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 | 真实的“五军之战”:安史之乱中的邺城之战
《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剧照
文 | 夫一
转自知乎,本文已获作者授权
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是否出现过像《霍比特人:五军之战》类似的多支互无统属关系的武装力量在短期内相互交战,争夺某个具有重大军事、政治、宗教或是经济意义的城市、要塞或是据点的故事呢?
答案是肯定的,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到乾元二年(759)三月之间爆发的邺城(相州)之战即是。但不似《霍比特人》中的“五军之战”,这场战役是“十一军之战”。
交战的双方是唐军(九支军队)和安史叛军(两支军队),这是安史之乱爆发(755)以来的第三年。此前的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弑父自立,唐、回纥联军相继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引发安史集团的大分裂。安庆绪溃奔邺城,纠合残兵六万人负隅顽抗;驻守范阳(今北京)的史思明以部下十三郡八万兵归降唐廷,受封归义王。
邺城(今河南安阳)时为相州州治,是河北南部的重要城市,控制着进出河北的驿道,是自河南通往河北的门户。据《旧唐书·肃宗本纪》乾元元年九月,
“庚寅,大举讨安庆绪于相州。命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关内潞州节度使王思礼、淮西襄阳节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平卢兵马使董秦、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等九节度之师,步骑二十万,以开府鱼朝恩为观军容使。”
九军互不统属,各自为战,仅以宦官以“观军容”的名义代表皇帝出任总监军。《旧唐书·郭子仪传》解释这一任命的原因是:
“帝以子仪、光弼俱是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立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
郭子仪
郭子仪和李光弼是否相容不得而知,但九军背景、资历不同,难以整合难相统属却是事实。
李光弼
郭子仪、李光弼出自朔方军系统,统领的也是朔方军的精锐。朔方军是安史之乱以前驻守在长安以北河套地区的常备边防军,至德元载(756)唐肃宗于灵武(大致在今宁夏中卫)即位仰仗的即是这支军队,是神策军之前宿卫和平叛的主力。
王思礼出自河西、陇右军,是另一个系统的常备边防军。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玄宗首先即调河西、陇右军进讨,身兼河西、陇右两节度使的哥舒翰镇守潼关,以王思礼为潼关副使。潼关溃败,哥舒翰降敌,河西、陇右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思礼此后的官衔中有“河西陇右行营节度”之称,则其所统自当有河西、陇右军残部。
董秦出自驻守营州(今辽宁西部)的常备边防军平卢军,因不从安禄山叛乱,于至德二载率部渡海至黄河下游一带并转战河南,所统自为原属平卢军兵马。
李嗣业则出自更远的安西、北庭军,至德元载奉唐肃宗之命内调平叛,这又是另一个系统的边防军。
而其余人等则在安史叛乱初期即被派遣到各地募兵平叛。如鲁炅在山南、李奂在金商、许叔冀在河南、冀广琛在长江沿岸。
九军之中两军出自朔方军系统、一军出自河西陇右军系统、一军出自平卢军系统、一军出自安西北庭军系统,其余四军则在各地招募。各军自成体系,自有主帅,不设元帅自有难言之隐。只是九军大败,鱼朝恩又于大历五年(770)倒台,痛恨宦官的后世文人便把这笔公仇私恨统统算在了“宦官监军”的头上。
肃宗大概认为各军虽不能协调行动,但靠人数也足够碾压叛军了。战争初期确实如此,安庆绪节节败退,很快便被围困在邺城之中。九节度使联军筑垒穿堑,最后引漳河水灌城,城中弹尽粮绝,人们只能构栈而居,一只老鼠值数千钱,喂马的饲料只能从墙土和马粪中淘取。可是,看似旦夕可下的围城之战至此却陷入僵局,由于九节度使互无统属进退无禀,城中想要投降却不知向谁报告,甚至因为积水太深出不了城,双方相持不下,李嗣业在一次攻城之战中战死,这不啻为一场荒谬的黑色幽默。
安庆绪向已归降唐廷的史思明求援,并许以“皇位”相让。乾元元年底史思明自范阳率数万军南下攻克临近相州的魏州,并以魏州为基地扰乱唐军粮道,致使唐军无心恋战。乾元二年三月史思明亲率精兵五万于安阳河大破唐军。时唐军前军、中军失利,后军尚未来得及投入战斗,大风忽起,天昏地暗,陷入恐慌的唐军除李光弼、王思礼等部外溃不成军,纷纷逃还本道,委弃战马数千匹、甲仗十余万、粮草六七万石。失控的败军沿途剽略,致使后方人心惶惶,洛阳及周边的大小官吏和民众也纷纷四散逃难。随后史思明缢杀安庆绪即“皇帝”之位,安史叛军重振士气,唐军不得不再次撤出刚刚夺取的河北、河南地区。
战争过程大概是:九节度使围殴安庆绪,各自为战毫无章法,半死的安庆绪请史思明报仇,痛击九节度使,九节度使四散逃命,最后史思明顺便杀了安庆绪独吞胜利果实。由此可见,这正是十一军混战了。
“诗史”杜甫的诗歌也为这一混战留下了注脚,正如《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其中“三男邺城戍”的背景就是上述的邺城之战。“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原本志在必得的唐军经此大败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后方军民愁云惨淡、无所适从。唐军为了尽快堵住邺城溃败的缺口,拉致人力无所不用其极,后方百姓则已是哀鸿遍野。军民的表现无不传达出了绝望的情绪,这首诗歌无疑是邺城之战最好的文学注脚。至于“急应河阳役”一句,则是邺城之战后发生在史思明和李光弼之间的另一个精彩的故事了。
国家人文历史 ∣id:gjrw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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