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廖承志

作者：吴彬

1933年3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的廖承志在上海被捕，经何香凝、宋庆龄、柳亚子等人多方营救后获释。这样一来，廖承志在上海的秘密工作就不能继续下去了，他便在家中陪伴母亲。一直到8月底，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给他带来了党组织的指示，让他到中央苏区去，后来因为中央苏区的交通已经断绝，改为去川陕苏区。

廖承志给柳亚子留下一封信，感谢他为搭救自己而做的努力，并托他照顾母亲，然后便打扮成码头工人，在交通员的陪同下，从上海坐船到重庆。廖承志到重庆后，转乘汽车抵达成都。由于一时没能接上去苏区的关系，又不懂当地方言，为避免暴露，中共四川省委安排他装病住进医院。三个星期后，他同罗世文一起，经绵阳、三台、盐亭进入川陕苏区。廖承志到川陕苏区后，担任省委常委兼川陕总工会宣传部部长。

廖承志离开上海时，随身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到达川陕苏区后，他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的傅钟。对于红四方面军而言，这两件东西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敌军密码破译法，因为在这之前，中央军委对红四方面军不注意从空中截获敌军电报有过批评。自从有了廖承志带来的“破译法”，红四方面军的侦察电台就大显身手。1933年12月至1934年9月，四川军阀刘湘纠集各地军阀部队28万人，先后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侦察电台依靠“破译法”，对敌军的兵力部署和行动企图了如指掌，为红军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起了重大的作用。1935年春天，红一方面军为了冲破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而四渡赤水，当时情况极度紧张，常常难以架设侦察电台，是红四方面军将截获的敌军情报及时转发了过去，使红一方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

粉碎刘湘的“六路围攻”，是川陕根据地军民合力进行的一次长达10个月的大战役。战役开始不久，廖承志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他当时化名为何柳华，取柳树不择土地厚薄，不求环境优劣，遇土能扎根、见水能成活的顽强生命力的内涵。这个涵义很能代表他的处世作风，随便到那里他都能在群众中扎下深根。当时川陕根据地有文化的人很少，廖承志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又有较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很快就得到了根据地领导人的重视。川陕省委常委开会时，总是叫他作记录，还常让他起草文件。川陕省委为了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办了一所夜校，廖承志积极参加授课。他用最通俗的方式讲解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加上他爱开玩笑，寓庄于谐，深深地吸引着来听课的人。廖承志多才多艺，非常活跃，常常是一些集会上的积极分子。当时根据地流行演“文明戏”(即现在的话剧)，他帮忙排练，说是当导演，常常是排着排着，他比演员更投入，听大家一拍巴掌，就兴奋地跳上舞台，也成了剧中人。

张国焘刚开始根本没把廖承志放在眼里，认为一个涉世不深的小青年根本碍不了他什么事。后来看到廖承志才华横溢，又善于联系群众，同时廖承志对张国焘的一些“左”的做法常提出不同的意见，令张国焘觉得不能等闲视之。有一次，廖承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出“肃反的做法是否‘左’了”的疑问，张国焘拍桌子打板凳，吹胡子瞪眼，像威严的家长，连批带骂地把廖承志压了下去。谁知后来，廖承志犹如脑后长着反骨，不断提出与他看法相反的意见，提就提吧，还专挑人多的时候，不顾及一点儿情面。这还不算，张国焘听手下人汇报，廖承志在群众中还经常模仿他说话的语气——怪腔怪调、阴阳怪气，逗得干部战士哄堂大笑。这些都使张国焘嫉恨不已，并起了陷害之心。

1934年秋天，张国焘指示川陕省委保卫局局长余洪远审查廖承志的来历和历史，余洪远很敬佩廖承志的为人，不想让他蒙冤，便派人认真调查，结果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可是，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曾传六等人却于11月的某个晚上，在巴中县川陕省委住地对廖承志和罗世文进行突击审讯。张国焘逼问廖承志受中央委派来川陕苏区的目的，又别有用心地让一个被屈打成招的省委于部出来指证廖承志是“特务”、“奸细”，被廖承志加以严正驳斥。就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廖承志当晚便失去了自由。1934年12月，川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因为当时大部分红军官兵都是穷苦出身，为了挑起他们对出身不同的廖承志的敌意，省委负责人周纯全受张国焘指使，在会上大造舆论，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常委，母亲是国民党中央执委，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这样的人够格当共产党员吗?如果不够格应该怎么办?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廖承志的党籍，从此，廖承志开始了长达两年被羁押的生活。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西进川西北，开始长征。廖承志被张国焘派人押解着，随部队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历尽磨难。张国焘之所以没有马上杀他，——个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何香凝之子，杀了他不好向党中央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多才多艺，他不仅会画画、会刻写蜡纸，还懂好几门外语。当时，张国焘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发行钞票，需要他刻写钞票的样式，而且还常常要他刻写文件，在长征途中还让他刻连环画。虽然他身陷囹圄，但是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依然很认真地对待工作。他为了保证按时给部队提供急需的精神食粮，每天都要工作很长时间，以完成定额。除了保证数量，他还要保证质量。他耐心地给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讲解调墨、印刷的技术，使连环画的质量越来越好。长征开始后不久，他负责为“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新闻电台翻译外语新闻电讯，还要每天把外电译成中文，编成《新闻简报》，供领导参考。

