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汪东兴密谋何事

粉碎“四人帮”后，一个广为宣传的说法，是毛泽东生前即对“四人帮”问题早有察觉，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1975年5月就说过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人民日报》1976年10月25日）今天看来，这显然是政治策略说辞。毛泽东所说的“解决”，同采取强力措施的“解决”是全然不同的两件事。

毛主席与华国锋

那么，采取强力措施解决“四人帮”究竟是如何酝酿的呢？现有回忆和口述史料表明，最早酝酿的是叶剑英。据对王震、王石坚和聂荣臻秘书周均伦的访谈，毛泽东生前，叶剑英就曾同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聂荣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等人谈过解决“四人帮”的话题；毛泽东逝世后，叶剑英更是同一些元老和将帅议论过此事。据对云杉的访问，叶剑英曾邀请乌兰夫（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谈话，征求意见；乌兰夫明确支持叶的主张。据对李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沈阳军区司令员）的访谈，他去看望叶剑英，叶曾暗示他当务之急是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参见《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李德生在回忆录里也谈及：毛泽东逝世后他到北京参加治丧活动期间，曾去看望叶剑英，叶谈了当前形势，还开着收音机谈话，他明白叶是用这种方式征求意见，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李德生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华国锋

最值得注意的是，《叶剑英年谱》称，毛逝世后几天，叶剑英便同汪东兴就国内局势和“四人帮”问题交换过意见，时间是1976年9月12日和13日。（《叶剑英年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过去的说法，都是华国锋与叶剑英商量之后才与汪东兴沟通的。《叶剑英年谱》修正了这一说法，表明华、叶商谈之前，叶、汪已经议论过。叶、汪交换意见的情况，《叶剑英年谱》语焉不详；武健华前些年和2013年发表的文章，则有详述。据武健华说，9月12日至10月4日，叶、汪曾四次密谈。9月12日，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吊唁和守灵，上午休息时在福建厅与汪就政治局势交换意见。两人都感到局势的严重；叶指出“现在双方都在搞火力侦察，选择突破口寻找时机”。9月15日，叶又到人民大会堂守灵，并会见前来吊唁的各国外宾。会见外宾后，叶在东大厅南侧一间办公室，再次同汪交谈，叶提出“我们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中国革命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倒退失败”。（武健华《叶剑英汪东兴密谈处置四人帮》，《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武文不仅证实了《叶剑英年谱》所说，而且远比《叶剑英年谱》具体。武不是酝酿此事的直接当事人，但系汪东兴（时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的直接部下；据他说，当时汪同华、叶交谈之后回来都与李鑫和他通气。但武文提到的第二次密谈时间，与《叶剑英年谱》不一。查《人民日报》，9月11日至14日，叶连续四天去人民大会堂守灵，15日未去。故武文所说时间可能有误，叶、汪第二次密谈当是13日或14日。

也有人说，叶剑英与华国锋在毛泽东去世前后，已经就解决“四人帮”达成共识。提出这种看法的是叶选基（叶剑英的侄子）。叶选基的根据，是1976年7月叶剑英曾去华国锋家拜访，表示支持华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党不能搞第二武装，直指“四人帮”在上海大搞民兵的阴谋。寥寥几句，看不出叶、华是如何谈及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关于叶、华这次谈话，其实熊蕾（熊向晖之女）的文章记述比较细致，而谈话的情况是叶剑英亲口向熊蕾父亲熊向晖（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副部长）转述的。据熊蕾所述，叶剑英同华国锋谈话，与熊向晖的建议有关。叶、华谈话的时间是1976年7月，华称叶是“九亿人民的元帅”，表示了对叶的敬重。叶主要问了华两个问题，一是治国方针，华说“举一纲抓两目”，“一纲”是阶级斗争，“两目”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二是人事安排，华表示除非有主席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华向叶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提醒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一个，不能搞多中心。叶对他和华的面谈非常满意。（熊蕾《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熊蕾的文章没有提及叶、华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情况。看来，这次谈话加深了叶、华彼此的了解，但说两人就解决“四人帮”问题达成了共识，则根据不足。

共和国密史：刘伯承临终前重托华国锋何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10多年间，刘伯承和邓小平曾并肩战斗，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历史以自己特有的行程，把刘邓连在一起，他们之间难以放进一个顿号。

