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国民党“内战”的经费都来自哪里？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确立他在国民党内领导地位的那一年，设在北京的国际反鸦片协会(international anti-opium association)秘书长抱怨说：“数以百万计的巨款，从鸦片之中挤出来供做军事作战和内部宣传之用。”由于蒋介石必须向西方求助，而西方又推动禁烟毒，使得他表面上必须打出禁用毒品的大旗。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成立全国查缉烟毒总局。他说：“中央政府绝不会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如果各位发现中央把鸦片税当作它收入的主要来源，它就不值得大家信任。”
蒋介石的保证根本是空话。从贩毒生意中赚钱是旧军阀的把戏。虽然冯玉祥疾呼反毒，禁止属下士兵吸毒，据说他一年即可从鸦片生意得到两千万元的收入。基督将军都如此了，蒋介石也不例外。索克思发现，全国查缉烟毒总局“实质上是发放执照的机关”。“也就是说，你付了钱，取得收据，而收据代表你可以携带这些货，因为你已经缴了罚金了嘛!这就是中国人的理论。查缉烟毒总局就这样收下钱，钱用去养部队。”
蒋介石保证不从鸦片税中拿到一分一毫的那一年，湖北、山西和广西征收到一千七百万元左右所谓的“禁烟所得”。一九三〇年，十三万英镑的鸦片从波斯和印度进口到上海;同一时期，四川、云南也提供好几百吨鸦片，由蒋介石的部队押运保护，沿着中国的“鸦片公路”——长江东进。蒋介石当家执政三年，中国生产的毒品已占全球的八分之七。那一年及次年，国民政府成立鸦片专卖以便逼退竞争者，但新闻媒体群起挞伐，使它放弃此一计划。宋子文以及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都支持蒋介石的做法。甚至英国极有影响力的记者伍德海德(h. g. w. woodhead)也支持这个构想，认为这是克服中国经济问题唯一的方法。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时代周刊》报道：“财政部长宋子文上周愉快地宣布，中国即将有一套‘新而实际的鸦片政策’……依据宋部长的说法，‘实际的’鸦片政策不能只讲取缔、禁止……如果精明的宋部长能在他的财政部马车上驾驭住鸦片，他或许在未来可以找到方法平衡中国的预算。”
在此之前，杜月笙和青帮已经控制了上海的鸦片生意。青帮协助上海“清共”之后，蒋介石任命杜月笙和黄金荣为国民革命军“荣誉顾问”，并授予少将军阶。委员长在所谓的“更具体的让步”中，把上海地区的鸦片权利交给杜月笙的一家公司，并安排军警协助保护青帮的鸦片运输与仓储。
但是，杜月笙得到的不只是金钱。当他回出生地老家高桥村修缮的一座古庙落成启用时，八万名宾客登门道贺。除了收到六十万元礼金之外，上海市长、汪精卫，甚至蒋介石本人都送来匾额。然后，杜月笙就把他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高桥。有位美国外交官很好奇，为什么每次蒋介石到上海都要见杜月笙?有个中国官员解释给他听：“蒋委员长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向杜月笙投名帖……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安排：杜月笙负责率领他的党羽管束共产党及其他不良分子不轻举妄动，换取他在烟毒、赌博和卖淫业的行动自由。”为了满足杜月笙追求社会地位的欲望，蒋介石指派他为“上海剿共特派员”。不仅如此，他的鸦片专卖生意若是失败，杜月笙还会要求退钱给他——他可是付了政府六百万元开办费——宋子文提议以政府公债偿付。不幸的是，宋、杜皆心知肚明，政府公债一文不值。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倪太夫人逝世当天有人企图杀害宋子文，也就不足为奇。我们可以认定，经过这一幕，要给付杜月笙的退款很快就以现金支付。
1936年蒋介石是如何用密函来化解内战危机的？
1936年6月4日，陈济棠、白崇禧等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要求蒋介石抗日为名，出兵湖南境内。图为陈济棠、李宗仁宣誓就职情形。
蒋介石认为事关重大，便亲自吩咐派“美龄号”专机送刘廷芳到汉口。但刘廷芳始终不知蒋的密函里写些什么。后来，当他将信交给杨永泰又从武汉返回长沙时，发现两广军队已开始撤兵了。
↑1936年6月4日，陈济棠、白崇禧等成立军事委员会，以要求蒋介石抗日为名，出兵湖南境内。图为陈济棠、李宗仁宣誓就职情形。
两广密谋兵变
1936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多事之秋。国家局势很不稳定，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虎视眈眈。就在这年夏天的6月1 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在广州通电全国，以抗日为名反蒋，并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饬令陈济棠、李宗仁将所属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后成立军事委员会。同日，白崇禧在广西省政府礼堂扩大纪念周会上作《抗日救国》演讲，并发“冬”、“支”两电，全国震动。这就是有名的“六一运动”。
