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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史风云

日本战史记载的华北敌后战场(一)

华北敌后战场是侵华日军用兵的重点,据日本军方透露,至1940年,日军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被钉死在华北。这样就大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牵制了日本的兵力,从而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完全被动的局面。

研究华北敌后战场,不仅要研读我方的论著,还应研读日方的战史。由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以下简称日军战史)就是一部日军在华北的作战史。此书编写的立场、观点当然是站在敌对的方面,所采用的资料自然带有侵略者的偏见,其真实程度,特别是书中所列举的“战况”及“战果”都有很大的水分;尽管如此,此书还是得出了“中共是致命的祸患”、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结论。因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书仍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读读此书,对更深刻地了解和认识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和认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无益处。

“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日本侵华面对的是由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支军队。究竟应该以谁作为作战的主要对象,日军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战争初期,他们全力以赴进攻国民党正规军,并没有把共产党的八路军放在眼里。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展开,华北日军开始重视中共的武装。

据日军战史记载,1938年9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在报告中指出:“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

1938年11月18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日军战史还特别强调:“这种认识,在方面军内部虽未达到广泛深入的程度,但情报工作人员能注意及此,应该重视。”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年8月开始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应该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日军战史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中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

主动去扑灭共军”

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不仅成了日本侵略军的心腹大患,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极度的忧虑和不安。战略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本侵略者看到“速战速决”灭亡中国是不可能的,遂改变了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策略;而将进攻中心移向后方,集中重兵围攻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新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对日、对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得主要敌人似乎不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了。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之后,他们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甚至明目张胆地规定可以用军事进攻对付八路军。抗战之初,国民党御敌不力,让日本人占领了半壁江山;等到各抗日根据地巍然挺立在敌后,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抗日局面之后,他们又忌恨丛生,纷纷派军北上,要从共产党和八路军手里“收复失地”。这样,国民党顽固派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与反摩擦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华北日军始终密切关注着国共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随时作出分析与判断,其基本认识可以概括为两点:

1.虽然国共之间存在着尖锐、激烈的矛盾,但国共合作将维持下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将维持下去。

2.“反共”是日本与国民党共同利益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激化了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共两党也处于空前对立之中。但是,日本华北方面军仍然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共存的。”

基于这种认识,华北日军制定的基本策略是: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之间的摩擦,破坏两者的合作,以导致“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崩溃。另外,采取适当的谋略工作,促使国民党军主动去扑灭共军。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年度“肃正计划”规定:“讨伐的重点在于剿灭共军。为此,要善于利用国共的相互倾轧,在皇军势力暂时不能控制的地区,应默许那些不主动求战的杂牌军的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引导他们占据真空地带以防止共军的侵入。”对于这个计划,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副长平田作了如下说明:“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的讨伐,在杂牌军被消灭后,结果,其地盘往往反被共军占据。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如果在讨伐后,不能立即采取恢复治安措施的地区,而且该地区的匪团对皇军又无求战行动,为防止共军趁虚而入,宁可不对其讨伐,暂时默认该匪团的存在,反而对我有利。”

支持、利用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反共活动,是日本侵略者的谋略之一。事实上,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敌后制造的一系列反共摩擦与军事进攻,大都有日本支持的背景,有些甚至直接与日军秘密勾结,采取联合行动。

不过,日军并没能一以贯之地执行其谋略。据日军战史记载,1943年4月,日本第一军提议:要向晋东南的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发动进攻。对此,日华北方面军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剿共第一,治安肃正应首先讨伐共军。(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的存在并无大害,相反,使其与共军的对立激化,则是上策。在此期间,(日)第三十五师团正在进行招降工作,如能得到进展最为理想。?穴后来,第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率部投降。?雪若过早打击第二十四集团军,则其后出现的空白地带中共势力将很容易渗透。考虑到方面军的意见,第一军修改了作战计划,将八路军与国民党二十四集团军同时定为进攻目标。修正后的计划得到方面军的批准。然而,执行情况却与计划恰恰相反,据日军战史记载:“要在短期内捕捉善于避免正面交战、彻底实行地下战术的共军,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战果”;然而,日军却轻而易举地将国民党第二十四集团军打掉了。“这样,从4月20日以来,连续实行的太行山脉南部的肃正作战,于5月31日结束。敌人损失:遗尸9913具,俘虏15900人,投降者约58000人(以上大部为第二十四集团军,属于共军的为数极少)。”

本来,日军企图利用国共的矛盾,“将讨伐的重点指向共军”;有意保留华北的国民党军队以制约共产党;然而,其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八路军,反而将国民党军消灭了,在客观上使华北敌后成了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对于这种后果,日本侵略者啼笑皆非。其战史这样评论:“追求表面上的武功战果,讨伐易于捕捉的重庆军残部。因此,削弱了阻止中共势力南进的重庆军,反而让共军坐收渔翁之利。”

“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

对其剿灭极为困难”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惟一方向”;他还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战争初期,日军在山西、河北一带初次体验游击战,其战史写道: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其主要手段有下列各点:

1.彻底破坏铁道、道路、水路、通信线路等,阻碍日军后方补给,使之因修理而消耗大量人力和物力。

2.袭击补给部队或小部队。

3.袭击军需品仓库,飞机场、经济要地等。

此种游击行动,在日军的警戒线的间隙出没无常。日军占领的地区与兵力相比过于广阔,不能守备全部地区。因此,只能主要守备政治及战略的要点,后方主要交通线、铁路沿线,并且要在广大范围内讨伐游击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