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摒弃掉武器因素，单看白刃战，谁更厉害？来看老兵的描述

大家都知道，在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远劣于日军，但具体劣到哪一种程度，并不一定清楚。

我们用数字来简单对比一下：

中国在珍珠港事件前总共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千吨。

日本呢，拥有飞机二万架，军舰二百八十万吨，航空母舰至战争结束前有四十艘。

再有，中国军队每个师装备：每师平均兵员九千六百人，步枪二千支，子弹每人二十发，轻重机枪六十挺，山炮五门，汽车二十辆。

日军方面：一个师团平均二万二千人，步枪九千支，轻重机枪六百挺，汽车一千辆，战马二千匹，山炮二百门，装甲车二十辆，每个士兵每月消耗子弹三百发。

不用说，武器装备上的差距使得日军的战斗力远远强大于中国军队。

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其战力相当于中国军队一个师。

中国宋希濂将军也承认，一个日军士兵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七到八名中国士兵，在战争期间，一个日军士兵凭借一支步枪，经常能阻击我一个连的进攻。

但，如果摒弃掉武器上的差距，单以白刃战论，双方的战斗力又是谁更胜一筹呢？

拜大量抗日神剧所赐，很多国民以为日本兵所能凭借的就是飞机大炮，论白刃格杀，他们不过是中国士兵或中国游击队的“人肉沙袋”，是专门来挨揍的，而且非常不经打，一打，脑袋就被打缩入了胸腔，或用手一撕，身体就会被撕成两半。

这当然只能是一种意淫，真实的情形肯定不会是这样。

日本自明治维新起便实行精兵制，常备军数量不大，训练充分，单兵素质较高，而且强调白刃战，非常重视拼刺训练，制订有所谓的“白兵万能主义”的步兵战术体系，要求士兵每天都要进行长时间的刺杀训练，其日常刺杀训练，除了增强臂力和灵活性外，最主要的是通过不断重复操作以形成“肌肉记忆”。

日本步兵配发的三八式步枪也专门为白刃战设计，加装刺刀后整枪比其他步枪长一截，安装的刺刀刀刃进行过烤蓝处理。

而且，白刃战，最讲究的就是练胆、练凶、练狠，要做到杀人不眨眼的境界。

为了练凶练狠，日军采取一种十分残忍的“死亡训练法”，即是让日本士兵刺杀中国平民与被俘军人，以消除掉士兵的人性，培训士兵的兽性。

充满了兽性的日本士兵凶残到了什么程度呢？随便举一个例子：1943年秋，日军荒井部在平阳一带“扫荡”，为了查出我八路军机密，大批坑杀中国民从，制造了一个千人坟。平阳区委委员、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绑在一棵树上，日军将她的衣服挑破撕掉，然后用刀一刀刀割下她身上的肉，用刀子插着，当着她的面，在旁边的火堆上烤熟，放在嘴里吃……最后，残暴的日军扯掉她的头发，砍断了她的头颅，扔进了一口水井里。该年冬天，晋察冀边区军民反“扫荡”胜利，人们从水井里捞出刘耀梅遗体，八路军晋察冀画报摄影记者叶曼拍摄了一张广为人知的照片《刘耀梅之死》，世人睹之色变！

总体来说，我们中国士兵本性都是很善良的。

有亲历过战场中国老兵的说：“我带过这样的新兵，他们在和鬼子拼刺刀的时候，竟然不敢把刺刀往人家身上招呼。我们的士兵太善良，他们都是被逼起来抵抗的农民，所以怎样让他们杀第一个人往往是连长排长一级军官很头疼的事情。”

担任过八路军20团政治处主任的吴效闵少将则在对敌白刃血战后说：“日本士兵在战斗技能上确有一套，他们实弹打的多，用咱们中国人当做活靶，练杀人不眨眼！”

另外，在物资供给上，中国军队粮食短缺，士兵每日吃两顿，其中一顿是稀粥，半饥不饱。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事件：六百名中国士兵从贵州出发入滇参战，步行了一个月，到达战区时已经有三百多人在被饿死。

日本士兵每日三餐，每餐都是以肉罐头为主。而且，日军侵占了中国领土后，到处烧杀抢掠，抢中国民众的粮食、猪、牛、羊、鸡、鸭……让他们的餐桌非常丰富，这就保证了他们在战场上拥有充沛的体力。

用脚趾头也可以想得到，中国士兵平均身体素质远低于日本兵，与日本兵展开身体对抗，肯定要吃亏。

不过，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来说，白刃战一直是常用和擅长的作战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红军的主要武器就是冷兵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早期，还出现有“梭镖营”、“梭镖团”。有的独立营兵员500余人，步枪不过60支，梭镖（红缨枪）却有400多支。

