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战役：中央军委为什么四次变更渡江的时间
第一次变更。1949年2月9日，统一二野、三野军事行动的总前委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一致认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在撤、守之间徘徊时渡江为有利，在季节上4月初雨水少便于作战，如4月底渡江正是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1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
渡江战役资料图
第二次变更。国共谈判日期定为4月1日开始后，经与到中央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共同研究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四月十日”，即在谈判日期4月1日或5日，“开始谈判十天或五天后我军即实行渡江”，目的是“迫使对方或者签订有利人民的和平协定，或者破裂和谈，担负继续战争的责任”。3月17日中央军委将这个决定通知了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司令部。
第三次变更。3月19日，陈毅、谭震林根据攻占江北据点需四至五天，攻占后又需一周布置船只，4月10日渡江准备不及的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要求“延至十六日为宜”。中央军委根据南京代表团将于4月1日到达北平的情况，3月20日复电指示：可于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据点，至5、6日完成任务，13、14日渡江。3月26日，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召集三野兵团负责人汇报情况。大家认为，13日正是阴历十六日，月光通宵，突击队无法隐蔽，因此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推迟两天，即十五日（卅）黄昏发起渡江”。次日（27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你们十五日发起渡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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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变更。4月1日晚，南京政府代表团到达北平，2日开始交谈，至5日颇有进展。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安庆以西至黄冈线之守军将于4月10日前撤至武汉，但东线国民党军仍在加修工事，破坏交通，部署江防，阻我南下。中共中央针对李宗仁集团与蒋介石集团对战争、和平的两种态度，实行了按期战斗渡江与推迟渡江以等待和谈达成协议后实行和平渡江的两种方针，但立足于战斗渡江。4月10日，中央军委根据和谈情况，估计可能在4月15日签订和平协定，战斗渡江将改为和平渡江，认为“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因此请总前委查明江水情况，看“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当日总前委报告，每年农历五月初开始大水，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草料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必须将部队后撤；建议立即渡江，“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中央军委根据谈判与江水、部队困难情形，于4月11日致电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这是第四次变更。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主战派主持下，拒绝在双方代表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上签字。当日夜，渡江战役开始实施。
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为何最后放弃南京
面对人民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气势，虽然下野、但仍手握实权的蒋介石，幻想着凭借“不可逾越的天堑长江”，做起了南北分治的美梦。“梦想，总归是梦想。”78岁的军事科学院百科研究部原副部长王辅一少将，当年是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秘书。
这位长期从事战史研究、著作等身的研究员说，蒋介石也意识到，兵力上的捉襟见肘，难以做到全线防守长江。
穷途末路的蒋介石
“蒋介石防御的真正重点，是沪杭，而非南京。”101岁的开国少将、时任第三野战军特种兵纵队司令的陈锐霆说。一次争吵，便能完全看出蒋介石的真正用心。
当年的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生前在回忆录中，完整地记录下了这次国防部会议上的争吵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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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初，南京，国民党政府国防部。
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蔡文治等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正在召开作战会议。
李宗仁说：“军事上发展到今天这步田地，需要守江，把我们的命运寄托在长江天险之上，虽已属下策，但是我们毕竟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这些是我们的长处，如果我们善加利用，共军未必可以飞渡长江。”
参谋总长看看作战厅厅长蔡文治说：“先说说你们作战厅的计划。”
蔡文治说：“我军江防主力应当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窄，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共军不易偷渡。”
就在蔡文治走到江防作战地图前，还要继续讲解时，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断然打断他的话：“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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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说：“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此言一出，四座哗然。
顾祝同说：“守上海，而不守长江，此乃下策。”
李宗仁说：“汤司令可否重新考虑?”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汤恩伯手握上自江西湖口，下至上海的45万大军。蒋介石给他制定的京沪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以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这个作战方针，李宗仁等人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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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想都没想，拒绝李宗仁说：“这是总裁的方案，我必须执行!”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恩伯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还是把蒋介石抬了出来：“我不管别人，总裁吩咐怎么做就怎么做!”
蔡文治顶了汤恩伯一句：“总裁已经下野了，你还拿大帽子来压人，违抗参谋总长的作战计划，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
汤恩伯根本不把蔡文治放在眼里，把桌子一拍，大声嘶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完，汤恩伯把文件一推，便冲出会场，扬长而去。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蒋介石、汤恩伯的极大不满——
“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制订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之时，汤恩伯已在秘密地将江宁要塞的大炮拆运上海。”84岁的南京市政协专员王楚英，当年是国民党52军副参谋长，“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死守南京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