成立35年来首次参加国际法院法官竞选并当选的中国籍法官，你具有国际法的渊博学识和多年从事法律工作的丰富经验，定能胜任这一重要职务……我深信，你作为中华文明和中国法系的代表参加国际法院的工作，务将同国际其他法官一道，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为伸张国际正义和公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法律秩序，作出卓越的贡献。”吴学谦外长也到会致辞：“倪教授的顺利当选，引起了世界各国和法学界的普遍重视。它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在法律上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自己的应有作用。”
1994年，倪老从海牙返任。令我十分钦佩和感慨的是，他竟能在年逾九旬之时，还以颤抖之手，亲自执笔撰写了近30万字的回忆录--《淡泊从容莅海牙》，足见其对事业、后人和家人高度负责之精神，及顽强之毅力。全书文笔流畅简练，内容扎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也是倪老对国家的又一大贡献。
倪老于1999年4月赠我的这本书，我始终珍藏在身边。
2003年年中，倪老最后一次住院。7月下旬，我曾去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探视过他。使我难过的是，倪老此时已不能进食，饮食全赖鼻饲。当我谈到他的自传写得很好，很有价值时，他脸露欣慰表情，并谦逊地说谢谢你。我又说到前不久曾去过他家乡附近的乌镇并观看了当地的皮影戏等情之后，他精神为之一振，脸露笑容，轻声轻语地描述起了家乡的景色及幼时听昆曲的情景……更使我难过的是，老人家当时已很虚弱，我们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无拘无束地谈笑风生了。为避免影响他养病，我不便久留，默默黯然告别。
2003年9月3日倪老与世长辞，享年97岁。
值此倪老忌日，我不由得又思绪万千，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他的音容笑貌和与他共度的那些风云岁月。这一天，又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十里长街旗翻红浪，严整军容万众检阅，热闹的场面，更加勾起了我对倪老的思念之情。
是的，若不是倪老这样的国际法界巨擘依法严惩日本战犯，保护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果实，校准了历史公正的天平，不仅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将被无耻掩盖，法西斯主义的恶灵也将可能卷土重来，我们又何谈今日的和平安定，繁荣昌盛？老朽不才，唯有不惧贻笑大方，唐突为文，只为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倪老的事迹了解那段历史，以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