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密史：蒋介石行踪泄露险亡于空袭轰炸

1940年2月21日，蒋介石及随行者张治中等人由重庆飞桂林，随即改乘坐火车来到柳州。他此行的目的是主持在柳州召开的桂南会战检讨会。与此同时，国民党100多名高级将领也从各地聚集于此。这是中国抗战史上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日本军方很快侦知了蒋介石这次的动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22日的午后，日军派出30余架驱逐机、轰炸机对柳州羊角山一带进行轰炸。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活动：“午睡初醒，二时十五分，闻机声，命卫士审其方向，旋忽警觉敌机必来炸余，乃急披衣整装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焉。”又说，“当余外出时，侍卫长王世和称敌机已由头上飞过，似不紧要。余知敌机如来炸柳州，其目标必在余，乃急入后山之上层防空洞。少顷，敌机二十余架齐向洞上投弹。旋又来袭，低空俯冲投弹，弹皆着洞上右方五十米至百米之山巅，计伤卫士十二人。”

日军希望通过轰炸除掉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旧事，成了蒋一辈子的心病。这次柳州遇袭，“不啻于西安事变之初”，可见当时紧张且狼狈的情景。随行的张治中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遇险的经过：

我在侍从室服务期间，……有一次遭遇了很大的危险。那是在柳州，我随蒋介石从桂林坐火车去开会，于早八时抵达，住羊角山；到十一时，忽来警报，但接着并无消息。我陪蒋吃午饭，吃完了，也没有听到情报。蒋已休息了。我从楼上下来，也预备休息一下，刚把上衣脱掉，忽然想起：何不打一个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刚拿电话筒到手，只听得一片“哄、哄”的声音，敌机袭来了！赶忙穿上衣，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已临头。附近并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多高一丈多深的天然石洞，我随着蒋进去躲避。敌机共五六十架，九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前后左右，落弹数百颗，洞内泥土滚翻，我和蒋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都被泥土掩蔽了。我判断：这一定是因为我们的行止，被敌谍探听到了，等我们一下火车，敌谍就用无线电打出去。假使敌机不先在柳州城内兜一个圈子，那更危险。我听到随从副官说：这一次，比起从前在武昌省政府防空洞所受的敌机的威胁更厉害。而我们在大轰炸之后，也不过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还是参加这天下午四时的军事会议，蒋亲自主持到底。

大轰炸中罹难的中国人

抗战时期，日军对柳州的轰炸经常是在城区上空盘旋，投下一枚枚炸弹后便扬长而去。但是，这次轰炸，还是让一些敏感的人觉得蹊跷：因为羊角山位于柳州河以南的群山之中，山下人烟稀少，敌机为什么要投入那么大的战斗力进行攻击呢？当时一家柳州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曾向第四战区参谋长吴石了解，对方只回答“无可奉告”。此后各报和通讯社的消息也均无报道。直到后来，日军这次轰炸的原因才被披露出来。

日军最后通牒被国军无视：蒋介石下令稳打

在二十九军成立之初，由于当时条件艰苦，所以没有什么纷争。冀察政委会成立后，随着地盘的扩大，因利益纷争，内部出现了一系列矛盾，原先商定好的权力排序(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被打乱。此时一小撮汉奸亲日派，如齐燮元、张允荣、潘毓桂、张璧等在日寇的唆使下，极力分化二十九军内部。时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主要驻防在天津周围，在北平北苑有阮玄武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南苑、团河和北平城内也有一些部队。

在1937年5月时，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方纠缠，借机回山东乐陵老家，行前命秦德纯(因秦没有兵权)负责对日谈判，并令冯治安代二十九军军长。

蒋介石与宋哲元（中间两位）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见进攻受阻，转而以“和谈”迷惑冀察当局。到了7月15日，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在天津宋哲元的寓所开会，在对日战、和问题上产生了不同意见。由于二十九军将领意见不一致，使军长宋哲元左右为难，坐失反攻良机。等到大批日军陆续从关外开到平津附近后，形势已经是万分危急。虽然如此，7月27日，宋哲元拒绝了日军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的最后通牒，并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下令二十九军全体守土抵抗。后接到蒋介石给宋哲元的密电:“稳打三日……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毋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这更加坚定了宋哲元抗战的决心。

