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迫”参加了长征的外国人，在长征途中作出了准确的预言

1936年12月，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神灵之手》的长篇文学记录。

这是一部奇怪的书。

著作这部书的人是出生于英国曼彻斯特的瑞士人鲁道夫?勃沙特。

书中文字所记录的是发生在1934年至1936年的历史重大事件——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其行程之远、战斗之多、战况之烈、物资之匮乏、条件之艰苦，可谓前远古人、后无来者。自长征开始之日起，长征运动就一直牵动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神灵之手》在英国伦敦出版时，红二、红六军团尚在长征途中，长征尚未完全结束。

可以说，《神灵之手》是见证红军长征的外国人所写的第一本印象记。

但《神灵之手》的作者鲁道夫?勃沙特是完全有资格写这样一本书的。

因为，鲁道夫?勃沙特本人曾在长征队伍中生活了十八个月又十二天。

鲁道夫?勃沙特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只是一名普通的传教士，他之所以参加长征，是“被迫”的。无论是谁，如果不是出自心甘情愿而参加了这样一场艰难险阻且时时充斥着死亡威胁、遭受着人类体能极限严峻考核的超大型运动，心中一定不会痛快，甚至充满怨气。

然而，鲁道夫?勃沙特却在这样的不痛快中融入到长征队伍里。在长征途中，他以传教士的眼光仔细地观察了这支队伍的官兵，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思都记在了心里，提炼成了《神灵之手》一书的素材。

《神灵之手》一书也因此成为了从独特角度记述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手资料。

在《神灵之手》的书中，鲁道夫?勃沙特对长征大大小小的将士充满了由衷的敬意，他感叹说：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鲁道夫?勃沙特因此预言：中国工农红军必胜，红旗一定会插遍全中国！

鲁道夫?勃沙特有一个好听的中国名：薄复礼。

薄复礼出于1897年，从小便受到基督教义的熏陶，十几岁起便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

1922年秋，薄复礼受教会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偏远山区贵州省内的镇远、黄平和遵义一带传教。

在贵州遵义，薄复礼认识了同是瑞士籍的姑娘露茜?比吉亚特，两人在工作中擦出了爱的火花，于1931年结为了夫妇，一起宣传教义，帮助当地居民戒掉鸦片，教导人们不说谎话，谦恭虔诚待人。

1934年8月，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实行大转移。为此，中央军委命令红8军和红16军组成红6军团，以任弼时为中央代表，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全军团共12000余人，举行西征，力图与贺龙的红3军会合。

年仅27岁的萧克指挥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声东击西，很快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直插湖南、广西。

湘、桂两省军阀如临大敌，纷纷调集重兵，严防红军入境。

针对敌情的变化，红六军团来了一个“神龙摆尾”，突然掉头，向贵州境内挺进。

10月1日，红六军团攻取了贵州黄平县的旧州。

旧州当时是一个县城，里面建有国民党的军用机场，也建有西洋人用来传教的教堂。

这一天，贵州镇远教堂传教士的薄复礼与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途经旧州，就和旧州的传教士海曼等人一同被红军战士扣留了。

时任红六军团政治部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吴德峰和红六军团保卫局特别支部书记的戚元德夫妇最先见到了这批特殊的“俘虏”。

这批特殊的“俘虏”总共有七人：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及其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8个月)，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中华内地会思南教区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

当晚，保卫局就分别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进行了审讯。

军团领导和保卫局研究后，首先释放了四名挑夫，将女仆和厨师暂且留了下来，以便照顾几名外国人的生活。

出于人道考虑，对五名外国成年男女也加以区别对待，其中的两名已婚妇女和两个小孩当即予以释放。

吴德峰和戚元德的小女儿吴持生回忆说“1934年秋，红军进入贵州地区不久，准备秘密突袭黄平的前夕，部队在驻地附近抓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和‘走狗’送到保卫局，第二天又送来几个。妈妈说，记得这两拨人中有两男三女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其中有两对夫妻（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还带着两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审讯时，五个洋人都自称是在教堂工作的神职人员，出于人道，随后将两夫妇中的妇人和孩童也释放了，其他人则以‘嫌犯’收审”。

红军之所以扣留薄复礼，萧克将军在50余年后回忆说：“坦率地讲，我们扣留他们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在旧州教堂，红军战士发现了一张l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这，对于不熟悉贵州地形的红军来说，该地图可是无价之宝。

