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多少人想干掉张学良？王亚樵干得最解气

在中国人心里，九一八事变是永远的伤痛。这种伤痛，远远不是七七事变能比的，七七事变时，我们虽然输了，但输得不憋屈。即使是惨烈如人间地狱的淞沪会战，也没有人会觉得我们懦弱，但九一八事变，却是中国人最接受不了的一种最可耻的失败。

这种失败，让所有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切齿痛恨！

而在九一八事变中下令“不准抵抗”的张学良，自然也是人们痛恨的对象，在当时有不少人都想杀他以谢天下。

吴佩孚曾跟张作霖有旧交，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出后，正在四川成都的吴佩孚立即启程，不远万里地赶到北京，一见到张学良就扇了他一个耳光，怒问：“你为什么不打？”

张学良对吴佩孚向来很敬重，就辩解说：“东北军的实力不如日本，如果现在全面开战，后果不堪设想……”

还没等他说完，吴佩孚怒道：“什么是实力？我告诉你，军人最大的实力，就是一个‘死’字！”

张学良自知理亏，不敢再说话。吴佩孚盯着他，说：“国恨家仇，你一个也不顾，你老子的棺材都要竖起来了！”

如果说吴佩孚还碍于面子只是怒骂，那么在社会的底层，就没有这么多顾虑了，当时，在北京至少出现过十几次刺杀张学良的事件。

有一次，两个青年学生埋伏在张学良必经的一条路上，等张学良的车一到，其中一个学生猛地冲过去，倒在汽车前面。车停下后，张学良的保镖下车查看，另一个学生突然从人群中冲出来，手持匕首，猛地向车上的张学良刺去。

当时，张学良带的保镖叫谭海，客栈之前专门介绍过，是张学良的首席保镖，武功极高，所以当那个学生冲出来的时候，谭海虽然已离车好几米，但一个回转，瞬间已回到了车旁，一脚将那个学生踢翻在地。

这时，跟在后面的卫队也赶了过来，迅速控制住了局面。

两个学生被带到了张学良的住所，但没有审问他们，很快就放了。因为张学良也知道，他们只是出于爱国热情，如果杀掉他们，就更要激起民愤了。

更值得一说的还是王亚樵。

在近代史上，王亚樵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这个毫无背景的安徽小子，靠着一把斧头，在上海闯下了一片天地，上至蒋介石，下至小科长，甚至日本大特务，都对他闻风丧胆，成为最具威慑力的暗杀大王。

1933年3月，张学良来到上海，干什么呢？戒毒。看看这个在有些人眼中的“民族英雄”吧，都在干些什么事。

王亚樵是典型的民间草莽英雄，对民族大义看得最重，曾多次暗杀过日本高官，因此对张学良的不抵抗行为更加痛恨。张学良一到上海，眼线就上报给了王亚樵。

第二天，张学良的仆人一开门，发现公馆门口有一颗炸弹，吓坏了，赶紧去报告谭海。谭海过来一看，发现旁边还有一封信，谭海小心地打开信，只见上面写着：上海不欢迎张学良，请立即立即离开，否则，下次炸弹绝不容情！

原来，这次张学良来上海，是杜月笙做东，王亚樵虽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也不便冲了杜月笙的面子，所以就送了一个假的炸弹，吓唬吓唬张学良。

张学良果然吓得不轻，赶紧去找杜月笙帮忙。杜月笙便出面，声称张学良已知错，愿以金钱赎罪，请王帮主网开一面。

王亚樵回话说，我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民族大义，如果张学良真的知错，给他三个出路——

一、马上回到东北，重整兵马，和日本人决一死战；

二、如不能战，请返东北，自杀以谢国人；

三、既不能战，又不能死，惟有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

三条路，请张氏择一而行，否则第二颗炸弹绝不容情！

不过，杜月笙毕竟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大亨，最后经过多次较量，王亚樵终于松了口，答应张学良在上海住一个月，等戒毒成功后再离开。

这就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处境，已到了人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不管是父辈的军阀，还是爱国青年学生，甚至是民间草莽英雄，都对他切齿痛恨。

这就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平时可以有分歧，但到了这种民族大义的层面，所有人都取得了一致，这样的民族，是打不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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