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抗日国军降将为什么摇身变抗日英雄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作为一名军人，其神圣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浴血奋战，杀敌报国。所以，那些在战场上贪生怕死，投降变节的军人，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唾弃的对象。但在抗战期间，这位国军猛将，在投降了日军之后，却载誉归来，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获得青天白日勋章。他就是国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

方先觉是安徽省萧县人，生于1903年。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方先觉历任预备第10师团长、师长。1943年，长沙会战期间，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同时兼任衡阳警备区司令。1944年5月18日，日军攻占长沙，旋又夺取醴陵、攸县等地，兵锋直指衡阳。蒋介石对镇守衡阳的方先觉说：“我信任你，你只要坚守衡阳两周，就算完成了任务。”当时，留守衡阳的第10军只有17000余士兵，只比一个师（15000人）的兵力多一点。而进攻衡阳的是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凶悍无比。因久攻不下，日军兵力由数万人增加到11多万人，是中国守军的6、7倍。所以，这注定是一场艰苦卓绝的保卫战。6月28日拂晓，日军动用第68师团、第116师团这两个机械化师团，动用一切重武器，搞地毯式轰炸，乃至施放催泪毒气弹、糜烂毒气弹，但在守城部队的拼死抵抗下，衡阳城岿然不动。

在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中，瓦子坪阵地被敌突破。方先觉果断将守卫该阵地的第三师第七团第三营李桂禄营长就地正法。在这之后，再无一位官兵临阵逃脱。方先觉以严厉的军法，摆脱了以往国军在抗敌时一触即溃的“魔咒”。到了7月6日，援军迟迟不至。蒋介石要求方先觉在衡阳继续再坚持两星期，以等待外围中国军重新组织，将进攻的日军包围一举歼灭之。方先觉对此坚守两周的这个命令，向指挥部大声保证，绝对没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苦战，第10军伤亡极大，连杂兵夫役亦抽调投入第一线战斗，状极惨烈。然而，到8月1日，支援衡阳的中国军队迟迟未见踪影。

衡阳久攻不克，日本大本部极为不满，甚至惊动了日本天皇。在日军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8月5日，日军发起了最后一次总攻，共投入11万兵力。这时方先觉指挥的第10军战斗兵员仅1200多人。8月7日，方先觉与各师长联名，向统帅部发出“最后一电”：“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随后，方先觉欲拔枪自杀，被部下营救，没能成功。此刻，方先觉考虑到第10军已弹尽粮绝，城中尚有数千伤兵，以及援军迟迟不来的现实，接受了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的建议，向日军提出有条件的投降：1.保证官兵生命安全；2.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第10军保留建制，不出衡阳，就地驻防。日军也是无力再战，同意了方先觉提出的要求。

衡阳之战，第10军英勇顽强坚守衡阳城47昼夜。中国军队伤亡约15000人。据日方统计，是役日军伤亡近两万人。日本战史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不独严重地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是“苦难的战役”。衡阳战事结束后，日军感佩第10军的忠勇，果然信守约定，没有像其他地方那样因泄愤而屠杀投降的官兵和伤员，而是第10军改为“先和军”，仍以方先觉为军长，各级军官也都是旧部。11月19日，方先觉在伪衡阳县自卫司令王伟能（原衡阳县县长）等人的帮助下逃出了日军的势力范围，随后又经第19师派队护送，顺利抵达了重庆。方先觉抵达重庆后，受到了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他的英勇抗战事迹。1945年2月19日，蒋介石授予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方先觉便成为该勋章的第129位获得者。

抗日名将刘仁轨：四次将日军全歼创记录

日本与中国的联系最早始于东汉光武帝时期。日本一个叫由来的人前来汉朝朝贡，汉光武帝便为该国赐名“倭奴”，并赐印“汉倭奴国王”。“倭”有矮之意。此后日本一直虚心学习中国，对中国既师事又朝贡。当然，学生翅膀硬了，不免总想和老师掰掰手腕。日本民族的民族性也十分奇特。儒家文化的忠义、本土神教的神秘，以及南洋道教的迷信，构成了日本既忠诚又偏执还不乏神经质的“武士道”精神。当然，作为一个蕞尔小国的危机感，以及在中华帝国面前的自卑，恐怕是隐藏在日本民族心中不能言说的秘密。总之，日本的挑战开始了，我们的民族英雄也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刘仁轨(601—685)，汴州(今河南开封)人。是唐高宗时的宰相。当然，刘仁轨官至宰相，与他“抗日援新”的伟大功业有关。唐代时，如今的朝鲜半岛分为新罗、百济、高句丽三部分。其中新罗对唐朝归附较诚，而百济、高句丽对唐朝(包括隋)始终持对抗态度，以致唐朝多次发动对高句丽的征伐。公元655年，高句丽、百济发动对新罗的攻击，新罗向唐朝告急，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率兵解救新罗。