萧克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写的：贵州是个多山多雨的省份，常听人讲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到这里一看，果然如此。山高、谷深、道路窄小。我们从江西、湖南带的马，不习惯那种道路，好多都掉到沟里去了。老百姓也没有受过我党和大革命多少影响，对红军不大了解。尤其困难的是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指路。对于一支独立行动的队伍来说，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又没有群众基础、甚至连地图都没有的地区活动，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得到了这张宝贵的贵州地图，萧克心情激动万分。可是，上面标的地名全是清一色的外国文字，部队中竟然无人能看懂。

有人提醒说，抓住的几个外国人中，有个叫薄复礼的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字，何不让他来试试看能不能认识这些“洋文”。

萧克听了，眉开眼笑，赶紧派人把薄复礼找来。

薄复礼并不推辞，拿出铅笔，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都一五一十地翻译了过来。

当天晚上，薄复礼和萧克的交流并不单单停留在翻译上。薄复礼记得萧克“希望避免在运动中遇到汽车路”，萧克则“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是这样描写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的：“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人们誓死愉快相从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为什么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原因是一直以来，蒋介石等人竭力向外界丑化红军战士，蔑称红军将士是“土匪”。受此影响，薄复礼先前是对红军持有很大偏见的，但从这个晚上起，他开始对真正的共产党人的认识有所改观了。

萧克后来则回忆说，他当时对传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因为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但经过与薄复礼合作翻译地图的这一晚接触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他帮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又说：“是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大难题”。

离开旧州后，薄复礼、海曼和埃米三人跟随红六军团，开始了他们的“长征生活”。

薄复礼回忆说：“我们进入了一种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顿饭，一天天没有休息和礼拜日的行军。”

薄复礼在记录中多次提到拖在队伍最后的埃米小姐：“新西兰籍的埃米?布劳斯小姐对行军生活尤其吃不消。戚元德管她叫‘洋小姐’，也有人叫她‘胖子’。她的身体很胖，行动比较迟缓，行军时总是赶不上趟。他们经过考虑，将埃米小姐放在队伍后面，不过天黑前也要到达宿营地。可怜的埃米小姐，她总是在后面追，往往好像后面刚赶到，前面又吹响了出发号。

埃米小姐只跟着走了两天，脚上就打了几个水泡，鞋子也磨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十分痛苦。无奈之下，戚元德就把棉布被单撕成长条，打成比较柔软的布条‘草鞋’，让埃米小姐穿上坚持行走。”

关于布条“草鞋”，戚元德也回忆说：“记得洋小姐的一双布‘草鞋’，是我亲自编打的，我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色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很舒适，表示非常感谢。”戚元德还提到，为保证两名外国男传教士能够穿上鞋子，不至于赤脚行军，她把丈夫吴德峰的一双布鞋、一双长筒靴，拿出来送给了薄复礼和海曼。

薄复礼当时并不知道戚元德与吴德峰两人的关系，他的回忆颇为滑稽有趣，他说：“行军路上，我的一只鞋子坏了，红军给我找了一双非常合脚的橡胶雨鞋，它是刚从一位正在嘟哝着的同志脚上‘没收’的。因为气候潮湿，雨多，我们提出要块雨布，结果给了一件床单。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在红军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应了。”

大概行走了七八天这样，当部队来到一处平坦而又靠近村落的安全地带，红军将埃米释放了。

戚元德回忆说：“临走时，她对我们表示千谢万谢。我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过头来，向我们招手致谢。”

而薄复礼和海曼两名成年男性外国人仍跟着红军一路前行，与红军朝夕相处，使他们对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薄复礼记录了大量红军的生活，红军的作战、红军的会议、攻城夺地、打土豪等，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第一手的宝贵资料。

薄复礼还在书中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木黄会师。

薄复礼对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回忆是这样的：“这一天，是红军会师的热闹日子，他们不住地锣鼓铿锵，彩旗飞扬。我们同先到这里不久的贺龙红二军团合并了。贺龙的军队，衣着更加破烂，但军队中红色旗帜及标志却十分明显。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个蓄有小胡子、年约四十岁的中年人，骑着一匹马，颇有风度地从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前走过，我们知道，他是贺龙将军。”

萧克也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这次重要的会师作了详细的记录：“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在木黄，我和任弼时、王震等与二军团首长贺龙、关向应、夏曦等同志欢聚一堂。”

