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战壕里的兄弟到反目成仇：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私人恩怨

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和曾国藩一道，构成了同治中兴的最重要力量。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关系，从最初的英雄相惜到最后的反目成仇，既有利益和政见的不同，也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

左宗棠，（1812年－1885年9月5日），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左宗棠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左宗棠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17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回乡省亲，他书写了一副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将他视为奇才。后入陶澍幕府，并与陶结为亲家。

此后，左宗棠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府，为平定太平军筹划。1856年，升任兵部郎中。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并组成中法混合军和扩充中英混合军与太平军作战，克金华、绍兴等地，升任闽浙总督。

李鸿章（1823-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遵父命北上，参加顺天府乡试，并作《入都》诗以抒发胸怀。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太平天国起义后，李鸿章先入曾国藩幕僚，后受曾国藩支持，组建淮军，和左宗棠一道，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军队。

当时，湘军久攻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国藩的关系考虑，认为染指天京必会被认为抢功，从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反目成仇，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

两人的矛盾第一次爆发集中体现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上。

晚清时期，国家积贫积弱，边疆危机空前激化。在这其中，尤以沙俄和英国插手的新疆、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为严重。李鸿章力主加强海防，大量投入资金，经营台湾，以捍卫东南沿海安全；而左宗棠认为应该加强塞防，全力收复新疆。

直隶总督李鸿章明确提出，两者万难兼顾，唯有“暂弃新疆，划界自守，将塞防经费挪作海防之用”。李鸿章攻击左宗棠主张出兵新疆，乃是为个人名声，“不顾国家安危”。左宗棠则称：“臣本一介书生，承朝廷特殊恩典，破格拨用。且今年已六十有五，正若日暮途长，又何必贪图天大功过？”然而，伊犁既为沙俄所占，阿古柏又大举进攻，如有不主动出击，大局不堪设想。形势所迫，岂容臣有个人之想？

海防塞防之争持续了半年之久。最后，军机大臣文祥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认为收复新疆、南辖回部，北抚蒙古，以备英俄，才是安边的“久远之计”。于是，左宗棠临危受命，历尽艰辛，克服重重困难，最终收复新疆。

在崇厚出使沙俄谈判、收复伊犁失败后，年近七旬的左宗棠再赴新疆统筹军务，他不顾衰病日臻，还把备装遗体的“舆梓发肃州”，以表示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誓死收复伊犁。对于左宗棠的举动，李鸿章不以为然。他在致曾国藩之子、驻俄国大使曾纪泽的信中就说，西陲边境左宗棠部张曜、刘锦棠等部各万人，“饥疲已甚”，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开仗，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老，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他直接责备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回伊犁的观点。

双方的矛盾，在中法战争期间，又得到一次大爆发。

19世纪80年代，法国入侵清朝藩属国越南，然后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中、法之间的外交活动频繁起来。清政府以李鸿章主持中法交涉事宜。当时，曾纪泽是驻英、法公使，直接参与了中法交涉。在中法交涉、以至整个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自始主张对法妥协求和，曾纪泽则一贯主张对法强硬交涉。光绪十年（1884年），经李鸿章私下弹劾，朝廷将曾纪泽免职。紧接着，李鸿章运用其谋略，同时迫使左宗棠辞去两江总督。

左宗棠对于李鸿章对外求和、签定《天津条约》之事完全不能理解，对当时主和的李鸿章作出以下批评：“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

李鸿章恼怒之余，还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攻击“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璈，使他们失去兵权。

左宗棠上书为属下鸣冤叫屈，但未得朝廷回应。一个月后，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七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就在福州北门黄华馆钦差行辕任上突发疾病离世。此后，左宗棠系的湘军人马不振，李鸿章的淮军在派系斗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控制了军事大权，一直到北洋军，都是清廷的主要军事力量。

关于对左宗棠和李鸿章的评价，有两组很有意思的说法。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左宗棠，说他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李鸿章传》，称“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然而，李鸿章毕竟只是晚清“庸众中的杰士”，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正如他自己所说，终其一生，他“只是一个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知修葺却不能改造。”所以，梁启超认为李“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他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另一位同样对两人做过评价的是王震将军。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

“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