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毛主席一着妙棋:化解“延安之围”
1943年7月初,这几天党中央书记处常开会。一天伍修权局长告诉我说:“你立即打电话给二局曹祥仁局长,告诉他:叶参座(叶剑英)令他迅速赶到杨家岭党中央书记处,别的就不要说了。”
我说:“二局住在安塞,骑马跑来也得两三个小时。”
伍局长急着说:“你赶快通知,要他放下电话就骑马跑来,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去杨家岭开会,回来再向你们作战组传达。”
伍局长回来后,立即召集我们开会,向我们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的决定。他说:“党中央书记处开会,专门研究如何粉碎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对边区与延安的进攻。认为敌我力量对比太悬殊,打一两仗,消灭一部分敌人,是打不痛、打不伤胡宗南的。蒋介石是下了大决心,才动用他抗战以来一直不动用的王牌胡宗南部。我军兵力太少,防不胜防,怎么办呢?中央决定要从黄河以东调部队,但远水救不了近火,胡宗南已于7月2日电令各部,要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行动,等待蒋介石最后下达进攻命令。”
延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心脏
伍局长停了一下,继续传达:“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研究过程中,毛主席说: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他对二局曹局长说,我们所得到的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报,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胡宗南给各部队的电令,你曹祥仁领导的第二局也同时收到了,并且都已经破译出来。毛主席又对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同志说,我党打入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要害核心部门的同志,干得很出色,他们已及时将胡宗南、阎锡山等部收到蒋介石的命令和胡、阎下达向我进攻的命令,都抄录出来秘密转到我们手中了。你李克农和曹祥仁两家所提供的情报,使我们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敌情的掌握了如指掌,这是我党我军最大的机密了。现在为了粉碎蒋介石对边区和对延安的进攻,要从华北调部队到延安,时间已来不及,我们中央书记处研究,只有一个良策,就是将蒋介石和胡宗南下达的调动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进攻延安的电报、命令公布出去,只有这样才能揭破蒋介石的反共大阴谋,只有这样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广大人民群众,才会相信这是真的,国际上美国、英国、苏联也才会相信我们共产党不是用假话搞危言耸听。这样,就可以得到国内、国际的广泛支持。中国人民和各民主人士是要继续团结抗日的,是反对蒋介石不抗日,搞分裂反共的。国际上,现在正是美国、英国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向日本发动战略反攻,美国是不会容许蒋介石现在就反对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日而向日本妥协投降的,因为这样使日军能从中国战场抽调军队去打美国军队,对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反攻是很不利的。”
伍局长说:“毛主席对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说,我们中央书记处决定:公布蒋介石和胡宗南发给国民党军各集团军、各军进攻边区和进攻延安的电报和书面命令。我们以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我们书记处研究后,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来争取边区、延安得以转危为安,这是很合算的,延安是我们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所在地,如果延安丢失了,我党我军的领导与指挥机关无存身之地,那能行吗?”
伍局长说:“经过毛主席说明了延安形势的严峻,迫使我们不得不采取这一着我们很不愿意采取的办法,但是只有采取这着险棋,才可能阻止蒋介石向我边区、延安的进攻。李克农和曹祥仁同志听明白后,当即很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
伍局长还说道:“毛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听到李克农、曹祥仁同志的表态后,都很高兴。毛主席说:我们就下这一着险棋。毛主席对我说,今天是7月4日,要求我们一局迅速将蒋介石和胡宗南六月份以来调动大军,准备进攻边区和延安的电报整理出来,立即发电报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和前方的彭德怀同志。以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对外公布,并同时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分别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向他们提出严正抗议与警告。刘少奇同志在会上,要求李克农同志尽可能地迅速转移或撤出我党在国民党军中,会因此而暴露的同志,以避免这些好同志被捕牺牲。叶参座对曹祥仁同志说:国民党军会认为是我军截获了他们的电报后破密得来的情报,一定会改换密码。要求二局要集中全局的技术力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国民党军更换的新密电码破译出来,迅速恢复截获和破译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以保障我方仍能迅速获得情报。”由于我党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宣传攻势,用确凿无疑、很准确、又很具体的情报,公布了蒋介石调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边区、延安,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与书面密令。这样就使国际、国内各方人士深信不疑。因此,美、英、苏等国政府正式表示反对蒋介石不抗日而反共的政策,并以停止经济援助对其施加压力。同时,全国人民同声讨伐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实行分裂反共的倒行逆施。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百般无奈下,被迫放弃对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大规模进攻。原来确定于1943年7月10日为发动进攻日,现在不得不于7月10日下达电令,令胡宗南停止对我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并要胡宗南向朱德总司令发出一份“敝部换防,请勿误会”的电报,一面抵赖进攻延安的罪恶企图,一面悄悄地将进攻的部队向后撤退。至此,蒋介石企图掀起的一场大规模的反共内战,遂被制止。
揭秘周恩来给毛主席最后一封信:看完流泪
在近现代史上,毛主席与周总理无疑值得大书特书,怎么讴歌都不为过。
两人性格互补,相辅相成,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大开大合,辅以周总理的严谨细致、虚怀若谷,共同将中国这艘巨轮驶向了世界的海洋,在中国历史上,甚至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经典搭档。
到了晚年时,两人都身患重病,但在病痛之余,仍然不忘关心对方的病情。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毛主席得知后,亲自指示由叶剑英、邓颖超、汪东兴和张春桥组成医疗组,并劝周恩来“节劳,不可大意”。
毛主席与周总理
1974年2月,周恩来病情恶化,每天便血。毛主席当时也是躺在病床上,双目已近乎失明,语言能力也非常微弱,但仍然强撑起来,对工作人员说:“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
但病痛并没有因两人的友谊而减轻,再加上周恩来拒绝休息,继续带病工作,病情越来越严重,到1975年6月,体重已只剩下61斤。
毛主席与周总理相辅相成
对自身病情的了解,和对中国未来的担忧,促使我们的周总理不得不开始考虑后事。
6月16日,第三次大手术后,周恩来感觉略好些了。晚上10点,周恩来提起笔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也是他给毛主席的最后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只有21cc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
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毛主席与周总理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
毛主席与周总理蜡像
写完这封信后,周恩来又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1975.6.16.22时半
在这最后一封信中,周恩来首先向主席汇报了自己的病情,因为在他看来,自从参加了革命,自己的身体就已经不是自己的了,而是完全交给了党,交给了毛主席,所以自己有义务把病情向毛主席汇报。
第二段,则体现了周恩来对毛主席的关心,这绝不是普通的问候,而是两位合作四十多年的搭档最真诚的关心。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或许也只有周恩来能对毛主席表示这样的关心,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战友的友谊,甚至超越了亲人的亲情。
半年后,1976年1月,周恩来已陷入弥留之际。有一天,周恩来醒来后,用细若游丝的声音问旁边的医生:“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毛主席与周恩来握手
医生回答:“没有大的变化。”
周恩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只要主席健在,我就放心了。”说完,又昏迷了过去。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完人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据秘书回忆,周总理逝世时,胸前佩戴着两枚像章,一枚是毛主席头像,另一枚是“为人民服务”的像章。
而此时的毛主席,也一夜未合眼,正侧躺在床上看文件。贴身侍卫张耀祠急匆匆地走进来,报告了这一消息。毛主席听后,沉默良久,最后缓缓地点了点头。
当天晚上,当电视上播放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毛主席用近乎失明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电视,两行热泪滚落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