早期的“倭国”

苏定方决定采取擒贼擒王，围魏救赵的策略，先攻百济，破其都城，百济王义燕投降。唐朝命刘仁愿守百济。百济王室义丰被部下重新立为百济王，企图挣脱唐军控制，于是向高句丽、日本求援，高句丽、日本发兵帮助百济反唐。唐高宗以刘仁轨为主帅，征讨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反唐联盟。刘仁轨多次打败百济，公元663年，刘仁轨在白江口(今朝鲜锦江)以水军大败日本。白江口之战周，唐军四战皆捷，焚烧日本战船四百余艘。刘仁轨一鼓作气灭了百济。唐朝后来灭掉了高句丽，只留下归附唐朝的新罗。唐朝在朝鲜半岛的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唐朝灭掉高句丽和百济

应该说，唐朝对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反唐联盟的征伐是正义的。古典帝国时代的这种朝贡体系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正当的。藩属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宗主国主权的一部分，藩属国的安危也事关宗主国主权的安危。唐朝对新罗的保护，对百济、高句丽、日本的征伐，本质上也是对主权的保卫战。而刘仁轨在这场主权保卫战中运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捍卫了唐朝的尊严和利益，应该为我们记住。

中国古代史上抗倭名将代不乏人，比如明朝的戚继光、俞大猷、胡宗宪、李如松等等。不过，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击败日军的，则是唐朝名将刘仁轨。

和其他名将不同，刘仁轨是个文官。他出身贫寒，爱好学习，只要有空，就写字读书。唐高祖年间，刘仁轨出仕，做了小小的陈仓县尉。太宗年间，刘仁轨不畏强权，折冲都尉鲁宁横行不法，刘仁轨竟然把官阶远高于他的鲁宁斩首，获得唐太宗的赏识。

唐高宗年间，远征高丽，刘仁轨以青州刺史的身份负责大军的后勤工作。刘仁轨做事不讲情面，得罪了上级领导李义府。660年12月，海上风浪四起，可是李义府却以大军缺粮为名，催促刘仁轨出行。结果船队遭遇大风，死伤严重。唐高宗大怒，李义府趁机进言：“不斩杀刘仁轨，不足以平民愤！”幸亏有大臣求情，说海风并非人力能对抗，唐高宗才网开一面，将刘仁轨一撸到底，随军听用。

后来，唐军将领王文度病死，统率乏人，唐高宗起用刘仁轨率军出征。

本年，刘仁轨六十岁。六十岁的他第一次带兵出征。这个任命，李义府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很明显，李义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旦刘仁轨战败，那谁也无法救他！

可是，让李义府大跌眼镜的是，刘仁轨没有任何实战经验，可是，在熊津江地区和敌军相遇时，刘仁轨大败敌军，敌军死伤万余人。刘仁轨虽然没有带过兵，可是他一生严谨，御下有方，军中将士对这位老人非常佩服。何况，行军打仗和为官治民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一样是讲究韬略，讲究权谋，在一个又一个的表象中发现本质。

百济叛军面临唐军的多次打压，不得已向倭国（日本）求见。龙朔三年(663年)，倭国天智天皇以援助百济为名，令倭将毛野稚子等倾举国精锐27000余人先攻新罗，攻取数城，然后直扑百济旧地。

唐高宗则命令将领率领一万人驰援，与刘仁轨在百济城下会师。刘仁轨秉持擒贼先擒王的策略，全力进攻叛军老巢周留城。倭寇急忙救援。

刘仁轨画像

当时，刘仁轨有战舰170艘，总计兵力七千人；倭寇有战舰1000多艘，总兵力一万余人。两军在白江口相遇。双方大战。虽然倭寇的兵力多过唐军，可是，无论是军队素质，还是武器装备，唐朝军队都在倭寇之上。单看战舰容纳士兵人数，就可以看出双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

刘仁轨成为“抗倭”第一人

双方前后经历四次大战，刘仁轨四战连胜，倭寇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敌军主将仓皇逃走。

《旧唐书·刘仁轨列传》记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余丰脱身而走”。

此战之后，刘仁轨乘胜追击，在陆地上也连败倭寇。刘仁轨之名传遍天下！倭寇惨败之下不得已逃回本国。百济所有城池，再度归顺大唐。因抗倭有功，刘仁轨连升六级。

对于刘仁轨，《旧唐书）评价：“文雅方略，无谢昔贤（诸葛亮，王猛），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新唐书》评价：“管、葛之谭，是吾心匠。”无论是哪一家史书，都认为刘仁轨身兼文武，可以和管仲、诸葛亮、王猛相比，乃是一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的一代雄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