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版潜伏：揭秘重庆地下战线的第一特工

1949年，重庆上演过一出《潜伏》的真实版本。潜伏在蒋介石军事集团内的解放军内线、时任西南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刘宗宽，为解放军送出了大量军事情报，被刘伯承誉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臣”。

刘宗宽的背后，还潜伏有一名二野派出的地下工作者房显志，以老乡的名义住在刘家，从中传递情报。两个人的密切合作，起到了“胜过雄兵十万”的作用。

一本深灰绿色封皮、手掌大小的硬皮日记本，记录了房显志从1942年“倾向革命”，1946年参加革命，到1949年赴重庆“重点发展刘宗宽”，同年11月30日见证重庆解放的“潜伏”记忆。昨日，家住沙坪坝的红色收藏爱好者王先生向重庆晚报记者展示了这本日记。

潜伏剧照

参加革命

回忆从1942年开始。日记本的第一页，房显志写到，当时他在陕西贡龙山及洛川一年时间，因阅读陕甘宁边区出版书报，了解到解放区许多好处，由此思想上由羡慕而倾向革命。

刘宗宽本人

1946年8月，李先念、王震率部中原突围，汪锋前往商洛地区接应，安排地下交通线，冲破千里封锁，将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等中原局、中原军区高级干部安全护送回到延安。当时，房显志在国民党部队任个小职务，任职地点在汪锋的家乡陕西蓝田。因为李先念过境，汪锋回家，他受到上级怀疑“窝共通共”，遭到关押。

1947年，他装病借机逃出，来到湖北鸡公山，正式参加革命。

重庆潜伏

“参加革命之后，房显志一心想搞武装起义响应革命，但他当时的任务是做情报工作。”熟读了这本日记的收藏者王先生说。

日记里写到，同为二野交通联络员的黄克孝劝他：“我们的任务是情报工作，做好情报工作同样对革命有很大贡献。”随后，他潜入武汉开展情报工作，1949年5月，又与黄一起潜入重庆。

潜伏剧照

房显志潜入重庆的任务是什么？“重点发展刘宗宽，建立情报核心。”他写到，他和刘宗宽是同乡和朋友关系，他来做联络员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到重庆后，他住在刘宗宽家里，两个人共同研究工作。

提供情报

当时，西南长官公署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刘宗宽具体担任制订方案。他将部队设防图、战斗序列人员配备，以及他对进军路线的建议等交给房显志传递给二野。

此后，房显志派地下交通员前后四次送达国民党在西南和重庆的重要军事部署情况。包括《四川全省兵力部署》、《川黔滇兵力部署》等。这些情报，最后都由地下交通员黄克孝送往二野。

潜伏剧照

房显志和刘宗宽合作送出的最后一份情报是什么？

1949年11月中旬，蒋介石赶到重庆，下令紧急抽调800辆汽车，将在川北地区设防的胡宗南部的王牌部队第1军连夜车运重庆，决定在重庆与解放军来一次大决战。

刘宗宽偶然得知这一绝密情报后，立刻告诉了房显志。当时，黄克孝刚刚派去解放区传送情报还未回来，房显志立即联络上另一名交通员，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到二野，最后报告给了刘伯承司令员。

最后胜利

刘伯承接到情报后，立即下令主力部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部王牌部队第1军刚运到重庆外围，就被解放军主力部队击溃。29日蒋介石率领“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30日重庆解放。

房显志写到，解放后，他被安排到第一生产教养院工作，之后任过院长。

“地成立武装队伍投入革命，轰轰烈烈大干一场。黄克孝对我说：我们的任务是情报工作，做好情报工作同样对革命有很大贡献。”

潜伏剧照

“49年11月28日，蒋匪军由重庆开始大溃退，刘宗宽向钱大钧撒谎说他最后撤退。29日，刘化装隐蔽在沙坪坝重大学校，我假装病到武汉疗养院暂避。”

“30日晚10时，成渝铁路工程处崔锡昌打来电话说：我给你报个喜讯，解放军进城了！恭喜你成功了！”

《二野情报史》记载“潜伏”

“房显志，陕西人，自杨虎城入陕以来，他先后做过几任县长和专署科长。解放战争中，他因孙从洲同志的关系参加解放军工作。”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市党史办了解到，《二野情报史》里有关于房显志的相关记载。其中还收集有刘宗宽的一篇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与房显志合作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过程。

刘宗宽写到：“……他和我既是同乡，亦是好朋友、干亲家、关系密切，无话不谈，作为我的客人住在我家，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从此我们就共同工作，直至重庆解放。”

潜伏剧照

“收藏红色记忆是一种责任”

“每天晚上翻看这本可以称之为回忆录的东西，总是兴奋得难以入眠。”昨日，收藏者王先生捧着房显志日记本，难掩激动。今年38岁的他是沙区文化系统一名职工，曾经当过兵。他非常爱好收藏，近两年，渐渐把目光锁定到红色收藏，特别是与重庆有关的藏品上。

王先生说，前不久，解放碑片区正在拆迁，他在闲逛时碰到一个卖废书废报纸的小摊，随手一翻，竟然发现了这件宝贝。拿回家以后，他对照史料，每天逐字逐句读这些回忆，感觉比电视上的《潜伏》更加精彩，而且非常真实、细致。“我粗略数了一下，里面提到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将领大大小小有200多人，读起来真有一种浪花淘尽英雄的感觉。”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红色文化，责任收藏。”他说，红色收藏对他来说是一种个人爱好，更是作为重庆人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