1935年夏天，红四方面军西进至汶川、理番(今理县)一带时，廖承志遇到了曾和他一起被张国焘囚禁的吴瑞林。当时廖承志和罗世文由张国焘控制的警卫排押解着行军。廖承志见到吴瑞林时，做了个鬼脸，笑了笑。吴瑞林见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便通过警卫排长叶声询问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廖承志要求给他弄点盐巴。吴瑞林当即解下身上的两个干粮袋叫叶声转交给他。廖承志跟随红四方面军多次过雪山、草地，有时没有吃的，他就以帮别人画像为条件，换取盐巴和炒面。有时没有纸，他就把庙里的帐幔当纸，在帐幔上画像。廖承志在被关押的近两年期间，不论爬雪山、过草地多么艰苦，不管饥寒交迫的折磨，他都以共产党人的顽强毅力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一一征服了!由于他会写会画，有时部队开大会需要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像，需要大标语，他就出来画好、写好，任务完成又被关起来。这样的事情不知有过多少次，他从未有过怨言。在川西北草地上，在北上行军休息时，一旦有“自由”的机会，他就和同志们说说笑笑，甚至放开嗓子唱歌，唱军歌，唱民歌，唱法语的《国际歌》；再不就是拿出纸和笔画渡船，画山河，画花草，也画人物。他给朱德总司令画了像，给刘伯承总参谋长画了像，还给许多干部战士画过像。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红四方面军的动向，对于廖承志的处境尤为关心。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批评他在鄂豫皖根据地搞“肃反”时，有很多“左”的错误和扩大化现象，并要他接受历史教训，认真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逼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对于廖承志不仅要保全性命，而且要给以优待。这样一来，张国焘就不敢轻易杀害廖承志，但仍然将他关押着。1936年7月，由贺龙、任弼时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长征到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廖承志跟随队伍经过一块草地的小山坡时，遇到了任弼时。任弼时以前并不认识廖承志，这时知道他的身份后，便笑着对他伸出热情的手，这样的举动令廖承志十分感动，却令张国焘十分尴尬。任弼时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廖承志需要什么帮助的话，请你告诉我。张国焘当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应答，只是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任弼时的帮助十分有效，廖承志、罗世文等人不久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周恩来一直都在担心廖承志的安全，1936年11月，得知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进入甘肃、宁夏后，便一路上打听廖承志的消息。在往宁夏预旺堡的路上，周恩来终于看到了廖承志。早在20年代，廖承志就已经在广州认识周恩来了，那时，周恩来与他的父亲是黄埔军校的同事。事隔多年，能在长征路上遇见自己所景仰的人，心中自是激动万分。但同时，他的心情也十分矛盾，心想自己是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又被人押解着，该不该和周恩来打招呼呢?廖承志正在犹豫不决，神情严肃的周恩来走过来和他握手，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周恩来很懂得斗争策略，他要保护廖承志，又不能让张国焘起疑心。当晚，周恩来派人把廖承志叫到司令部，当时屋里很多人，张国焘也在场。见廖承志进来，周恩来便厉声问道：“你认识错误了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在廖承志一一作答之后，周恩来让他留下吃饭，不再跟他说话了。这以后，廖承志的待遇有了明显的改善。

1936年12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预旺堡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张国焘在会上公开承认“逮捕廖承志和罗世文是错误的，是使他们受了委屈、冤枉的。”廖承志终于完全获得了自由，并恢复了党籍。

红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拉着过了三次雪山、草地，其艰苦卓绝，只有体验过那种生活的人才能想见。廖承志一路上被当成犯人，处境更苦。当他随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身上穿件藏民的氆氇，经过长期行军，弄得又脏又破，实在落拓。为了让他照一张像样的照片寄给母亲，陆定一把身上的衣帽脱下来，借给他穿。然而，在廖承志看来，自己所经历的磨难，与重获自由、恢复党籍的喜悦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戴枷行万里，莫蹉跎，岁月多。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消磨。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宇宙宽，恒星多，地球还有亿万年，百岁人生一瞬过。笑，笑，笑，何须怒目不平叫?心透神明脑自通，坦怀莞尔心光照；绳套刀环不在手，百年自有人照料。

廖承志在长征路上所作的这首词，表明他并没有在逆境中沉沦，相反，他一直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坚信真理，矢志不移。预旺堡大会后，廖承志随长征部队到达陕北保安，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外电翻译。经历了长征洗礼的廖承志，抛却了所有的委屈和苦难，满腔热忱地迈进了新的革命历程。

谭震林为之惊讶了，望着她问：“你不提提困难，就问什么时候动身?”

