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反扫荡：新四军伏击日寇歼灭上百余人
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实行分割、封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延陵大捷，又称贺甲战斗，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誉为“延陵大捷”。
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对新四军游击队的行动，实行分割、封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延陵大捷，又称贺甲战斗，是新四军巩固根据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重要胜利。这场战斗歼灭日本精锐15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俘3人，被延安总部通电表扬——誉为“延陵大捷”。
新四军巧妙部署，形成合围之势
延陵古镇是茅山抗日根据地活动中心，也是新四军“东进”、“北上”重要通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9年11月上旬，丹阳、珥陵、金坛、宝堰据点日军集中兵力，多次前往延陵地区扫荡。新四军二团一部、新六团和丹阳独立支队等地方武装，隐蔽游动，待机歼敌。
贺甲位于丹阳西南，距延陵5公里，是一个60余户的小村庄，这里沟塘密布，地形复杂，有利于部队隐蔽伏击，丹阳独立支队就驻在附近。1939年11月8日凌晨，支队副队长林胜国得到侦察员报告，宝堰据点三四十名日军夜袭延陵后，正准备沿原路返回九里敌巢。林胜国决定利用有利时机，设下埋伏，痛击这股日军：一大队主力摆在塔路头村正前方，正面伏击日军；二大队在村西侧隐蔽，火力支援；组织一个加强班，轻装过河，拦阻敌人退路，并警戒宝堰可能增援的日军。同时，将敌情和部署向新四军新六团及时通报，请求支援，合围日军。
扔出“土烟雾弹”，突破日军防线
上午8时左右，日军毫无知觉地从延陵方向过来，进入伏击圈。一大队猛烈开火，当即杀伤10余人。日军随即后撤组织还击，抢占了贺甲村东侧一个制高点——城河山，负隅顽抗。村西侧的二大队也打响战斗，日军以机枪、掷弹筒等火力武器疯狂射击，战斗形成僵持状态。正在这时，新六团“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日军背后猛烈攻击。日军遭到合围后，丢弃城河山向西突围，溃逃到贺甲村，企图凭借房屋建筑物和有利地形顽抗待援。
中午12时左右，贺甲村西枪声大作，原来宝堰增援日军来了。日军整合后，妄图利用优势兵力组织反扑，重占城河山。但令日军想不到的是，“老虎团”二团在团长王必成的率领下也加入了这场战斗。王必成人称王老虎，是新四军的一员虎将，他带领二团打新丰、攻句容、袭东湾，连战连捷，令敌伪闻风丧胆。二团和新六团的战士们始终压制敌人的反扑，日军反扑三次，均未得逞。无奈之下，日军重新退回贺甲村，将机枪沿村环形配置，全力构筑散兵坑，并在贺甲村东南角之祠堂，开凿枪眼，以便一旦村陷就退踞祠堂，固守待援。
在日军火力下，新四军一时无法突破贺甲防线，战斗进入胶着状态。傍晚，就在新四军战士加强晚间值备、准备明天再战时，突降大雨，并伴随大风。王必成团长意识到这是避开日军火力，突入贺甲阵地的天赐良机。他命令一营点燃湿稻草七堆，以浓烟为掩护，突进贺甲村，随后三营和新六团相继突入。日军火力的优势无法施展，只能依靠民房建筑顽抗，新四军战士逐屋争夺，将日军阵地一直压缩到东南角祠堂内。
战果：这一仗创下
新四军歼敌人数新纪录
9日凌晨4时，总攻开始了。二团二营先以一个排兵力摸索前进。接近祠堂时，不料被预伏在草堆中的狡猾日军突然袭击，双方展开殊死搏斗。战斗打到上午9时，日军死伤大半，继续龟缩在祠堂内，以坚固的高墙做掩护，作垂死挣扎，但已是瓮中之鳖。随后，二营的战士们用集束手榴弹把祠堂南侧围墙炸坍，残余日军慌忙向北门逃窜，被二团、新六团战士们团团围住。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生死格斗，日军全部倒毙。
延陵大捷，歼灭日军168人，俘3人，开创苏南抗日敌后战场歼敌新纪录，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和人民的斗志，受到延安总部和新四军军部的通电表扬。上海进步报纸以“伟大胜利在江南”为标题加以报道。今天，围歼日军的祠堂已改建为贺甲战斗纪念馆，墙壁上当年激战时留下的数十个弹孔依然清晰可见，仿佛在向人们叙述着那段烽火硝烟的战斗岁月。
“延陵大捷”：
抗战进入转折时期的重大胜利
今天所说的“延陵大捷”，发生在1939年11月8日，而就在这个时期，中国自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的全国性的抗日战争，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中国的抗战局面，正进入了一个最艰苦、迷茫、转折、甚至是一个扭曲的年代。
敌我相持，国内却悲观情绪蔓延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国军给日军以重创，使得侵华日军的所谓的“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粉碎，日军在中国的战线拉得过长、展开过多，由于兵力不足，使其首尾难顾，已无力再发动大兵团的军事行动，正面战场开始呈现出了敌我相持的情况。日本侵略军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调整了侵华策略，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占领区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这对中国的抗战局势产生了影响，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2月汪精卫潜逃越南，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抗日战争最为危急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
