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援朝｜伪满日系作家笔下的抗日武装
编者按
现实中抗日武装与日军的战斗，虽然局部互有攻守，但整体上是以日军“讨伐”为主的。而在小说中则颠倒过来了，都是抗日武装主动袭击进攻，日军则成了应战者、守卫者。攻防的反转实际上关系到立场、道义的反转，侵略与被侵略、正义与非正义的关系因此被颠倒混淆。
战记文学在“日系文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艺文》和新《艺文》杂志也刊登了不少此类作品，其中部分作品间接反映了东北抗日武装的斗争，分别为刊登在1942年8月号上的百濑宏的《燃烧的村镇》、1943年10月号上的菅忠行的《击退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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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村镇》篇首附有一段引言，引言中说：“在这里那里不知名的土地上留下了很多尊贵的血的历史，生活在建国十周年的安泰中的我们必须要再次认识到这一点，切不可遗忘。”这段话披露了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和目的，即在“建国十周年”（伪满）之际，纪念那些为了“满洲国”流血牺牲的人们，以揭示今日的“安泰”来之不易。
在小说里他们就是主人公伊藤军曹及其手下的7名士兵，这伙日军驻扎在桦甸县某镇，为“二道沟讨伐本部”派出的“分遣队”，最后全部死于其讨伐的对象——“匪团”的袭击。伊藤手下有两个中国人“密探”，一个叫王景和，一个叫李振奎，镇上还有一个伪警察的派出所和当地的自卫团，加在一起也有几十号人。小说始于王景和从山里侦察回来，他带回了“匪团”在附近山谷集结以及镇里有“通匪者”的情报。称抗日武装为“匪”，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合法性。因伊藤在“分遣队日志”里将其称为“红匪”，可以推定“匪团”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分遣队”与镇上居民的关系是小说一个重要的侧面。次日早上，伊藤走在满是泥泞的路上，“对面过来了一张笑脸”，是“密探”王景和。他昨天刚从山里侦察回来，今天又主动进山，淋湿的衣服还未来得及换，这让伊藤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类作品，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反之，他对派出所所长的印象却不好，处处流露出鄙视的神情，这也应了伪警察无能的老套。
故事围绕“通匪者”展开。一家名为“合成祥”的杂货铺引起了伊藤的注意，严格地说，是杂货铺老板的女儿，一个“圆脸的可爱的姑娘”吸引了他的视线。远望着她的模样，伊藤心里泛起了涟漪，因为这姑娘长得太像他死去的妹妹千枝子了。自卫团抓来了“通匪者”，叫张云芳，年龄22岁，是圆脸姑娘的哥哥。他是在晚上偷挖埋在地下的枪支时被自卫团发现的，人证物证俱在。但是，伊藤马上觉得此事有点“简单”，直觉告诉他其中有误。
为了破案，伊藤来到被翻得乱七八糟的杂货铺，但因无法面对他母亲悲伤的样子而退了出来，正好跟张云芳妹妹打了个照面。被姑娘的视线死死盯住，感受到了“无言的申诉”，然后伊藤想起了自己的妹妹。战斗打响后，伊藤释放了张云芳，要他回去保护妹妹。对“通匪者”的处置成为一个焦点，作者通过伊藤的所作所为将“匪情”与人情、亲情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此勾勒出一幅日军亲民的画面。
在作者笔下，专事“讨伐”的“分遣队”有居民为之收集情报，其头目伊藤军曹被塑造成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的情义也体现在与手下士兵的关系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与西冈上等兵的互动。出身长野县的西冈从未谈过恋爱，凑巧收到一个来自邻村姑娘的慰问袋，以此为契机两人开始通信，互相都有了交往的意思，伊藤常以此向西冈打趣。
在伊藤的鼓励下，西冈终于鼓起勇气发出了求爱信。作者深知，要打造日军“安泰”保卫者的形象，一个有人情味的、实在可亲的士兵群像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日军形象刻意的美化反而透露了问题的所在。在现实的“讨伐”中，为了切断民众对抗日武装的支持，日军对有“通匪者”的屯子多采取烧光、杀光的做法，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仅仅因为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攻打抚顺煤矿时来回经过平顶山村而无人向日军告密就被指为“通匪”，加上有5个日本人死伤，日军为此大开杀戒。小说中对“通匪者”的处置可谓煞费苦心，可见“通匪者”是此类作品的一个要点，以此入手美化日军的行为，重塑日军的形象既是作者创作的动机，也是“思想战”的重要课题之一。
