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年间科举考试里的南北之战，北方人彻底败了，朱元璋暴怒
文/刀背藏身
从唐宋以降，科举考试对于国家人才的选拔、跨阶层的流动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读书人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考试，就能够步入帝国的官僚系统内，掌握到国家的资源，给予乡里或明或暗的支持。因此，科举考试成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备受瞩目的大事，上到中央朝廷、中到地方政府、下到百姓家庭，无不看重科举考试成绩。
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转移到了南方，在科举考试层面，南方也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大了什么样的程度呢？据统计，明朝洪武年间各科进士一共有867人，其中南方人620人，占总数的71%。最为让人震惊的是洪武三十年科考的结果，这次科举选拔进士的榜单中，竟然全部录取的是南方人，将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激化。
南北榜案：南方与北方的教育冲突激化
事情发生在1397年，洪武三十年的春天，二月份经过了会试，录取了52人。三月份廷试后，状元、榜眼、探花分别被福建人、应天府人、浙江人占据，这个榜单所录取的士子全部是南方人，北方人竟然无一人被录取。这是历次科举考试未曾有过的事情，北方的考生被彻底激怒了。联名上书，状告主考官偏袒南方人。其实，南方人在读书科举方面有压倒性的优势也是共识。洪武三十年春天的这个榜单奇怪的并不是进士榜单中，南方人占绝对多数，而是北方没有一个举子成为进士，北方士子在这科的科举考试中彻底输了，颜面扫地。
事情捅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也觉得此事甚为蹊跷，怎么可能录取的进士中没一个是北方人？作为统治天下的皇帝，这样的结果怎么能服众？于是，到了6月份，朱元璋亲自主持策问，三甲分别被授予山东人以及山西人，这次放榜中，录取的61人全都是北方人。
于是，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洪武三十年的这次科考竟然有2张榜单，一张全部为南方人，一张全部为北方人，“南北榜”的对立使得南北地域之间的矛盾空前紧张。
科举取士是国家大事，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儿戏。即使朱元璋能通过行政干预，硬生生给了洪武三十年这科北方考生进士名额，这也不是根本之计。如若统计建文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之间的9榜进士，南方省籍的进士依然高达83.6%，北方生籍进士占11.6%，而西南省份的进士只占4.7%。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这些南方省份，依然在整个王朝的人才选拔上，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明代前三朝状元、会元、榜眼、探花统计表）
如何破解南方对于科考的垄断？
宣德二年（1427），诏令国家科举取士制度发生重大调整，每科录取进士100人，其中，南方人60人，北方人40人，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保证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可能。到了景泰五年，明王朝为了照顾科举力量更薄弱的西南地区，进一步对科举名额对应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划分，南方考区55个名额，包括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布政司；北方考区35个名额，包括顺天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布政司；中部考区10个名额，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布政司及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和州。此后，一直到康熙年间为止，明清两代各地区科举取士的名额比例在维持在55：35：10。这个比例基本与各考区的人口数字相吻合，获得较大认同。于是，全国之间科举竞争变成了各地区内的科举竞争，保证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区，士子通过科举而晋升的可能性。
保证北方士子名额，算不算是另一种的考试不公平呢？
科举考试成绩本是能力的反应，南方人读书考试厉害，理应在科举考试上占据优势，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录取结果，这算什么道理？
对于明王朝来说，科举取士既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需要，也是笼络读书人的需要。“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要通过科举考试来衔接为学与从政两端。如果单纯看考试结果，而致使北方诸省的士子丧失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使得他们不能被笼络进明王朝的官僚系统之内，明王朝就可能丧失掉这一大批北方士子的心。这样的政治代价是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保障北方士子参与王朝政治的机会。
其次，科举取士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古代的应试教育，难免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南方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朱元璋自己就对这些进士不怎么待见“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朱元璋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几年了。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如果科举考试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划定考区来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顾北方考生，也就不失为一种变通。
参考文献：
1、梁姗姗：《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贵州文史丛刊》2014年第3期。
2、张学强，张建伟：《明清会试中的“分区定额”政策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6期。
3、靳润成：《从南北榜到南北卷——试论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
4、《明太祖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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