刘邓连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我们仅从刘邓生活方面的交往并从中可见一斑。

战争年代的刘伯承与邓小平

让我们先从邓小平为刘伯承祝寿说起吧。

邓小平和刘伯承同是四川人。刘伯承诞生于1892年12月4日，比邓小平年长12岁，生肖都属龙。

1942年刘伯承即将迎来自己的50寿辰。

战争年代的刘伯承与邓小平（影视形象）

1942年，可以说是敌后各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一年。为了鼓舞全体军民的抗日斗志，为表彰刘伯承领导129师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英勇抗日的伟大功绩，为提高并活跃部队的情绪，掀起一个向刘伯承学习的高潮，邓小平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在太行山根据地组织为刘伯承祝寿的活动。

对于组织上的关怀和邓政委的深情厚谊，刘伯承深感欣慰。但他却坚决不同意举行祝寿活动，不愿宣扬自己。为此，他连自己的生日都秘不宣告。

无可奈何的办事人员实在没招了，只好去搬邓政委来劝。

邓小平听了工作人员一番叙述，笑了笑说：“我有办法让师长开口讲。”因为他最知道、也最了解这位老大哥一样的师长的性格脾气。因此，进门就说:“师长，我看你还是讲一下子!这是党组织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了的。没得年谱和简历咋个庆寿嘛!这些人既然来哕，你就简要地谈谈嘛，更详细地以后可以再谈，你说好不好?

刘伯承沉默了片刻，说道:“既然政治委员说了，这是党的决定，那我只好无条件地服从了。不过说实在的，我的生日已经过去10几天了呀!”

1956年，刘伯承和夫人、子女合影

一看刘伯承松了口，机智的邓小平马上接上说:“具体日子在哪天不要紧，拣日不如撞日，依我看就定在12月16日好了。”

刘伯承这回算彻底没话讲了，因为他历来是尊重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决议的模范。

1942年12月16日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和煦。太行山上锣鼓喧天，彩旗招展，军民一起，纵情高歌，到处是欢声笑语，衷心祝贺统帅兼士兵的刘伯承将军健康、长寿。129师师部宾客如云，函电如雪。八路军彭德怀副总司令，罗瑞卿主任，滕代远参谋长，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各个区党委的同志，都来到了师部，参加庆寿。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以及129师《战场报》刊登了中共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贺50寿辰的消息的年谱和简历。

刘伯承和夫人、子女与邓小平合影

邓小平作为与刘伯承亲密无间共事的老战友，又是这次为刘伯承祝寿活动的发起人和主持人，自然是有更多的话语要讲。为此，他撰写了热情歌颂刘伯承高尚品德及其为革命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的长篇贺文——《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在文中，邓小平热情洋溢地写道：“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仅具备这些品质，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30余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工作，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1931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都参加了长征。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5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去做……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养，他的伟大贡献，是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一一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果真这是他的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健康的关心罢了。

刘伯承与邓小平

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原来本不愿意做寿的刘伯承，被邓小平政委和广大军民发自肺腑的热情所深深打动了，不由得抚今追昔，回想起半个世纪以来自己所走过的坎坷道路，感慨万千。他缓步地走上讲台，向大家深致谢意之后说：“我自己的一生，如果说有一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教导所给的。离开党，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12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在刘、邓心里，觉得彼此难以分开的思想感情和友谊，一直保持到他们的晚年。一位日本学者撰文写道：“据传，在‘四人帮’垮台后的1976年10月26日（邓小平还未复出），两眼均已失明、卧床不起的刘伯承向来看望他的华国锋提出要求说：我同邓小平同志一起工作50多年，我最了解他。以后我死了，希望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追悼会，如果不行，我决不进八宝山。让儿子把尸体扔到荒草野地里好了。”如果此事属实，那么，这位同邓小平有着深厚情谊的老元帅的话，表明了他直到晚年仍然保持着“彼此难以分开”的心情。

刘伯承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病逝。

10月14日，邓小平率全家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

邓小平最先来到灵堂，向静卧在鲜花翠柏中的战友深深地鞠躬，然后久久凝视着昔日的搭档，仿佛回想起太行山的岁月、大别山的战斗，以及逐鹿中原、鏖兵淮海、渡江作战和进军大西南的往事……渐渐地，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

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和刘伯承的夫人抱头痛哭。邓小平的儿孙辈，能来的也都来了。按照中国人的习惯，只有世交情份的家族，才享有这份崇高的礼遇。

按刘伯承生前愿望，邓小平主持了刘伯承的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