不久，广西桂系的李品仙作为两广集团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诸人的总代表，来到湖南与时任省政府主席何键相晤。一天中午，何键请李品仙到长沙蓉园吃饭。当时何键只邀时任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的刘廷芳作陪。席上只有何键、李品仙及刘廷芳三人，李品仙边吃边高谈阔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抗日，而现在中央（指南京政府）就好比是一辆坏了的汽车，动不得了。它不动，我们就在后面推它。”
接着，李便向何键提出两广军队欲假道湖南北上抗日的要求。此时，何键未作表示，只是迅速地瞄了刘廷芳一眼。刘会意，便在桌上向李提出两个问题：“一、李先生是否可以先去南京与朋友们了解一下全国经济、国防诸方面的情形之后再作决定？二、你既然要抗日，为什么军队不往边防走，而要往里派？”滔滔不绝的李品仙一听此言，猝不及防，无以对答。
饭后，何键请刘廷芳到他家商量对策。何说：“现在情势很紧急，根据各方面密报两广要出兵北上，直赴武汉，成立临时国民政府，与中央分庭对抗。据我所知，两广军队数万人已渡过湘桂边境黄沙河，来势很猛，拟往岳阳、羊楼洞等地径趋武汉，李先生此行就是来商谈假道过境问题的。”
何、刘两人分析，当时两广军队有 10 多万，中央军虽然有陈诚与胡宗南等部队驻守于岳阳等地，但人数不多。如果两广军头游说成功，获得何键首肯，让两广军队得以顺利从湖南挺进武汉，势必造成分裂局面，那样全国的情势便完全改观了。
翌日，何键又约刘廷芳来官邸商谈。他决定派刘前往南京去见蒋介石，请蒋设法制止两广军队进军武汉发动兵变。
↑何键
刘廷芳赴南京谒见蒋介石
刘廷芳何方人氏？湖南省主席何键为何要派他去南京？刘廷芳原籍湖南，1900年生，早年留学美国。1926年从美返国后，在鲁涤平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主持湖南省建设计划委员会直至何键主政湖南。抗战胜利后曾以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出席日内瓦世界经济动力会议。
1931年春，蒋介石到湖南视察，就住在省政府主席何键家里。一天傍晚，蒋与何在阳台上观赏夜景，看到不远处两座灯光闪烁的建筑物，很感兴趣，问何键那是什么地方？何告诉蒋，一座是湖南省银行，另一座是湖南省国货陈列馆，都是湖南籍留美学生刘廷芳创办的。
蒋介石对湖南省竟然有个国货陈列馆很感兴趣。第二天便派副官通知何键要见刘廷芳。当刘从省建设计划委员会赶来时，何便立即陪刘入内厅谒见蒋介石。刘告诉蒋，他回国后目睹日货大量涌入，冲击国内市场，而湖南财政金融管理又十分混乱，经济凋敝衰败，便成立了湖南省银行。银行建立后，扭转了金融管理混乱的局面，市场经济得以调整。国货陈列馆旨在长中国人的志气，扬中国的国威，馆内陈列了从全国各地征集来的物产几十万件，对抵制日货起了很大作用。另外，他还准备筹办一个国际贸易处。这样，连同国货陈列馆、国货展览会一起共有三个“国”字，就成了刘廷芳的“三国主义”。
蒋介石又问他还有哪些打算。刘说：“我非常想改变国家矿产濒于衰败的状况，我国矿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色金属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可这些资源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主张矿业国有。”
大约两个星期后，蒋从汉口打来电话约刘“立即来汉口，面谈一切”。刘到汉口后，蒋下令将全国的锑、钨、锡统一管理起来。蒋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将刘廷芳介绍给他的行营秘书长杨永泰。
由于蒋介石和何键的竭力支持，在刘廷芳和钱昌照先生奋力合作、多方努力下，终于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名为“行政院资源委员会”。正因为刘廷芳在湖南办了几件实事，又倡议成立了统一管理矿产资源的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很信任他。所以，何键认为南京之行的重任，非刘廷芳承担不可。
刘受命飞往南京向蒋报告了湖南当时的紧张局势，以及何键派他来南京的目的，请求蒋介石设法遏止两广军变的危机，避免国家在亟须团结抗日的时刻陷于分裂。刘还告诉蒋：“何键说他是您蒋先生的弟子、黄埔军校学生，您叫他朝东他不会朝西，他绝对服从您的领导。”刘还郑重其事地说：“现在的国家只有您蒋先生一人能领导，也许二十年三十年后可能会出位领袖比您蒋先生能干，但现在不可预料。为国家计，为人民计，绝对不要打内战。我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如有不实不尽之处，我蹲在金陵不走，敢用头颅担保。”
蒋介石密函化解内战危机
蒋介石认真听取了何键密使刘廷芳的汇报，并立即挥毫写了一封信，嘱咐刘廷芳马上送到汉口，面交武汉委员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及高级顾问何成睿两位先生。
蒋认为事关重大，便亲自吩咐派“美龄号”专机送刘廷芳到汉口。但刘廷芳始终不知蒋的密函里写些什么。后来，当他将信交给杨永泰又从武汉返回长沙时，发现两广军队已开始撤兵了。
原来，蒋介石生性多疑，一直对何键不放心，怕他在关键时刻倒向两广。刘廷芳此行，就是用行动说服了蒋介石，说明何键是忠于他的，因此蒋介石才放心采取行动，果断出兵。一场影响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内战危机就这样消弭于无形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