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一)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１９４０年，日军有９个师团和１２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１９３８年９月１５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１８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１９４０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１９４０年８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１９４１年春到１９４２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

主动去扑灭共军”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而将进攻中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对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八路军。抗战之初，国民党御敌不力，让日本人占领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华北日军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共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随时作出分析与判断，其基本认识可以概括为两点：

１．虽然国共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但国共合作将维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维持下去。

２．“反共”是日本与国民党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共两党也处于空前对立之中。但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仍然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基于这种认识，华北日军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１９４０年度“肃正计划”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的侵入。”对于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如果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趁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支持、利用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活动，是日本侵略者的谋略之一。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敌后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与军事进攻，大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有些甚至直接与日军秘密勾结，采取联合行动。

不过，日军并没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其谋略。据日军战史记载，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本第一军提议：要向晋东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发动进攻。对此，日华北方面军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共军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期间，（日）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穴后来，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率部投降。?雪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考虑到方面军的意见，第一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将八路军与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同时定为进攻目标。修正后的计划得到方面军的批准。然而，执行情况却与计划恰恰相反，据日军战史记载：“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然而，日军却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打掉了。“这样，从４月２０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５月３１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９９１３具，俘虏１５９００人，投降者约５８０００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

本来，日军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将讨伐的重点指向共军”；有意保留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以制约共产党；然而，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

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他还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其战史写道：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各点：

１．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２．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３．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