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密史：五百女红军竟能俘虏敌人一个团

1933年4月，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率500余名女红军奉命转运伤员和运输物资。走到苦草坝（今四川通江县境内）时，她们与军阀田颂尧部刘汉雄独立师一个团遭遇。躲，已经来不及，敌人已发现了她们，并成扇形状逼近；打，500余名女红军都基本没有战斗经验，也没有多少枪支弹药。张琴秋紧张思考后决定采取心理攻势对付敌人。

女红军剧照

她指挥干部战士迅速占领制高点，要求没有她的命令一律不许开枪。敌人越来越近，女红军悄然不动，直至敌人进入最佳射程内，张琴秋才果断地喊了一声“打”。女红军们举枪齐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以为遇上了红军主力。

双方进入对峙状态后，张琴秋组织四川籍女红军喊话：“白军士兵们，我们是红军，都是中国人，不要自相残杀！”“受压迫的士兵兄弟们，不要上当受骗打内战，不要为欺压你们的长官卖命……”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山谷。敌人听后傻眼了：怎么对方是女的？

女红军剧照

正当他们纳闷时，敌军指挥官下令进攻，可士兵们像没听见一样，个个都不开枪。敌指挥官暴跳如雷，命令督战队上前，处决那些不开枪的士兵。士兵们骚动起来，有个下士质问团长：“老子打了十几年的仗，放着东洋人不打，打自家人，还要同堂客（注：指已婚妇女）打仗，是啥子道理？”敌团长恼羞成怒，抬手一枪击毙了下士，狂叫道：“再不进攻，这小子就是你们的下场！”

这话犹如倒进热油锅里的冷水“嗞”地炸了。顿时，群情激奋，有人喊“打死长官，参加红军”，有人干脆调转枪口，对准了军官，整个敌阵混乱不堪。这时，张琴秋率领女红军冲进了敌群，处决了敌指挥官，缴获了敌人一个团的枪支弹药，还吸收了部分士兵参加红军。

红军长征密史：林彪为何建议红军各找出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应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的复信，旨在帮助林彪及党内一些同志转变对中国革命悲观思想的认识，进一步诠释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

1930年新年伊始，毛泽东收到一封奇特的“贺年信”。信中讲述了大敌当前之际，红四军应分散去打游击，各自找出路。不仅如此，信中还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信的字里行间自始至终透露出一股悲观情绪，写信人就是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

林彪与毛主席

林彪对中国革命产生悲观的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之后，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党指挥枪”的问题上，毛泽东与朱德、陈毅、刘安恭等人产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这严重影响到部队的战斗力。

分歧争论的后果，就是在敌人不断“围剿”中红军屡战失利。为摆脱困境，前委决定由东江撤回赣南苏区。就在这次撤离中，红军损失1000多人，这是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损失。林彪率领的纵队在撤退中擅自主张打了一仗，尽管打赢了，但却暴露了目标，为此被朱德给予记过处分。部队接二连三的失败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纪律处分，导致他一直郁郁寡欢。

红军时期的林彪

无独有偶，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毛泽东、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发出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尽管如此，此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到“新年贺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质疑很具有代表性，因为此时有悲观情绪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在党和红军中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说明这些同志不仅看不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反而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1929年底“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开始重视党内和军内弥漫的悲观情绪，林彪的“新年贺信”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毛泽东希望通过回复林彪来信的方式，阐明他对中国革命和红军前途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