迎着谭震林疑惑的目光，陈修良的语声不高，却是那么坚定有力：“困难，当然很大，很多，提出来又有什么用呢?只能在去了以后努力克服、战胜它们吧。”

谭震林点头说：“有你这句话，行呀!”

4月上旬，陈修良由特地从南京赶来的地下市委委员朱启銮陪同，由淮安进入这座遍布白色恐怖的城市。初到之际，她就住在朱家，对外称姓张，是朱启銮的姑妈，来南京做生意的。

新上任的陈修良，首先要做的是召开重新组建的市委第一次会议。地下党员张杰的家在磨盘街45号，是一座独门独户的偏僻小院，来往的人不多。这天上午，书记陈修良、副书记刘峰，委员朱启銮、方休、王明远，分别按通知来到张家小院，聚集于安静的后院召开会议。

在陈修良传达了华中分局对市委今后工作的指示后，与会者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白区工作16字方针，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如何站稳脚跟的问题上。

“只有隐蔽好自己，才能谈得上战斗。”这是刘峰的发言。刘是地下市委的工运书记，已在虎穴中隐身4年多，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众人对他的发言要点表示赞同，纷纷把目光落在陈修良身上。

陈修良感觉到了同志们的关注，明白这种关注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市委书记能否安全地隐身敌穴，将成为市委能否站稳脚跟的关键。过去的历届市委，都是由于书记的被捕而使个整个市委机关受到破坏。陈修良明白，自己要在南京安稳藏身，有着比别人更大的困难：她过去留学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有好几个人叛变后在国民党军统、中统任职，当上了处长、专员。这些叛徒对地下党的活动规律和工作方式，自然非常熟悉，是比敌人还要凶险的对手。他们就在南京，一旦遇上就能认出自己。尽管想到了这一点，陈修良仍以平静的语气对众人说道：“隐蔽自己和展开斗争，是既尖锐对立又不相互排斥的矛盾，要有很好的处理艺术。对于这种艺术，我会掌握好的。”

陈修良开始了一方面保护自己、另一方面投身战斗的虎穴生涯。她在朱启銮家住了一段时日，意识到老朱系市委成员，万一发生意外牵连其中，造成的损失太大，于是由朱在城南一条偏街上租了两间房子，陈修良与一位叫金展辉的地下女党员住在了一起。数月过去，陈修良又觉察到：金也是来自解放区，在南京没有直接的社会关系，两人都没有正式职业，要是敌人核查起来难以应对。因此，又在“武学园”附近安下新居，与地下党员柏炎夫妻组成一个新“家”。柏炎在国民党南京兵工厂当技师，其妻柯秀珍是中学教师，夫妻俩有一个7岁的小孩。具有浓厚的家庭气氛。陈修良是柏家的“姑妈”，在户口簿的登记内容上，注明为“家庭妇女、文盲”。

时年39岁的陈修良，总是衣着陈旧，不加修饰，在外很少与人交谈，从不与生人来往，神情显得有些木讷。在外人面前，她对于书籍报刊概不张望，俨然像个文盲。不了解内情的人都以为她是个地位低下，与世无争的家庭妇女。

1947年10日，陈修良再次迁居，在湖南路与地下党员林征夫妇组成新的“家庭”，角色依旧是姑妈。林征夫妇也是新四军派到南京一个大工厂进行地下活动的，此时只有放弃原有的工作，成了陈修良的秘书和交通员。这种环境格局维持不到一年，因为工委系统的一名地下党员被捕而打破。

陈修良最后迁到华德电料行，以经理、老板娘的面目出现。

华德电料行是1947年由中共上海局开办的。经理鲍浙潮是一位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4个股东之中，有真正的资本家，也有我党的同志，他就是上海局的副书记刘长胜。随着地下市委谍报工作量越来越大，陈修良认为没有正常的职业和固定住址，特别是没有电话，工作和联络上极不方便，因此向中共上海局报告，要求把刘长胜的股份让给自己。这样一来，陈修良成了电料行的经理、老板娘。

不过，这位人称“张太太”的老板娘，在别人眼里一点也不引入注目。她身材清瘦，性格沉静，衣着虽然华贵，但举止言行，无不显示出缺少文化素养的安分守己的妇道形象。她很少到营业柜台上，即使来了，也不问经营情况。拒台上的账单、报表和报纸，一概不瞧，只与女店员拉家常。而店员们都知道，老板娘从来不谈政治，不议国事，最大的爱好是打麻将，有事没事总是邀别人在楼上搓牌，有时候还要别人到她住处通宵夜战。

3年多宋，陈修良先后搬迁了6次，一直安然无恙，在虎穴中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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