木黄会师之后，两军团领导定下了由黔东转战湘西的前进策略。

一路转战，枪炮声不断。

在由四川酉阳前往湘西时，为了摆脱尾随的敌人，红军进行了连续多日超出人体极限的急行军。

薄复礼、海曼两人根本吃不消，全身脱力，双脚浮肿，苦不堪言。

负责照顾他们的戚元德于是千方百计给他们找了一头骡子，让他们轮换着骑，勉强跟上红军战士的脚步。

薄复礼在感激红军将士的同时，也对红军将士的吃苦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是这样描写红军战士的吃苦精神的：“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在山间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数千人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这条道上，把本来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泞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饭，衣服上的泥浆常常是这块干了，那里又新添了块湿的，好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来，一起前进，并没有笑话你不会走路。”

然而，就在这么艰苦的背景下，薄复礼还长久地被红军战士的学习精神所震撼。

他回忆说：“我看到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每个排还经常召开会议，会前先选一个议题，要大家做准备，开会时，大家踊跃发言，特别是新兵，在老兵的鼓励下，讲自己受地主剥削的亲身经历。每次发言后，排长做总结，重申主要观点。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让薄复礼在震撼中感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群勤奋、肯吃苦的人，即便是最底层的士兵也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

有一次，他问一个红军战士：“农民和地主的界限你们是如何划分的？”战士告诉他：“按自食其力。如果一个人的土地由别人来耕种，那他就是压迫者。”

薄复礼因此认定，这是一群无畏困难、无畏艰苦、无畏生死的人，这样的群体，是可怕的。而更加可怕的是，他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因为这理想，即使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低劣得要命，而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对于战士们的快乐，薄复礼记录道：“红军的娱乐活动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队长就点人出来唱歌，不会唱的就进行摔跤比赛，不论输赢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复杂的，比如武术，还有击剑活动，篮球也是他们所爱的活动之一，他们有时候还化妆演戏，我记得有一天晚上，一个士兵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顶旧毡帽借给了他。后来听说他们要化妆成蒋介石和另外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参加演出。”

在红军丰富多彩的游戏娱乐之中，薄复礼声称，他从没有看到有赌博现象——原本，来到中国以后，他看到的中国人都是很热衷于赌博的。

海曼的身体很虚弱，1935年的11月18日，红军在湖南桑植将他释放了。

薄复礼则跟随着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

1936年4月12日，是礼拜日，又是复活节。这一天，萧克破例摆了一桌酒席，告诉薄复礼，准备释放他，这桌酒席，就是饯行酒。

红军长征途中的酒席，极其简单，却给薄复礼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戚元德变戏法一样拿出来的一罐咖啡，萧克则给他做了一个拿手菜——粉蒸肉。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吴法官（指吴德峰）说，如果你愿意保持联系的话，我们将很高兴能收到你的信。萧将军也插话说，你作为一个旅游者留在中国我不反对，甚至可以允许你办学校，只要不欺骗学生和百姓，让他们信奉什么上帝，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回家并留在那里，这可能更好些。”

饭后，吴德峰还向薄复礼交代了有关事项，问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费，薄复礼以两天路程计算，提出要四块银元。吴德峰给了他十块。

分别时，薄复礼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感谢“被捕”，

友谊和血的联结，

超过了世间的一切。

我们患难与共，

我们共勉负重。

为那珍贵的互助，

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第二天凌晨，红军从驻地撤离了。薄复礼则到省会昆明找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

至此，薄复礼跟随红军部队共同行动了560天，走过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五省，行程6000英里(约合l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

该书出版后很快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又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薄复礼本人回到英国后，被邀请参加多个报告会。瑞士、美国、日本等国都留下了他宣传红军的足迹，每次宣传演讲，都会在各地引起很大反响。

薄复礼作为传教士，尽管不赞成共产党人追求的理想，但他的回忆录以亲身经历如实反映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得到人民拥护的情景，客观上对西方人了解长征起到了有益作用。

试想想看，薄复礼是一名红军犯人，则他的口里他所说出东西自然有着不可替代的说服力。

在他在经历过这场“不堪回首”的苦难行军后，他还写出了这样的文字：“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诚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无庸置疑，这段文字在西方为红军作出的正面宣传力量是巨大的。

1988年，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被翻译成中文《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自述》（中文名）出版，当年薄复礼押解期间直接和他打交道的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