1939年5月，汪精卫等一行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了卖国交易。回国后，于同年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一时间，抗战的悲观情绪在中国蔓延开来，中国抗战的士气，也因此受到巨大打击。中国开始出现投降卖国的汉奸伪军，并在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所谓“还都”的名义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的两年间，中国的“汉奸现象”达到了高峰。
在国际上，德国于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二战正式爆发，9月28日波兰沦陷。法国、英国被迫向德国宣战，整个欧洲随之都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欧洲的绥靖主义思潮正在受到现实的强烈冲击，欧洲各国都在担心下一个被德军入侵的目标就是自己。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军事力量的迅猛攻势，也影响到中国出现了广泛的悲观主义倾向。
1939年，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逆转。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把国民党政策重点从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
中共肩负起抗日的历史责任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交织，使中国的政局空前的复杂。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全局出发，明确指出：整个抗战时期，民族矛盾始终是第一位的，各阶级的利益必须服从全民族的利益。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趋势，中国共产党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三大口号，坚决揭露打击卖国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同蒋介石集团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驾驭了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日军将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主要对象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力量肩负起抗击日军的历史责任。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八路军于1938年冬开始由山区向平原地区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发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由陈毅、粟裕等领导的新四军，则在江苏及周边的根据地，不断发动对日军的打击、袭扰，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让日军疲于奔命、不得安宁。“延陵大捷”，就是新四军为贯彻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巩固敌后根据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开展反“扫荡”斗争的一次威震江南的著名战斗。若把这场战斗所取得的胜利，置于1939年间中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之下来看，这个胜利，就更显得尤为难得与重要。
真实的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的始末
“阳澄湖畔，虞山之麓，三九年的寒冬，36个伤兵病员，高举共产党的旗帜，在暗影笼罩着的鱼米之乡，埋着头流着血啊流着汗，辛苦地耕耘着被野狗蹂躏着的田园……”这首名为《你是游击兵团》的歌曲是新四军6师18旅52团的团歌。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按照支队司令员陈毅的命令，带领部队冲破日、伪军的封锁和国民党军队的限制，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的配合下，从苏南茅山根据地出发东进，经无锡、苏州、常熟、太仓等地，直到上海近郊嘉定、青浦地区。东进途中，部队沿途袭击日伪军，炸毁敌占火车站和敌营房据点，切断铁路和电线，伏击敌运输车队等，不但打击了日伪军，而且扩大了我党和新四军的影响，部队很快从出发时的1000余人发展到5000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
新四军东进也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国民党第三战区不断向新四军施压，频频挑起冲突。为顾全大局，新四军东进部队于1939年秋西撤，向苏北发展。
