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绅商阶层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暴力革命（图）

节选自《百年变局》，中国工人出版社

所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用中国老话说就是“绅商”，是从传统商人演化而来的新商人。过往几十年，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为这个阶级是一个矛盾体，既具有引领中国进步的革命性，又对旧势力总是妥协。革命性与妥协性矛盾交织，因而使近代中国总是裹足不前，循环往复。

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士的地位最高，排行第一；商的地位最低，排行最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人传统太悠久了，能力太无敌了。

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拥有繁华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心人物，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具有“大商人”的潜质，真正的商人从来不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要做的是大生意，而最大的生意无疑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长期持有，不断增持。

或许因为中国商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所以当秦汉王朝统一中国后，真正威胁中央集权的，并不是那些文弱书生，而是那些纵横捭阖的商人。政治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如果放任商人，中央集权势必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所以，到了西汉中期，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那时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统统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以此遏制商业资本增长，遏制商人势力。传统中国将商人列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末，从这里或许能够获得一点启示——对商人资本的遏制有助于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

但当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中国不得不进入近代门槛后，商业资本不再是社会结构的破坏力量，不再是扰乱政治的武器。传统商人在近代中国逐渐脱颖而出，除了拥有商业资本外，还拥有智慧，拥有对未来对政治的敏锐观察及判断力，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阶级，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中坚力量。

历史主义地观察近代中国绅商，他们不仅是中国社会的“先富阶级”，而且因为职业，他们对外国最了解，他们最早接受商业中的契约原则，重信誉重然诺，尊重国际通行商业规则。

与国际资本亲密接触，导致近代中国绅商阶层具有很不一般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意识，他们知道世界走到了哪一步，也知道中国应该怎样走。所以当中国在1870、1880 年代还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洋务新政巨大成功时，先知先觉的绅商就敏锐发现了那种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建议朝廷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为中国即便不能像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全盘西化，融入西方，但也不能刻意强调中国本位，强调特色。中国必须遵循人类共有价值理念，必须遵循工业革命后人类一切文明发现和制度创造。

这批绅商我们后来称为“洋务思想家”，他们中的王韬、冯桂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邵作舟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商人经历或天赋，或与商人有过密切交往，或本人就是大商人。像郑观应，本来就是红顶商人，是招商局的“高管”，是地地道道的白领或买办。他们在经商同时或之余广泛阅读，深入思考，比较中西，总是想着为中国提供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

郑观应的名著《盛世危言》，就是他经商之余的读书体会，谈教育，谈海防，谈商务，谈商战，一个个具体问题迫使郑观应深入思索，他又把这些思索写出来影响社会。他的这些看法在1880年代被知识界视为警世良言，但并没有引起政治层面的重视。直至甲午战败，人们重新阅读郑观应这些振聋发聩的名篇时，人们无不后悔当年没有注意到这些逆耳之言，无不后悔当年陶醉在虚假繁荣中的无知与偏见。

思想上的超前与引领，是绅商阶层在近代中国的巨大贡献，此后谈洋务，谈变革，谈维新，谈教育，谈实业，谈资本，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受到绅商阶层深刻影响。直至武昌起义，如果没有绅商阶层的回应和支持，就不可能有南京临时政府，不可能有南北妥协、清帝退位。

绅商在晚清二十年政治变革中功绩巨大，张謇就是绅商的杰出代表，他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应该君主立宪，当君主立宪之路实在走不通时，他又知道怎样引领中国和平安全走向共和。我们从张謇身上看到了革命性与妥协性的完美结合。那不是缺点，而是优点。革命性使绅商不拘泥于传统，知道追赶世界潮流；妥协性使他们不偏激不冒进。当改革没有最后绝望时绝不轻言放弃，当革命潮流不可阻挡时绝不自不量力、螳臂挡车。

绅商的意义，应该从这个层面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