西安事变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就在山西抗日前线多次与日军展开白刃战较量。

其中，平型关之战也发生过激烈的肉搏战。

当时，敌我双方都飞速爬山、夺取制高点——老爷庙高地。

时为686团3营排长田世恩回忆：“我们连接到了夺取老爷庙的任务，我带着全排战士立刻向老爷庙冲击。战士们的喊杀声像霹雳似的震撼着山岩。当我冲到坡下的时候，见前边的一个鬼子正往老爷庙那边跑，我就拼命追……紧爬几步就追上了那个鬼子。我屏住呼吸，憋足了劲，向他背上猛劈一刀。这家伙还没来得及叫唤就滚下山坡了。

“在侧翼连队的掩护下，我们终于冲上公路，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没有刺刀的同志便拔出砍刀和鬼子杀起来。有的战士连大砍刀也没有，就徒手和敌人撕打。我端着刺刀朝一个矮个鬼子刺去，不想那家伙一下转过身来。我猛一使劲又朝他胸部刺去。那鬼子又用劲一挡，硬跟我顶起来了。我趁机往后一撤，抽出枪刺来，但我的刺刀被挡弯了。正在这时，一颗子弹飞来，从我右膀下穿过。那家伙见我中弹了，正要松动一下。我咬了咬牙，把腰一闪，掉过枪托抡起来，纵身一跳，照准他的脑袋直劈下去，把那家伙打倒在地。我又顺手抄起他的长枪，朝他肚子上乱扎了两刀。紧接着，我又和冲过来的一个鬼子军官拼上了。他拿的是东洋刀，没有我拿的长枪吃劲。我一刀就把他刺倒了……

“足足拼了半个小时，鬼子顶不住了，纷纷钻到车下。我们乘机直奔老爷庙。占领老爷庙的一小股鬼子见我们开始往上爬，用机关枪扫个不停。这时沟里的鬼子又从后面拥上来。幸亏2营的战士及时赶到，消灭了拥上来的鬼子……我带着两个班的战士冒着弹雨匍匐前进，在离山顶不远处向敌人投弹。鬼子的机枪哑了，他们也端着刺刀冲下来……但我们的人多，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一个鬼子最少也要挨上两三刺刀。我们占领老爷庙后，居高临下进行攻击，打得沟里的鬼子无处藏身……

从田世恩的描述里，我们看到，八路军在英勇敢战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白刃战训练还是不足，要“三五个战士对付一个鬼子”。

不过，在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八路军的红缨枪却能在白刃战中大展神威。

在神头岭宽度不到100米的山梁上，遭到伏击的日军排不成战斗队形，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被迫与我八路军第386旅展开白刃战。

第386旅新建部队步枪数量严重不足，战士的主要武器就是红缨枪。

红缨枪枪身由白蜡树杆制成，韧性好，长度一般在2米左右，铁制枪头末端安装红缨的目的是阻止刺中敌人后敌人身上的血顺杆流下，以防枪杆湿滑难以握持。

俗话说，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

手持如此长度的长枪，我八路军战士们在与日军肉搏时拥有了强大的心理优势，在战斗中给日军以巨大杀伤。

日军从此对红缨枪产生了强大恐怖心理。

1939年2月的第二次长生口战斗中，叶成焕的第772团布下疑阵。在白刃战中再次以红缨枪大破敌军，并抓获了一名日军俘虏。

该俘虏心有余悸地供称：“你们的武器配备好，长剑（指红缨枪）厉害。”

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各部队进一步分散部署，由于武器弹药不足，白刃战仍旧是一种必须的作战模式。

吕正操部战士王汝林回忆，“如果不参加作战的话，部队天天都要练刺杀，除了吃饭就是拼刺刀。”

通过这样的训练，八路军的拼刺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著名的八路军拼刺英雄李仕亮描述自己经过训练后开展白刃战的经过，他说，1939年5月在河南滑县五龙镇与日军对刺，是他人伍后第一次与鬼子拼刺刀。尽管练过无数次的拼刺路数虽早已熟记在心，但由于仓促迎战，准备不足，在与第一个鬼子格斗时，稍显慌乱，被敌刺伤了小腹。这之后，他沉住气，拨开敌人刺刀，一个“中刺”刺中鬼子胸部，致其当场毙命。在刺第二个鬼子时，由于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信心倍增，两个回合下来便刺死对方。又过了几分钟，在与第三个鬼子格斗时，他对于如何应用拼刺战术已经了然于胸了。双方都是先在防守上下功夫，并寻找对方的破绽。一来二去，双方的刺刀架在了一起。他用力往下压。鬼子拼命往上抬，试图避开刀锋。双方相持10多秒钟，彼此都在心里盘算着下一招儿。这个当口，他抢先出招儿，反手用枪托砸在鬼子的左脸颊上。鬼子喉咙里咕噜一声，倒在地上。

从1939年年初起，八路军总部连续发出两期整军训令，各部队都制订了有计划的轮训工作。

经过整训后，在抗战末期，八路军已经可以应付各类白刃战了。

1944年8月中旬，八路军鲁中军区某部与日军在沂水城西北的葛庄及其周围的小山岭上展开白刃战，当时参战指战员回忆：“100多把明晃晃的刺刀勇猛地刺向敌人，只一个对刺，前排的鬼子就倒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