由于天气炎热，部队机动作战，战斗频繁，新四军西撤时在阳澄湖畔的常熟县一带组建了后方医院，先后留下了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等36名伤病员。
他们在远离主力部队的敌后，依靠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一面医治伤病，一面与日、伪、顽军周旋。后方医院不得不经常转移，每到一个村庄，伤病员就被分散安排到群众家里，农家的客堂、厨房、牛棚、猪圈、堆柴草的小屋，湖中的小船等都成了伤病员的藏身之处，门板一架就是病床，蚊帐一挂就是手术间。每逢敌人“扫荡”，群众和医护人员就一起将伤病员抬上船，转移到芦苇荡中。敌人走了，伤病员又被接进村子。有时，伤病员被敌人长时间围困在芦苇荡里，不得不常常以芦根、鸡头米、小鱼小虾螃蟹等充饥。常熟县委、苏州县委和当地群众常常冒着危险，冲破封锁，为伤病员送来食品、衣裳和药物。有时来不及转移，党组织和群众就把伤病员和医护人员就地隐藏起来。医护人员则经常扮成当地老乡，为分散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疗伤换药。在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帮助下，伤病的指战员不但陆续恢复了健康，而且和当地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1939年10月，叶飞派杨浩庐返回常熟，传达了以伤病员为主体重建部队、坚持原地斗争的命令。1939年11月6日，以新四军伤病员为骨干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在常熟唐市附近一个村庄成立，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黄烽任政治处副主任，在苏州、常熟、太仓一带坚持抗战，东路地区的抗日斗争再次发展壮大起来。1940年2月8日，是农历正月初一过春节，部队在驻地――阳澄湖畔的阳沟溇与前来偷袭的日军展开激战，毙伤包括指挥官斋藤在内的日军数十名。到1940年4月，部队已发展到400多人。
这时，新四军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受新四军军部的派遣，率刘飞等到常熟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抗战，并逐步建立了苏常太和澄锡虞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又一次迅猛发展，至1940年11月，部队扩大到3000余人。1941年2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
为歌颂和纪念新四军36个伤病员，依靠人民群众，养伤阳澄湖畔，坚持敌后抗战的这段可歌可泣的斗争历史，在1957年建军三十周年前夕，曾任新四军18旅旅长、解放军第20军军长的刘飞将军，撰写了长篇回忆录《火种》，并把有关章节取名《阳澄湖畔》，在上海《萌芽》和江苏《雨花》杂志发表。同年，军旅作家崔左夫根据新四军伤病员和18旅的战斗历程撰写了《血染着的姓名――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1959年，上海人民沪剧团创作了现代沪剧《碧水红旗》。后来，受刘飞回忆录《火种》的影响，于1960年把剧名改为《芦荡火种》。1964年1月，沪剧《芦荡火种》进京演出。随后，北京京剧团将其改编为现代京剧《芦荡火种》。1964年4月27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陈毅、陆定一、邓子恢、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随后，毛泽东也观看了京剧《芦荡火种》，并提议把剧名改为《沙家浜》。1968年，现代京剧《沙家浜》被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上映。同一时期，现代交响音乐《沙家浜》创作成功并在全国各地巡演。
中国第一骑兵团：新四军红色哥萨克传奇
中国骑兵历史源远流长，一直到近现代都是我军的主力兵种，著名的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有“红色哥萨克”之称新四军骑兵团。
于失败中诞生的血色骑兵
1941年，新四军第四师与青海骑八师激战于大小营集，新四军第四师5000多名官兵死于马刀之下，著名的老三十二团几乎被打光，新四军抗日干校的200多名学员，亦在此战中全部牺牲。这是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最大一次失利。此战之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愤而组建骑兵团，师法苏联红军骑兵，后来名声大震才有了“红色哥萨克”的称号。
雪枫刀威震敌胆
刚成立的骑兵团，骑兵们大部分没有马刀，有马刀的也几乎全部是缴获敌人的，十分杂乱，有日式洋刀、有步兵使用的鬼头刀、有国民党顽军骑兵用的马刀。
经过长期研究，新四军设计出一种独具特色的马刀，这种马刀刀身颀长，刀背轻薄，比日军马刀长5厘米，并带护手圈，因而轻便灵活。后来的实际战斗证实：敌人的马刀未到，我军马刀已率先劈中敌人。列装后骑兵们爱不释手，精心在刀把上缠上布条，并给马刀起名为“雪枫刀”。
红色哥萨克谱写传奇：一个骑兵团追击一个骑兵师
1944年8月19日，新四军第四师挥师西进，收复失地。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率部攻歼河南夏邑县八里庄的顽军李光明部时不幸牺牲。骑兵们化悲痛为力量，决心以更大的战斗胜利为师长报仇。10月19日，国民党顽军步、骑6000余人向永城县北我保安山、芒砀山等阵地发起猛攻，经激战敌军全线溃败仓皇南逃。
骑兵团急起直追，在酂阳集全歼敌一个团，俘敌800余人;在曹庙又全歼敌一个营。直追到永城、涡阳交界处麻琢集才与顽骑八师交手，最终聚歼骑八师，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