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的塔港：全村1024间房仅剩一间未烧尽
从金山区漕泾漴缺沿着沪杭公路西行，约四五公里，就是漕泾镇增丰村。当地有个小集镇名叫塔港，1937年农历十月初三，日寇从金山卫一线偷袭登陆上岸，在漴缺遭到国军王子隆部的顽强抵抗后(这段历史可参见6月24日本报《殊死抵抗迫使日军改变登陆点——走近淞沪会战中著名战例石护塘保卫战遗址》一文)，日军把第一登陆点改在漴缺西侧的塔港。
12名盐警英勇抵抗一人幸存
塔港村老农陈宝林清楚地记得，塔港当时没有国军驻守，只有12名盐警驻守在杨公庙内。杨公庙旁的运石河上有座杨公桥，那天早晨，塔港的盐警听到漴缺的密集枪炮声，他们一面要求村民躲进防空洞，一面就在杨公桥头的简易工事内迎敌。当时，大批日军涌上海塘，塔港顷刻间硝烟弥漫。盐警面对强敌英勇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有11名盐警壮烈牺牲在杨公桥头，只有一名女警幸免于难，杨公庙也在敌人的炮火下毁于一旦。
日寇在漴缺吃了亏，在塔港进行报复性烧、杀、抢、奸，无恶不作。今年82岁的张志高老人告诉记者，当年只有4岁的他，一家6口人离家出走逃难，躲在水库村的芦苇塘内，人虽没有受伤，但五间房子全部被日寇烧光，一家人逃难几天后回家，在一堆废墟内，只找到柴仓内的一只烧火凳。后来听大人讲，塔港全村101户，原共有房子1024间，日寇上岸后，全村被烧掉的房子有1023间，只有一间小屋未被烧尽，塔港村人民遭受了空前劫难。
为保住全村人生命淹死婴儿
对于日寇的暴行，增丰七组今年87岁的汤文宝老妈妈也向我们述说了当年的苦难血泪。日寇入侵时，年仅9岁的汤文宝，跟着妈妈，领着妹妹逃难，但刚走到门口，一颗子弹着地飞来，把妈妈的四个脚指头打掉了，血流满地。妈妈受伤后，不能逃难了，只能躲在牛棚里。汤文宝就和瞎子奶奶和妹妹逃到水库村避难。回来时，妈妈血已流枯，饿死在牛棚内；家里房子被烧，两个爷叔被日寇拉伙，不知去向；一家人难以生活，3岁的妹妹只能送人去当童养媳。
汤文宝老妈妈还告诉我们，村里的陈家爷叔当时想躲在防空洞避避风头，结果被敌人发现，枪杀在防空洞内；陈家婶妈抱着吃奶的婴儿与同村7个妇女屏声静气俯伏在河边的干戈墩内，婴儿啼哭，为了不被日军发现，保全同村姐妹的生命，母亲忍痛将亲生骨肉按在河水中活活淹死。凶残的日本兵见人就杀，村里有个姓彭的村民，大儿子被日军杀害在杨公庙旁的海滩上，他不敢去收尸。3天后，日军闯入彭家用刺刀乱刺，彭当场倒在血泊中，小儿子拿起农具与日军拼命，也被日军一刀刺死。村民陈勤云和林阿友俩的母亲被日军推入大火中活活烧死。据统计，塔港村当年被日寇杀害的有52人，日寇的暴行真是罄竹难书。
惊人数字！抗日武装在敌后战场消灭日军多少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双向六车道的西延高速路将西安至延安的距离缩短到4个小时以内，公路两侧的黄土高坡经过近几年的人工和飞播造林，已是绿树覆盖、满眼苍翠。
抗日战争
70多年前，这条长达几百公里、黄土飞扬的陕北高原之路，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行经，他们步行七八天来到延安，有的人怀揣一本《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了中国共产党完成历史壮举“万里长征”后的落脚点——陕北。他与毛泽东在窑洞里彻夜交谈，明白了这个在蒋介石眼中是“土匪”的政党和军队，怎样带领中国人一步步争取民主自由，并把这段经历写成《红星照耀中国》。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中国现代诗人何其芳笔下抗战时期的延安景象。
据统计，当时来到延安的学者、艺术家和知识青年大约有6万人。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间，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就接待和向延安输送青年2万多人。
白求恩、巴苏华等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好人士也来过这里。
延安到底有何奥妙？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对比颇具代表性。1940年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情况，先后到了重庆和延安，中国这两个政治和军事中心给他留下深刻但截然相反的印象。
在重庆，陈嘉庚看到，男长衣马褂，满清制服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鞋红指甲；行政官可私设营业，检察院不负责任；政治办事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
而在延安的短短八天，陈嘉庚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是平等。陈嘉庚回忆说，他到毛泽东住所正遇南洋学生到来，不敬礼便坐，决无拘束；还有一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举办母校成立周年会，抗大学生要表演球赛，一位学员当场邀请在座的朱德上场打球，朱德二话不说脱掉外衣便与学员奔抢。
二无苛捐杂税。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工人、农民均负担合理的国家赋税。
三是实行民主政治，即“三三制”，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边区还建立了回民自治区。
“中国共产党倡导施行的这几项政治、经济、民主政策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以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为主要构成的‘中间势力’,服从抗日救国图存的大局。”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授杨延虎说。
正是看到这些，陈嘉庚由一个坚定的“拥蒋派”变为“拥共派”。
考察结束回南洋途中，陈嘉庚路过缅甸仰光，在当地华侨的欢迎会上，他大声疾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3年陕甘宁边区一次劳动英雄大会颁奖大会上，当毛泽东宣布将一头牛奖励给一位“特等奖”获得者时，台下劳动英雄代表高呼：“毛主席万岁！”
“那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呼喊‘毛主席万岁’,当时完全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朴素表达，说明中国共产党真正赢得了人心。”杨延虎说。
斯诺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派来一支“美国记者和军人观察团”，他们先后考察了晋绥、晋西北、晋中、冀中等敌后根据地，并专赴延安对毛泽东进行访谈。
第一位到访抗日根据地的外国军事观察家美国军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考察后，得出和陈嘉庚一样的结论：“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无疑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了《论持久战》，成为抗战的指导思想。
这里也是由红军和抗日游击力量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总指挥部。
“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指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抗战期间，共产党发动、组织和武装民众形成的众多抗日根据地，不仅破坏了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更是通过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机场、黄土岭战斗、百团大战等战役的胜利，钳住了近60%的日本陆军军力。
其中，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百团大战”，历时近3个多月，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大大缓解了正面战场压力，给日本侵略者以极大震慑。
尤其是独特的敌后游击战和山地游击战，使日军刚刚从国民党手中占领的地区，很快变成了抗日根据地，日军占据的交通线和城市，又变成新的前线，让日军十分头疼。
在庆祝抗战首胜——八路军取得的平型关大捷电文中，毛泽东写道：“二十五日平型关战役，除缴获汽车二十八辆，大炮一门、炮弹两千余发、步枪数百只、打死敌人一千多人外，还包围了敌之高级司令部，缴获秘密文件甚多，其中有敌整个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目的地之日文地图。”
“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害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集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据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把中共军队视为头号敌人。
在敌后战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中流砥柱”。
一项统计显示，八年间，八路军、新四军子弹消耗不足4000万发、手榴弹800万枚，按杀伤52万日军和同样数量的伪军统计，平均每毙伤一敌约消耗子弹30发、手榴弹7枚，这一低比例世界罕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