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解放战争中为什么我军官兵大多营养不良

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后，我军十万大军火速开进东北这一战略要地。中共“七大”选出的77名中央委员中有22名被派往东北。国民党部队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纷纷开进东北，与我军争夺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战略要地。我大约在1946年的4月中旬，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那时，我刚满19岁，因为我身体一直瘦弱多病，在延安最艰苦的岁月里，又得过一场重病，是党把我从死神手里夺回来的。那时，我给三旅首长当秘书，旅长贺晋年是1928年入党的老革命，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陕北红军的师长、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几位著名旅长之一。起先，贺旅长不让我去东北，要我到西北局报到，潜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我急了!我说，我回西安去做地下工作不合适。因为离家太近，容易遇到熟人，一旦暴露身份，对党的地下工作极为不利。再说，谁不知道，现在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是东北，从延安这边调去的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贺旅长也不好驳回我的理由。我也明白，首长是为了照顾我。我又跟贺旅长要带走的作战科长尉建畴说。尉建畴告诉我，贺旅长其实很想带我走，只是我身体瘦弱，担心我到了东北吃不消。从延安辗转去东北战场，路途遥远，怕我半途身体垮下来。我想，只要我自己坚决，贺旅长就会收回成命。于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我们几个人去东北的伙食费、路费从供给部领到手里，到旅政治部开了几个人的党员介绍信，等出发那一刻，贺旅长也没办法，只得说：“你这个小鬼!我可是为你想，你坚决要去东北，就一起走吧!”

解放战争资料图

我们从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动身赴延安，然后转道山西。从延安动身时，贺旅长要作战科长尉建畴、医生张剑夫、秘书朱悦鹏和一个警卫员、一个通信员，骑马先到山西兴县贺龙司令员的120师总部，他同贺龙一起乘汽车前往兴县。我们5人，连骑带牵共7匹马，5月初过了黄河，到达黑茶山下的山西兴县，暂住贺龙总部所在地蔡家崖。这里是老根据地，又靠近黄河，环境、生活条件比陕甘宁边区的定边县好。站在住地，远远望去，巍巍的黑茶山像一条巨龙遨游在天空。原来，就是这座黑茶山，在我们到来之前不久的4月8日，吞噬了博古、叶挺、王若飞等我党十多位优秀同志的生命。那天，他们自重庆乘美国人驾驶的飞机回延安，飞机迷航在那黑茶山上遇险，机毁人亡。我们到达蔡家崖时，这里正在展出黑茶山遇难者的照片，悼念活动还没结束。从照片上看，殉难者的遗体惨不忍睹。我们一行参观后，人人心情悲痛万分。不曾想八年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如今这些烈士竟不能分享抗战的胜利，意外地如此遇难。

我们在贺老总的司令部休息了20多天。每天清晨，看见贺老总叼个烟斗，拉上他的枣红马，让他的男孩骑上，到山沟的小树林、小溪边去散步。后来得知，贺龙一直想挽留贺晋年在吕梁军区工作，党中央决定贺晋年还是速去东北。我们终于离开了兴县，继续向东北战场进发。我也不便多问其中的故事，只听贺旅长说过一句话：现在，东北更需要干部，东北的事情更复杂!

我们一踏上东北的黑土地，正赶上部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这一战略方针。我们到了哈尔滨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东北局决定贺晋年任合江军区司令员，于是我们赶往佳木斯，参加剿灭土匪、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战斗。在合江地区剿匪8个月，在以张闻天(洛甫)同志为书记的合江省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友邻部队及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贺晋年和谭友林两位司令员率领剿匪部队消灭了大部土匪，活捉了匪首、国民党委任的上将谢文东、李华堂，合江的根据地基本巩固了。1947年4月，我又随贺晋年到新组建的东北骑兵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我被派到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行军作战生活中，我的体质稍好了一些，但仍是骨瘦如柴。

我庆幸自己没有如贺旅长所担心的那样“死在途中”。但我也很难说清，我一路上是怎样“拖”到松花江边的。1947年秋季攻势，我们师收复了公主岭，在一个烧锅里(酒厂)，见了一台磅秤。许多人好奇地上去称体重，我也称了，还不足45公斤。从那时起，我就立下了宏图大志：要为体重50公斤而奋斗!可是，实际上，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我这样的兵，能够保证不低于45公斤就不错了。

解放前的东北，是9个小省，包括如今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的东部、河北省的承德地区，是我们伟大祖国神圣领土的重要部分。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战略地位突出，历来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所垂涎。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曾经实行“不抵抗主义”把东北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跑来“接收”东北，妄图抢占胜利果实。但是，任何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违背人民意志，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东北人民开展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3年的较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百万大军被彻底消灭，人民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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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号称毛泽东的“五虎上将”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粟裕指挥作战（资料图）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4.5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7.5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l5.5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解放战争资料图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的，在作战形式、指挥、通讯、后勤、运输、情报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区别。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越丰富，打起仗来才越得心应手。众所周知，让一个优秀的县长直接担任省长，就很难当好，因为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历史上的先例看，林彪1938年6月因伤到苏联治疗后，有近6年的时间离开一线部队。1945年10月直接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从原来指挥八路军115师1.5万人，突然指挥11万余人(到12月底，部队扩大为27万人)，因此战争初期林彪的战役指挥明显生疏。《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说：“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据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2月给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军伤亡总数在八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之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两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到1946年的初夏，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一路退守到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描述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时说：“这个仗，打得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东北的这一状况，显然与从未离开过一线部队的粟裕同年7至8月在华中七战七捷的战果迥异。此次与美军交战，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毛泽东和军委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大可能让其他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去朝鲜重新开始熟悉的过程。

其次，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精锐的嫡系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歼灭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47.2万人；华东野战军分别在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共64.3万人。蒋介石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主力”，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了两个半，即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歼灭第5军，以及淮海战役中派出5个纵队与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一起歼灭第18军；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其中的两个，即辽沈战役中歼灭新1军、新6军。

资料图

第三，五人中以粟裕、林彪最年轻，1950年均为43岁。而刘伯承为58岁，彭德怀为52岁，徐向前为49岁。其中刘伯承、徐向前身体状况也不好。1950年6月间，有人向刘伯承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听了之后，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为好。这一件事，中共中央还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徐向前在1949年3月的太原前线中，即肋膜炎严重复发，连续高烧不退，不得不向中央请求，辞去18兵团的领导职务，作较长时间的休养。1949年6月，徐向前去青岛休养，因病没有出席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青岛经多方治疗，身体未见好转。头疼病发作时，疼得在床上打滚，脑盖骨似乎要炸开一般。并发的呕吐，使他无法进食。五人中只有彭德怀身体状况良好，这也是最后决定让他挂帅的原因之一。

第四，朝鲜战争爆发时，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粟裕处于临战状态。他被军委任命为攻台总指挥，统率近65万大军正在做攻台作战准备。彭德怀于1949年12月后，即率领一野部队转入执行清剿残匪，屯垦戍边的任务；刘伯承1950年6月率领二野部队已基本解放西南地区，中共中央准备让其出任总参谋长；林彪自1950年5月率领四野部队解放海南岛以后，基本上因病在休养。因此，将粟裕转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担任入朝部队的最高指挥员，便于统帅机关能以最快的时间进入战争状态。

同时，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级单位，而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三野)代行司令员战役指挥职责的副司令员，并于1948年5月因谦让陈毅，主动放弃担任野战军正职的机会，仅担任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立负责野战军的全面工作。因此，由粟裕担任边防军司令员，基本上是部队主官平调，业务上是相当熟悉的。本文摘自《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张雄文，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