王景和死去的消息传来，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伊藤随时把“匪情”记在“分遣队日志”上，这些信息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匪团”的动向都见于“分遣队日志”,采用这种方式可谓一箭双雕，它使作者避开了对“匪团”的正面描写，可以集中精力和笔墨来表现“分遣队”的人和事，还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客观。
关于王景和之死，“日志”有如下记载：“从其尸体发现地点来判断（205高地西侧，二道砬子河右岸），可以想象王密探是在深入敌人之中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落入敌手的。”其后还有“约300人的匪团在230高地西侧，头道砬子河右岸附近稍事休息后，似乎已连夜行军南下(来自森林警察的情报)”等内容。“二道砬子河”等都为桦甸县内实有地名，周边为杨靖宇部队活动的区域，建有很多抗联的密营，加上“日志”的记述相当具体，末尾都有“○点○分向讨伐队本部报告”的语句，作者有可能在创作中利用了真实的“分遣队日志”。就是说，小说的故事应该是基于一场真实的战斗。“分遣队日志”作为现实的记录从头至尾存在于小说中，起到了串联故事情节、增添临场感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杨靖宇牺牲时的诸多细节，就是因为当时的“阵中日志”被发现，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的。
战斗终于打响，“分遣队”的士兵陆续中弹倒下。张云芳的事掠过伊藤的大脑，他“不想让那个姑娘被匪徒侵犯”。呼叫部下却无人答应，遂“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的伊藤摸到桌边记起了日志，其内容为：“敌人拥有数挺轻机枪，极有战斗力，且行动隐秘,（略）交战历时3小时。4点30分，终因寡不敌众，全员壮烈战死，心有不甘。接下来，伊藤军曹将单身冲入敌阵”云云。日军的增援部队在路上望见了黎明前的夜空中的烟柱和火光，《燃烧的村镇》在此拉上了帷幕。
“燃烧的”一词已为战斗双方定性——“红匪”袭击村镇杀人放火，日军士兵为了保卫村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小说的主题。诡异的是“分遣队”明明占有大量的情报，也有时间做充分的准备，最终却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结果。可见对作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必需的，或许这个结局本身就是事实，作者借此营造出悲壮的氛围，以揭示“安泰”的来之不易。
打悲情牌必然涉及关东军的形象，“分遣队”不能显得无能，所以该做的都做了，以七人御敌三百也是遁词之一。尽管作者在细节上如此煞费苦心，但作为一篇小说，可读性并不高。用“日志”串连起来的情节单调、平板，更像是一篇报道文章。对此，当时的评论家大内隆雄的评价为：“虽然是战记，但能感受到文学上的燃烧不足。”这是目前已知的唯一的同时代评语，在日本人作家内部都得不到认可，可见此类作品还是以应时的内容为主世的。
“极有战斗力”既是为己方的失败备好的遁词也是对“红匪”的评价。“红匪”几乎都存在于“分遣队日志”里，表现为冷冰冰的数字及具体的地名。从其内容来看，“日志”显然是真实的。故可以这样说，抗日武装的一次成功的奇袭被作者演绎成了一出为日军招魂、为伪满张目的悲情戏。像这样端掉日军的一个讨伐据点，消灭一个“分遣队”和若干伪警察的战例当时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伪满建国初期，此类消息报纸上也可看到。如日后出任满洲艺文联盟事务局局长、当时在《京城日报》做记者的三井实雄作为随军记者在发自前线的报道中唏嘘道：“满洲各地匪贼横行，皇军讨伐疲于奔命。今天五个明天十个，不时有勇士倒在匪贼的凶弹下，实在令人遗憾。”
他还在一篇题为“满鲜国境共匪蠢动”的报道中透露：“东边道讨匪”作战中“皇军的战死伤意外地多”。这里的“皇军”是指越境讨伐的朝鲜军，因为反满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关东军已经无力独自应付局面了，这也是作品走现实悲情路线的背景。三井笔下的“共产匪”具有以下特点：“不像大刀会、红枪会匪那样蛮勇”，长于政治宣传、善于收集情报、作战神出鬼没。关于第一个特点，他的感想是“觉得（刻传单用的）钢板的数量比枪还多”；关于第三个特点，甚至可以看到“为了防止哨兵放哨时犯困，在其身旁配置一女党员”。之说，纪实报道也能读出小说情节来。其实，以上信息也反映了日军的看法。其系列报道写于1932年下半年，足见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已相当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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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菅忠行的《击退匪团》与上一篇正好相反，讲的是一个以少胜多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个故事，不如说是一个抽象的战斗片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战斗发生的时间、地点，主人公的身份、职业，“匪团”的性质等都没有交代。只知道主人公高木是个日本人，带领7名自卫团员且都是中国人，防守一个有土墙、炮台环绕的大院。