宋哲元

7月28日晨，日军向北平南苑、北苑、西苑、黄寺、团河等驻军发动总进攻。驻平绥线"沙河保安队(该保安队属石友三部)附敌"，日军切断平绥铁路线，北平变为孤城。二十九军官兵不畏强敌，英勇抗战。佟麟阁、赵登禹于中午先后殉国，官兵伤亡惨重。下午三时许，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固守北平三日的问题。随后蒋介石接二连三致宋哲元密电，督促他及时赴保定坐镇。28日晚，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之命的刘健群和戈定远秘密来到北平，见到了宋哲元、秦德纯及张自忠。宋哲元答应必到保定。刘健群、戈定远离平仅仅过了三小时左右，宋哲元就带领秦德纯、冯治安、陈继淹等匆匆乘车离开北平赴保定。被迫撤走的第三十七师官兵沿途仍受到了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

二十九军的广大"留守"官兵坚决反对所谓"和平"政策，除前述李文田领导三十八师进行了天津反击战外，刘汝珍也率部突围。而原西北军将领也纷纷对所谓"和平"政策进行谴责。许多不甘附逆的人(如贾德耀、刘郁芬、田春芳、过之翰等)多以患病、工作结束等理由纷纷辞职或离开平津一带。

正当此时，北平方面得到了"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在副师长李文田和天津警备司令刘家鸾的率领下，向驻防天津市区的日军发起反击战"的消息。在这场天津反击战的同时，冀东"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两部在通县反正，将通县的日本间谍、特务大部分击毙，并抓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头目殷汝耕，准备送交宋哲元处(但宋已赴保，张等未见到宋。在通过北平城下时，殷汝耕被日军劫走)。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

天津反击战和通县反正使日本军方大为惊恐。他们一直以为"留守的二十九军官兵"不敢轻易与日军作战，没想到才到7月29日，天津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抵抗。因为天津抗战的部队主要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所部，日军方开始怀疑"中国留守部队"的军事长官控制不了自己的属下。特别是通县反正后，日军方对平津地区有兵权的人都失去信任，老牌汉奸殷汝耕更直接被日本宪兵逮捕，追究责任。日方需要一个过去地位较高(在北洋时期或国民政府中做过国务总理级以上的高官，下野后仍有一定号召力)、对日恭顺且没有军权的傀儡。

二十九军

7月29日晨，北平各城门大开，"各处岗警均一律换三角符号，未带枪械，指挥交通"。一群没有兵权的汉奸开始粉墨登场——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张允荣为平绥铁路局局长。潘毓桂一上任就完全站在日军方立场，召见新闻媒体，宣布一切抗日、排日言论为"非法"，又抄了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等军政要人的家，遣散了阮玄武留下的"保安队"。7月31日，边守靖为代理天津市长，边氏于午后在进德社"非正式就职"。亲日的李景阳随之就职天津警察局局长，警察一律改穿黑制服(国民政府规定警察夏季制服是黄色)。李景阳还立即召开各分局长、特区主任会议，派着黑衣警察值岗，甚至帮助日军将零星"保安队"缴械。到8月2日后，日军方开始操纵分别成立的平、津地方维持会，直接指使汉奸办事，"诸事皆由汉奸操纵"。8月3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期不到会"为名，将秦德纯、戈定远、刘哲、门致中、石敬亭、周作民、萧振瀛、石友三8个人一律开缺，"聘"张允荣、张璧、杨兆庚、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邹泉荪、陈中孚为委员。

8月4日晨9时半，日军开入北平城，经长安街开入市区。8月7日，《北平晨报》上登载了张自忠的声明，说明已于6日将"所有三职务一并辞去"。平津从此进入漫长的8年沦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