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志愿军凯旋归来，周总理的唯一次动真格

作者：我们爱历史团队覃仕勇。

周恩来以善饮闻名海内外，平生三场大醉，前两场都是客场作战，并且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一敌众，被迫应战的。

第一场醉，发生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为了保护毛主席，挡明枪、躲暗箭，来者不拒，酒到杯干，最后，以自己的人品、魅力和酒德征服了国民党上上下下，被新闻界誉为“一个人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第二场醉的发生时间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地点在莫斯科。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就是日内瓦会议。为了参加这个会议，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前奏工作，奔波于世界各地，倾注了差不多全部心血，以至于身体都累垮了。

出发莫斯科前，邓颖超邓大姐淳淳嘱咐随行的何树英等人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说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要注意控制喝酒。

邓大姐这一说，何树英等人的心就提起来了。

苏联人粗犷高大，体质健硕，抗击酒精能力本来就强，而他们又生活在寒冷地带，身体消耗热量多，不得不经常喝烈性酒御寒和补充能量，这一来二去，基本上个个都是喝酒的好手，苏联本地产的伏尔加度数就高达65度，苏联人一大碗喝下去，眉头皱都不皱，就跟喝白开水一样。总理到了莫斯科，还真避不了要喝酒。

所以，对何树英等人来说，邓大姐托负的这个任务不可谓不重，难度不可谓不高。

怎么办呢？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周恩来一行于1月1日抵达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双方经过会谈，交换了意见，达成了一致的看法。会议结束的当晚，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听说是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开宴，何树英和翻译师哲等人叫苦不迭。谁都知道，众多苏联领导人中，就以赫鲁晓夫最为贪杯好酒。

入席时，何树英偷眼看赫鲁晓夫，只见他刚刚坐下，就焦躁不安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一副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

何树英连叫糟糕，想耍个花招，来个以水代酒什么的，但这么做，周总理肯定不同意，而且，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根本行不通。

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

开席了，赫鲁晓夫先起来讲话，很简短，叽哩咕噜，讲完了便开始敬酒，这一敬酒，所有的苏联领导人都齐齐起立举杯，大家一仰头，全干了。

这种情形下，周恩来也只好仰头干了。

行了，苏联人敬了酒，该轮到咱中国人敬酒了。

周恩来不含糊，也简短地讲了几句，举杯，全场人员便也都仰头干了。

何树英回忆说，接下来的酒场，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这次拼酒，和重庆和谈那次不同，那次，多多少少含有一些火药味。这次，周恩来是被一种浓郁的情谊所包围，觥筹交错中，一杯又一杯，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空出了一大片。

服务员来回穿梭，主要忙在上酒，哪有功夫上菜？

当然，周恩来想吃菜也抽不出空，因为四周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何树英的心揪得紧紧的。

喝了大概一个小时，赫鲁晓夫又起来敬酒了，他已醉意上涌，面红耳赤，有点口无遮拦，嘟噜嘟噜地说：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周恩来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举起酒杯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喝得真是高了，脑袋有些糊，眼神痴迷，盯着周恩来发愣。

周恩来只好深入解释，说：“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经过翻译的连讲带比划，还有其他苏共领导人的共同帮助，赫鲁晓夫好歹听明白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

周总理等赫鲁晓夫的感情表达完毕，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这一讲话又赢来喝采声不断，紧接着的敬酒、干杯、拥抱更加热烈……

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向周恩来敬酒，嘴里叫嚷着：“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周恩来的风度依旧，但脸色有些苍白了，对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宴会到了自由拼酒时间，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秩序完全乱了。

周恩来入乡随俗，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游走，频频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想说什么说不出，身体突然激烈摇晃了几下，哇的一声，张口就吐……

何树英等人赶紧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出走。许许多多苏联领导人也都醉意阑珊，手足无措。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道歉，“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勉强笑笑，说：“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一旁解释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更加不安，自责说：“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车开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昏昏沉沉地不大省人事了。

皇宫医院的医生匆匆赶到，做了全面检查，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走了。

因为这一场大醉，周恩来回国时间被迫推迟了一天。

除了上面的那两场大醉，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第三场大醉。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从朝鲜凯旋归来了，周恩来总理格外高兴，在北京饭店设宴接风。

这一天，周恩来兴高采烈、激动异常，将何树英等特意为他准备的“酒”（其实是白开水）倒掉，爽朗地说：“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声雷动，为周总理的真诚而感动。

面对此情此景，何树英只好把水全撤了，老老实实端上茅台酒。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由彭德怀抓，后方是周总理抓。大军的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全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周恩来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不知操碎了多少心，现在将士胜利归来，有什么理由不痛痛快快在大喝一场呢？

这天晚上，周恩来与将士们频频碰杯，开怀畅饮。

大家排起长队次第向总理敬酒，场面几乎失控。

何树英等担心总理的身体吃不消，劝战士们不要敬酒了，战士们却噙着泪水说：“我们出生入死，好不容易见到敬爱的周总理，怎么着也得让我们跟他碰一下杯！”

周恩来的心情好极了，大有一番与君醉饮三千场的气概，吩咐何树英等人退下，举杯一一满足了战士的要求。

这天晚上的酒，喝得天翻地覆慨而慷，人人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周恩来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

何树英等人知道，这是醉的开始，赶紧劝总理：“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劝了好几回，总理总算接受了建议，一挥大手，说：“好，现在去跳舞。”

可是，他已经站不稳了，走了几步，坐在一张椅子上，酒意上涌，眼皮垂下，竟然醉倒在椅子上。

大家立即连椅子带人抬进了休息室。

用何树英的话来说：这一次热烈的喝酒，周恩来与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几乎都碰过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