据说来袭的“匪团”“4天前的18号刚袭击了哈达河，拥有4门迫击炮、60发炮弹；80支步枪、4万发子弹。面对这样的匪团，照常识来看，绝无取胜的可能”。再就是来袭的“匪团”“也许有近二百人”，骑马而来。这些唐突的数字是被用来为虚构的故事做点缀的。尽管故事的时间、地点、人物的信息等均被虚化，高木的思想境界却很具体并且高大，在“匪团”来袭之时他想到了“灭私奉公——放下自己为国尽力”。不言而喻，作者要塑造的是一种人物，他有“为国”的觉悟，作为日本人的代表，率领中国人以少胜多，打破以往的“常识”，这个结局明显含有为所谓“五族协和”的建国精神张目的意图。
不过，高木的觉悟虽高胆量却不大，战斗还未打响就紧张得手发抖，甚至因为恐惧而尿了裤子。作为“唯一的日本人”，高木在自卫团员面前还要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在战斗中自然而然地进入忘我的状态。因为他指挥有方和手下准确的射击，终于打退了“匪团”的进攻。关键在于事后高木的感想，回想起刚才的战斗：“怎么回事，这就是战斗？太过瘾了。之前还想写遗书来着，就像遥远过去的回忆。”作者以高木战斗前后心理的变化演绎了一个军人在战斗中成长的故事，试图告诉读者：只要有“为国”的觉悟，一个普通的日本人也能成为出色的领导。高木作为一种人物即典型人物，其成长过程担负起为日本人树碑立传以及宣传教示的作用。
来袭的“匪团”则扔下沾满鲜血的帽子以及5杆步枪、12条子弹袋撤走了，没有在战场留下己方的尸体。这个细节对推测“匪团”的性质相当重要，同时也为抽象的战斗场面增添了一些现实性，以下情节也是如此：外出侦察的“工人”带回了“匪团”的食物——水煮的草里掺了一点小米。对此，高木这样分析：“那些家伙饿着肚子拼死进攻，敢情以为是大地主开的烧锅和油坊，有很多吃的。”“匪团”给人的印象是组织纪律比较严密，对攻击的对象也有所区分。饿着肚子发起进攻从侧面反映了抗日武装陷入困境，这无疑是残酷的现实。
三井实雄曾在报道中提到，由于日军的讨伐封锁，“匪团”最大的问题是缺吃少穿，“无论是吉林还是奉天，满铁沿线一带进入了饿贼的活动期，袭击列车挑战装甲车，现在是拼了命了”。当时“饿”是普遍现象，杨靖宇的死也与此有关，因为密营悉数被叛徒带领日军破坏，为解决吃穿问题不得不分散下山。杨靖宇死后日军让濛江县医生解剖他的胃，发现里面只有少许棉花和草根。这样看来，故事虽然抽象，背景却很现实。小说中的“匪团”应该是三井的报道中经常出现的“共产匪”，至少是有组织的抗日武装。如果是一般土匪抢劫，高木头上那顶“为国”的高帽子就显得画蛇添足了。
结语
无论是寡不敌众、全军覆没的悲情戏还是以少胜多、击退“匪团”的神故事，笔者在阅读这两篇小说时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作品中的人性、正义等都颠倒过来了，这显然与作者及读者的立场有关。站在中国人即反抗者的立场看，面对日寇的侵略奋起反抗的“红匪”是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而战，他们的斗争才是正义的。但是，作者站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结果——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的立场上，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杀人放火的“匪贼”，倒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分遣队”反而成了保护民众、为国捐躯的英雄。正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换还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方法。两篇小说对战斗的设定，都采取“匪团”袭击村庄，日军或日本人被动应战的模式，后者因此被置于保卫者的位置。所以，伊藤军曹被描绘成一个有情义的军人，为了保护钟情的姑娘不受侵犯而战；决心“灭私奉公”的高木则是“为国”而战，这无疑是侵略者的逻辑。作者可以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将侵略者(日军)和反抗者(“匪团”)的关系颠倒为保卫者和破坏者的关系，却不能改变伪满的性质和侵略的事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归根到底是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生的“红匪”与日军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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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漂洋过海的日本文学——伪满殖民地文学文化研究》，作者单援朝，日本崇城大学综合教育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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